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公共事件期待“独立调查”

　　对于重大公共事件，除政府有关部门调查外，还应建立和完善社会独立调查机制，以便能给公众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调查结论。

　　直至记者2010年2月1日发稿时，公众对昆明新机场引桥坍塌事故最终的调查结论，还处在心绪复杂的等待和猜测中……

　　2010年1月3日下午2点20分左右，大多数人还沉浸在假期最后的欢乐中，云南建工集团市政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昆明新机场一段引桥，在施工中突然坍塌，造成7人死亡、8人重伤、26人轻伤。

　　惨剧发生后，云南建工集团相关负责人对媒体表示，目前云南建工集团总公司正组织相关人员、部门进行事故原因分析，并称：“不排除有天气原因，比如刮风引起。”这一表态引来了公众的强烈质疑，被指有推卸责任的意图。

　　记者调查发现，以往不少类似昆明新机场引桥坍塌这样的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当事方的第一反应多是欲盖弥彰、推卸责任，加上事件调查机制存在明显弊端，从而导致公众对调查结论疑虑重重。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对于一些重大公共事件，除政府部门调查外，还应建立和完善社会独立调查机制，以便给公众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调查结论。可由相应级别的权力机关，避开与事件有利害关系的单位，指定各界专业人士组成独立调查组，并授予行使事件调查权，最终形成调查报告。

　　“利益共同体”的合谋调查？

　　近年来，我国发生不少重大公共事件，比如矿难、倒楼、塌桥、车祸、意外死亡，等等，这些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很高的关注度，此时公众总能看到有关部门“全力追查”“严惩不贷”之类的表态，但记者从以往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分析发现，有些经过有关部门调查公布真相后，打消了公众的疑虑，可也有不少调查结论公众并不买账，甚至质疑声一浪高过一浪。比如周老虎事件、石首6.17重大群体性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官员买别墅事件，等等。

　　在这些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如果相关责任人第一反应是隐瞒真相，造成的结果是，不但让事件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且给谣言满天飞创造滋生的土壤。

　　更为糟糕的是，每当事件调查结论遭到社会舆论质疑时，一般都会有更高层介入或调查组重新调查，但其调查结论往往与原先的结论出入较大，并趋同于公众的猜测。越是这样，公众的疑虑反而更重。

　　针对这样的现象，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公众不轻易信任调查结论，原因很复杂，主要是调查程序和方式无法让人信服，而以前的某些类似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公共事件调查结论的信心。

　　据知情人士透露，以往上级主管部门派下去的调查组，有不少能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客观深入调查，但也有些上级出于“护犊”心态，从“家丑不外扬”的角度考虑，往往调查组还没到事发地，对外界的口径却早已统一。

　　多位受访专家还认为，目前我国的公共事件调查机制，还缺乏一整套求得真相的具体程序，包括调查人的主体资格、调查程序的公开透明，等等。因此，其公布的真相以及处理结果，必定会最大程度地遭受公众质疑。

　　“对于公共事件的调查，其本身的公正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事件的调查程序有着必然的联系，并决定着公共事件结论的公信度。”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在目前的调查程序中，有些缺乏必要的利益回避机制，这不仅给事件调查的公正性留下了隐患，并且在社会上也缺乏足够服人的公信度。”

　　“以前有些重大公共事件的调查结论，经过时间的检验和证明，完全是客观、公正与合理的，但公众当初对调查结论还是不信任。”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其实原因很简单，除了调查程序出问题外，也间接地折射出整个社会道德诚信体系所出现的严重缺失。”

　　值得称道的有益尝试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受访专家多次提到贵州瓮安6.28事件和湖北石首6.17群体性事件。他们普遍认为，这些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处置不力外，主要是未能及时向公众提供令人信服的调查结论。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凸显期，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重大公共事件处理不好，不但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还会引发成为刑事案件，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个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多位受访专家建议，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意识日趋强烈，如何在政府调查的基础上，针对重大社会公共事件构建独立的调查制度，其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面对重大公共事件，除了传统的政府部门内部清查外，可进行独立调查制度的试水。”李成言建议，“在一些争议事件中，独立调查能够更好地摆脱各种利益掣肘，更专业、更客观地探究事实的真相，扩大了公众的知情权，强化了监督力度，并与政府调查形成相互制约又共同促进的双赢效果。”

　　据专家介绍，独立调查制度在国外源远流长。在很多国家，凡有轰动全国的重大公共事件，不仅是媒体，就是一些社会团体，也会在政府之外展开独立调查，并及时公布自己的调查结论。这些社会化的结论，对官方而言也是一种极大的压力——除了尽快公布真相，其他无路可走。可以这么说，权利对权力的制衡，在这种无形的交锋中得以实现。

