说“日本人应该更多地考虑中国人的感情”这句话没错，但从现实的角度看，如果中国的反日动态影响了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部分排外、反华的活动家或言论家对整个舆论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将高涨。如果中日双方的民族主义陷入恶性循环，进一步影响舆论，对两国来说都是不幸的。正如1995年村山首相号召的“排除自以为是的民族主义”，“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一样，两国需要从保障中日关系和平共存、长期稳定、共同繁荣的角度出发，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努力构建面向未来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为改善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情感而付出努力。
每当两国之间的历史、主权等纠纷浮到水面上来的时候，激进的民族主义就会把双方的国民感情往利己的、排外的方向煽动，使政府之间冷静处理问???的努力变得困难。
国家之间涉及渔业资源和海底的矿产、能源等的争端，经常成为牵涉东亚地区的主权或领土问题。一旦这些争端爆发，国家关系必然高度紧张起来。东亚各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不把民族主义的高涨当做问题，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狭隘的国民感情冲突正在损害着国家之间的关系，甚至影响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主权或领土纠纷变得日益明显后，通过媒体或网上论坛等平台，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起来，常常陷入“要么赢要么输”的零和博弈心态，政府从国内政治需求出发，就很难在外交上达成妥协。因此，东亚各国需要理性对待充满风险的民族主义。如何防止和抑制关于主权或领土纠纷的潜在对立或紧张“表面化”？万一问题已经“表面化”，如何冷静对待？这些都是东亚各国政府必须理性思考的问题。
外交谈判要通过互相让步、合理分配利益，才能达成共识。而这些共识的取得，往往会招来国内的不满和批判。但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涉及长远的安全与繁荣的国家利益面前，应当顶住国内的压力，坚持追求国家利益。
中日两国政府共同努力结出的果实，就是2008年6月在东海进行合作上达成的协议。中日两国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的过渡期间，以不损害双方的法律立场而进行合作，是以一个现实而明智的方式达成的协议。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把东海变成“和平、合作、友好”之海，关系到两国能否选择双赢的方式，从此抛弃零和博弈的斗争。这个协议从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角度看，确实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经济上的“双赢”
“冷战结束后取得胜利的，不是美国而是日本。”日本似乎确实拥有过被如此评价的经济实力，但日本经历泡沫崩溃后，经济陷入了衰退，国民的自信也随之消失。而其背后，邻国中国迅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在中国无论是形象上还是实质上都日益强大的情况下，日本人感到焦虑或不安也是可以理解的。无论如何，对崛起中的中国的认识，将关系到今后对中日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国民感情以及未来东亚秩序的构想。
中国是具有两张名片的国家。一张正面是：经过改革开放，从世界各国吸收投资的过程中，取得惊人的经济发展成就，变成世界的工厂兼市场的“经济大国”。反面是：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相当于美国的国土面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大国”。
而另一张的正面是：人均GDP依然很低，拥有广袤落后的农村，能源和生态环境等正在恶化的“发展中国家”。反面是：面临腐败、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的国家。
毋庸置疑，两张名片都是属于中国的。不过，日本人对华认识却往往简单地倾向于其中的一方面，结果乐观派与悲观派交锋，胜败难分。很少有人能够从客观和大局的角度认识中国，平衡地分析并评价中国。
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教育和医疗的普及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绵长的海岸线，成为与有活力国家联系的纽带。只要政治稳定、政策正确，中国经济一定能够取得长足发展，因为它确实拥有发展的条件。1978年以来，中国重视政治的稳定，推进经济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结果取得了高水平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正在牵引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一点都不奇怪。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否意味着近邻的贫困化或某种“零和博弈”？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经济的出口产业，大部分由附加价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完成。对于以技术集约型企业占有产业核心位置的日本来说，中国不是威胁，相反日本和中国的经济是互补性的。
图4-2是在制造业领域，通过产品附加价值的大小来反映中日之间竞争—互补关系的示意图。
图4-2 中日间的竞争--互补关系
“山”的大小表示中日各自的出口规模，越靠近右边，高科技的含量就越高。两条波浪线重叠的部分表示竞争关系，如果这部分很小，就意味着互补关系比竞争关系更大。此图显示，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关系是互补型的。中国至今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进口国，但中国的对日出口增加并不造成威胁，在两国处于互补型关系的情况下，中方的出口量增加将促进日方在工业机械、零部件、原材料等领域的对华出口。
另外，即使是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也有复杂的背景。第一，在华日本企业或合并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少；第二，使用日本或第三国【例如东盟各国】生产的零部件的制造很多；第三，考虑到日本企业倾向于研究开发、海外市场开拓、品牌战略、后续服务等附加价值高的知识、信息集约型的业务，这意味着两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就更小了。
当然，日本通过技术革新和价值创造，必须坚持不懈地把波浪线往右推动下去，否则两条波浪线之间重叠的部分将不断增加，两国经济互补关系也将逐步变成竞争关系。
表示第三点的是图4-3，大家把它戏称为“笑容弧”【smile curve】。
“笑容弧”关注同一个产品制造过程的附加价值的差异性。伴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在制造业领域，大部分大企业都根据比较优势与企业战略，展开企业间业务分工。例如，把装配业务委托给劳动力成本低的中国，日本则专门负责技术、信息、服务的业务，类似的合理分工应该是典型的。
在这样的关系下，中日之间的贸易额伴随着中国的发展而迅速扩大，特别是1999年以后，最高贸易额的纪录每年都被突破。到2004年，日本对中国【含香港地区】的贸易额超过对美国的贸易额。2007年，中国【不含香港地区】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图 4-3 中日产品制造过程中附加价值比较的“笑容弧”
