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肯定性行动计划” (3)

　　70年代以来，肯定性行动是否导致了“反向歧视”的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是肯定性行动自出台以来遇到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所谓“反向歧视”，是指从歧视黑人变成了歧视白人。

　　1974年，白人学生马科·德弗尼斯在其入学分数比所有进入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黑人学生都要高的情况下，被校方拒绝了入学申请。他认为，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为能使黑人入学而降低学校的遴选标准，构成了对其他合格白人的“反向歧视”，并以此为由控告华盛顿大学。1978年和1979年，白人学生艾伦·巴基和白人工人代表韦伯以同样的理由分别指控加利福利亚大学戴维斯医学院和凯泽船厂。在这三个著名的“反向歧视”案例中，原告的理由，即“反向歧视”都基于如下假设：1964年民权法案旨在将精英教育原则<5>包括在有资格受到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平等保护的个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当中<6>。但这种假设难以成立，因为：

　　第一，在“反向歧视”论出现以前，对美国宪法和法律具有最后解释权的最高法院曾在多次裁决中申明，“宪法不创制权利，只是保护之”。但最高法院在审查上述德弗尼斯和巴基两案时严重背离了这一原则：最高法院由七位大法官组成的委员会认为德弗尼斯和巴基依据其入学考试成绩(而不是州的法律、法令或规定)而防震有入学权利，故裁定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医学院分别录取二人，理由是他们的入学成绩高于其他申请入学的白人学生。这也是“反向歧视”论引起众多争议的根源之一。

　　第二，在德弗尼斯和巴基两案中，二名白人学生宣称，肯定性行动计划剥夺了他们各自进入法学院和医学院这样的职业学校的权利，因为这些机构以种族而非精英教育原则(即考试成绩的优劣——作者)为依据选择了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成员。但是，肯定性行动计划仅仅是一种保证少数民族集团的某些成员，主要是黑人获得公平的利益份额的补偿性计划，或者说是一种为使少数民族成员获取利益清除障碍的保障机制，其目的并非要限制和剥夺整个白人种族依法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实际上，入选进入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医学院的所有申请人中，白人学生的比例达到85%。

　　第三，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根据州法制定的法律、规定或协议明确规定以精英统治原则作为录取申请人的唯一标准。肯定性行动计划也并未据此剥夺申请人接受教育的自由，也就是说，精英教育原则不在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所规定的受到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和自由的范围之内。所以，它不能从宪法上赋予个人受到保护的权利，也因此不能在反向歧视案件中引用平等保护条款。事实上，当德弗尼斯提出“反向歧视”诉讼时，他至少已被其他四所法学院录取，而当此案到了最高法院时，他已经是法学院三年级的学生了。巴基在被戴维斯医学院拒绝后，又申请了几所大学(包括其母校)，均遭拒绝，而其理由并非由于种族原因或存在肯定性行动计划，而是其自身的原因所致。

　　上述分析表明：从法律上讲，精英教育原则不能作为提出“反向歧视”论的基础。它没有列于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的权利和自由当中。因此，肯定性行动没有歧视白人个人，因为它没有剥夺其任何依据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有资格受到保护的权利；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大学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并未构成对白人学生的“反向歧视”。“反向歧视论”不能成立。

　　但在德弗尼斯和巴基两案中，虽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也认为他们的“反向歧视”理由不能成立，但仍裁决两名白人学生胜诉，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医学院的入学配额制遭到否定。这对黑人的未来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反向歧视”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种司法审查的双重标准。基本合格的白人由此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政府手段向年月有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公司和机构的管理权提出挑战。这种审查标准的政策反弹之一是个体白人有可能否认或妨碍黑人在将来利用广泛的就业和受教育机会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如果雇主雇佣了其他资格较低的白人时：“反向歧视”论便失去了意义。因此，这种司法审查的双重标准鼓励个体白人随心所欲地指控肯定性行动计划，从中谋取私利。