　　“针对重大公共事件构建独立调查制度，目的在于还事件以客观的真相，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有利于弥合社会分歧、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重大公共事件真相调查，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而独立调查还可为法院的公正判决提供真实、有力的证据。”

　　据了解，对重大公共事件构建独立的调查制度，我国有些地方已经作出积极的探索。比如“躲猫猫”事件中，云南省相关部门邀请政法界人士、媒体记者代表和网友代表参与调查，虽未能完全揭开事件真相，但这起由官方组织民间人士进行的独立调查，却极具破冰意义。

　　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案中，浦东区政府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还有中央、地方的媒体记者参加的独立调查组，迅速还原了事件真相，让“钓鱼”事实浮出水面，平息了事态的恶性发展。

　　另外，在南京“徐宝宝”事件中，独立调查组的效率之高，与浦东新区政府的独立调查组相比，更是值得称道，仅用一天就发现了真相，这些也为今后我国构建可能的独立调查制度，从实践层面提供了宝贵经验。

　　“独立调查”期待体制突破

　　目前，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对重大公共事件是否应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独立调查，尚无明确规定。

　　“独立调查行动可由具有专业素养的人员有计划、有组织地独立完成，调查与收集材料，不受任何权力或利益因素的控制与干扰。”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可由相应级别的人大避开与事件有利害关系的各单位，从社会各界中选择权威专业人士组成独立调查组，并授予调查权，及时将调查信息公之于众，以防止公权力暗箱操作。”

　　“独立调查组的人员，可从中央或其他省市，调集相关的公安、纪检、检察等方面人士，同时让媒体记者，以及具备有一定社会公信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公民代表联合组成，然后委任其中一位作为首席调查官。”杜立元还建议，“在事件调查过程中，事件的利害方不再具备对事件的阐释权和发布权，他们能做的，就是配合独立调查组的调查，进行举证，辩护，等等。”

　　受访专家认为，虽然独立调查顺应民意，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并无法律依据。要解决根本问题，还要寄希望于人大启动监督程序，这样不但能降低政府公信力的损失，也可强化人大作为立法监督机关的权威，同时让独立调查有法可依。因为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人大具有重大事件的监督权。

　　“独立都是相对的，每个人在事件中，由于自己的立场不同，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的利益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中。”胡仙芝认为，“所以在挑选独立调查组人员时，对一些主要的责任者的关键联系人员要进行回避。此外，独立调查组的组成人员需要有一定的代表性，既要代表专业的客观性，又要代表社会各界的声音，尤其要更加重视挑选普通群众利益以及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为提高独立调查结论的公信力奠定基础。”

　　在采访过程中，多位受访者还特别提醒，成立独立调查组是为了使调查结论能够更加逼近事件真相，但如果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也不排除独立调查组会受事件利害方的影响，从而导致调查结论有失公正。

　　针对受访者的上述担忧，胡仙芝建议：“独立调查制度要加强自身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建设，尤其是要对自身的调查行为进行纪律规约，制定一些行业规程和禁忌，使调查行为得以顺利开展。除了要坚持独立调查的中立客观的立场外，在调查过程中要保证调查活动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指使和利益影响，调查人员不接受利益相关方的经济资助，不接受可能影响结论的吃请以及其他活动等，使独立调查结论真正做到客观，从而让社会公众信服。”

　　“在诚信严重缺失的情况下，要从加强教育和法律规范上入手，进而使诚信机制建立起来。”齐善鸿认为，“专门组织起来的调查组未必就不会受到影响，这种临时性的项目制的组织，责任感也未必就一定会很强。调查机构的专业性、独立性、代表性、法律性和长效性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探索。”

　　同时，齐善鸿还建议：“在没有一个清晰的法律体制安排的情况下，尤其要让参加独立调查组的人员明白，如果对调查结论造假，不但违背道德诚信，而且违法，从增强他们的自律意识。避免出现这样的现象：自己做旁观者时，常常批评别人不诚信；等到自己成为责任者时，自己却又成为不诚信的主体。诚信社会的建设，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每个人只有在自己的主导行动上始终坚守诚信的信念时，一个社会的诚信体系才可能建设起来。”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正义是有配方的，这个配方，就是程序。只有政府、公众、新闻媒体以及相关利益团体，在透明的博弈中形成良性互动，重大公共事件的调查结论，才可能更加逼近事件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