今天，中国作为巨大的市场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下去，将来其市场规模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产生了1亿人以上的中产阶级，巨大而潜在的市场正在逐渐浮出水面。而日本经济确确实实是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得很大利润的。毋庸置疑，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来说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中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一直奉行引进外资的政策，其发展或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海外直接投资的。在这个意义上，许多跨国企业支撑着它，它也促进包括日本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的利益。
中国正在实现持续的、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但经济过热也导致了电力等能源、原材料供应不足以及价格高涨，通货膨胀的压力趋于加大。另外，除非能把资源、生产的效率提高3～4倍，否则环境的恶化将使这样的经济增长水平无法持续下去。为了实现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不可或缺的资源、能源的节约，减轻对环境的负担，中国与在节约、节能、环保、食品安全等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经验和技术的国家--日本的合作日益重要。我认为，中日之间新的合作框架正在扩大。中日高层加强经济对话，将会对中国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起到重要作用。
今天是跨国经济、全球化经济的时代。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此潮流下日益激烈，看来在经济领域，我们把中国国家理解为“威胁”已经不合时宜。对于有责任引领日本经济的日本企业来说，其竞争对手不是中国这一国家，而是中国企业或在中国展开商业活动的其他跨国企业。客观地讲，中国开放的巨大的“市场”，给日本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商业机遇，同时形成了中日相互依存的双赢关系。
中日合作
今天，中国和日本相互视对方为繁荣中的强国，在东亚地区，如此“两强”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不过，在冷战后国际社会结构的变化中，两国都对对方的未来有些敏感，甚至对看不到的影子感到恐惧。“中国威胁论”、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恰好体现出这些敏感和恐惧。中国崛起的“快速”和日本停滞的“漫长”使两国的心理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中国是拥有辽阔领土和众多人口的国家。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也正在构建着足以维持或变革既有的秩序，甚至构筑新秩序的意志和能力。有人指出，植根于长达105年屈辱历史中的“受害者心态”，虽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依然存在，但经过最近30年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功，人们也正在逐渐培养或展现“大国心态”。
20世纪的中国虽然同样拥有众多人口和日本25倍以上的国土，但它却是一个“发展滞后的东方大国”。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变了。中国正在作为“经济大国”走向崛起的路，增强综合国力，提升政治、军事、经济影响力。日本如何与崛起中的中国打交道？中国是朋友还是对手？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地说，动动嘴就能解决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经济上也在恢复权力，走向世界大国路线的中国，与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依然拥有东亚最大经济实力【占东亚GNP的一半】的??本能否构建稳定的合作关系，将左右亚洲的和平与繁荣。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为实现这一目标，中日两国需要不断摸索，增进共同利益--构建双赢模式的战略互惠关系。
不言而喻，中国和日本有着悠久的交流历史。在历史上，日本曾经从中国吸取了大量的文化和技术，和平共处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在近代，中日经历了不幸的历史，但经过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友好时代。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大转变，日本决定从1979年开始全面支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至今，日本已经向中国提供了大概3.6万亿日元的ODA。ODA通过支援中国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建设性的成员，这一项目确实保持着中日合作关系最大的原动力的地位。不过，回过头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不少人不知道日本的支援，一提到日本或日本人就想起过去的战争，抱着厌日和反日的情绪。
在日本，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的“中国热”和在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潮流下日益提升的“亲华感”，在1989年之后一下子变冷，在围绕历史等问题的对立，厌华、反华情绪逐渐蔓延。此外，以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所经历的经济低迷和中国惊人的经济发展为背景，“中国威胁论”开始抬头。然而，随后在中国市场开放与扩大的过程中，“中国特需”等词汇也开始产生，经过贸易、投资关系的扩大，对日本来说中国成为与美国同等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
由此可见，日本人的对华情绪，在实现邦交正常化后的仅仅30年中就发生了几次深刻的变化，日本人的对华印象也往往是在波动中，经历了不稳定的过程。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控制中日两国之间的“厌日”和“厌华”情绪，尽量营造能够让国民带着冷静的头脑参与讨论的环境。只有两国国民不被暂时的情绪所左右，建立切实可行的中日关系，两国的交流才符合双方共同的国家利益，也有助于促进亚洲的和平与繁荣。
就中国领导层而言，为了尽可能持续地落实国家的核心利益--经济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与周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只要中国在以贸易、投资为代表性途径的“开放”经济下追求经济发展，就必然认识到与日本等东亚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只能升温，而不能降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将重视并推进稳定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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