　　在最高法院裁决加州大学的肯定性行动计划构成了对白人的“反向歧视”之后不久，大量“反向歧视”诉讼案纷至沓来。在最高法院裁决“韦伯案”之前，虽然许多以“反向歧视”为由的案件遭到否定，但法院仍在一大批案件中裁决违反了平等保护条款。1979年，凯泽工厂的白人工人代表韦伯认为该厂的自愿性肯定性行动协议选择资历不及他们的黑人进行业务培训构成了对白人的“反向歧视”，并以此为由提起诉讼。但最高法院这次裁决凯泽工厂的肯定性行动协议符合宪法，该计划并没有因妨碍整个白人种族的广泛的就业机会而侵害了白人的权利。韦伯案之后，“反向歧视”案迅速减少了。

　　其次，“反向歧视”论不仅给韦伯限制凯泽工厂的黑人工人取得技术进步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为整个美国的黑人利用广泛的就业机会设置了重重障碍，并将黑人的基本人权置于白人的友好态度而非法律原则的基础之上。许多年来，众多公司或就业机构对于自己该在肯定性行动中扮演什么角色没有明确的认识。这种状况的存在无疑不利于推行肯定性行动计划，也就不利于黑人状况的改善。

　　再次，政府机构与黑人社区间的信任感是保障黑人与白人平等地享有签约、获取有用的知识、就业和追求幸福这些基本民权的基础，但在精英教育原则下，个体白人能够凭籍其相对于黑人在就业和教育上的先天优势、利用政府手段限制或剥夺黑人就业和受教育的自由和权利，并有可能凌驾于整个黑人社区之上，为所欲为，致使黑人的正常社会生活受到严重冲击，黑人社区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改善停滞不前。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状况的出现使政府机构在黑人社区的威信大打折扣，广大黑人对政府改善其经济状况的诚意产生怀疑，黑白关系紧张在所难免。

　　总之，美国最高法院依据精英教育原则作出的“反向歧视”裁决对于黑人的未来发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它使黑人的基本人权和民权得不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反向歧视”论剥夺了黑人的依法应享有的美国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公平份额，使黑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道路变得更加曲折和艰难。

　　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黑人在法律层面和一定程度的实践层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黑人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约翰逊总统于1964、1965和1968年先后签署了《民权法案》、《选举权法案》和《1968年民权法案》等三个民权法案，禁止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明确保障黑人和白人一样享有旅馆、饭店、娱乐场所等公共设施的平等使用权，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保护黑人的选举权；开放住房，禁止在住房方面实行种族隔离。这些法案的相继通过从法律上彻底摧毁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社会中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对清除美国人们心中的种族歧视尘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黑人在民权运动过程中和之后所取得的进步表现在各个方面。最显著的是黑人的政治地位有了改善，参政人数明显增加。黑人获得实际的选举权后，参政热情迅速提高，担任公职的人数不断增加。美国黑人官员1963年时不足100人，1970年为1479人，1980年为4963人。1990年时，美国有314黑人担任市长，如纽约、费城、巴尔的摩、新奥尔良、亚特兰大、克利夫兰、纽黑文、洛杉矶、底特律等都是黑人担任市长。黑人还首次成为弗吉尼亚州的州长。这在以往简直之无法想象的事情。另外，美国历史上还出现了首位黑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鲍威尔将军)、首位黑人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有四位黑人部长，这也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在1992年的国会换届选举中，有38名黑人当选国会众议员。黑人罗纳德·布朗还担任过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一职。这也是黑人所取得的创历史纪录的重大胜利。

　　美国黑人参加政治活动，不仅提高了自身的政治地位，而且对美国政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对内政策上，黑人利用自己手中的选举权迫使国会和政府照顾黑人的利益；在对外政策是上，黑人选民迫使美国政府在1978年开始对罗德西亚(即现在的津巴布韦)实行种族歧视实行制裁；在1987年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同时还督促美国政府增加对非洲的经济援助。

　　在经济方面，黑人的就业环境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就业范围也有所扩大，并逐渐形成了人数达100万的中产阶级阶层。约有1\/3的黑人家庭年收入超过3.5万美元。黑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比此前都有了较明显的提高。

　　在文化教育领域，民权运动基本上摧毁了教育体制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广大黑人青少年有了更多的上学和深造的机会。黑人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显著增加，如攻读学位的大学生人数从1960年的22.7万人上升到1981年的108万人，稍低于黑人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在观念层面，种族平等开始逐渐深入人心，种族歧视的气氛大为弱化。这都有助于美国黑人更真实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生活当中去，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虽然这个过程还是很缓慢，但是，毕竟历史的车轮在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