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领导干部修身养性之道(3)

　　自治州开始推行“双两大”地膜玉米新技术。这是一项弯着腰，在田中豆腐块大小方格周围摆两株苗的累活，郑培民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他带着机关干部下地，自己弯着腰在田里干活，给农民演示。1992年春，在田里示范劳作了几天的州委书记郑培民，一脚踩空，仰面摔下了三米多高的田坎，摔成了脑震荡。

　　书记的行动也是推行农业新技术的“科教示范”，从这一年起，全州的粮食开始自给。

　　学理工出身，又来自工业较发达的湘潭市，郑培民无疑比其他人更具有现代化的工业理念，他看到的是湘西州未来10年后的发展前景。这个前景，又可能是当地干部群众在短期内不能理解的，这是考验郑培民耐心的过程。他用手比划过一个雁阵给干部们看：“大雁飞在天上，要有一个班长，就是领头雁。这个领头雁啊，不能飞得太快，脱离开雁阵，就起不到头雁的作用了;可也不能飞得太慢，混在雁阵里，就失去了头雁的作用。”

　　湘西州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小水电，为自治州的发展起步奠定了基础。然而，小水电受着季节的制约，也制约着湘西的进一步发展。但在当时的观念和体制下，放弃了小水电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地方和一些部门的利益，因而阻力重重。郑培民这时起了“头雁”的作用，果断决策：引进大电网。

　　湘西州当时的湘泉酒厂，只是一个年上缴利税200多万元的小酒厂。郑培民在前任扩建湘泉酒厂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支持了这个酒厂的三期扩建。如今，壮大起来的湘泉酒厂已成为上市公司，自治州干部的工资，三元钱中就有两元来自这个公司上缴的利税。

　　现在看来，郑培民十几年前在湘西做的，虽然没有把政绩摆在自治州首府的街面上，但却是为即将起飞的湘西州养壮身子骨，丰满羽翼而练的内功。这种打底子的事情，不太显山露水，但却是那种要咬紧牙关努力的沉重活计。

　　叭仁是个为水发愁的村庄。滴水贵如油，接济不上的时候，村民之间宁愿出借粮食，却不愿让邻居拎走一桶水。郑培民去调查后，政府为村子通了水，拉了电。村民们再不用走上16里路，拎着重重的木桶，吃力地到山沟里去提水了。

　　两年多时间，郑培民跑遍了全州218个乡镇，住过30多个乡镇。这只是一个粗略到乡镇，尚不包括村寨的统计。除去在省里州里开会、办公需要的时间，在“开门见山”的湘西，这是一个没有喘息之机的数字。

　　妻子去湘西看他，一进屋，地上扔的是一双沾满泥巴的胶鞋，唯一一套出国时置办的西装，在柜子里已被虫子蛀满了洞。郑培民拦住要帮他刷鞋的妻子：天天都要穿，一出门，还是要粘泥的……

　　形象是干出来的。在湘西州委的选举中，郑培民全票当选州委委员，全票当选州委常委，全票当选州委书记。有的干部誉称他是“三个百分之百”，郑培民当即纠正说：“只有一个百分之百，那就是全州人民对共产党百分之百的信任和感情!”火禾公路，这条在凤凰县地图上细得像根线的乡级公路，在火炉坪乡500多户群众的心中，大得像一片天。

　　修这条公路时，郑培民已经调到了省委，火炉坪乡依然是他的联系点。他领着技术人员，吃着缓解心脏病的药，晃晃悠悠地攀上悬崖峭壁去勘察。为这条路，郑培民十分少见地向自治州一个熟识的干部发了火：“你敢糊弄我?公路的配套资金为什么不到位?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十几公里的火禾公路打通了，是全州标准最高的乡级公路。山外的小贩开着车，直接停到山里人的门外，把一筐筐的猕猴桃搬上了车;高兴的苗族村民守着家门口卖西瓜，卖掉一个，就在西瓜上拍一下：“这是郑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火炉坪乡的苗族群众坚持要把剪彩的光荣留给郑培民，哪怕是为了将就郑培民繁忙的工作，把公路正式通车的日子一推再推。他们去年7月就写好了大红的标语，等着郑培民亲手把它们展开。他们想，郑书记虽然听不懂苗语，但是，老百姓欢天喜地的表情，他看得懂啊!

　　真情

　　在湖南，常常会听到人说：“培民书记是我的好朋友。培民书记像我的好兄长。”

　　说这话的人大都是普通百姓。该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和多么平等的关系，才能让他们自信地将一个省委副书记称为自己的朋友?

　　曾令超，一位司法干部，在一次维护社会治安的事件中受伤，双目失明，后来从事文学创作。他听说了兼任省残联名誉主席郑培民的名字，写信去希望得到郑培民的题词。

　　犟犟的老曾打定主意只写一封信：如果郑培民不回信，那我也犯不上巴结他，管他是多大的官!

　　回信来了，曾家的电话也响了。

　　半个多小时的电话里，郑培民详细询问了曾令超的各种情况。他怕在纸框子里摸索着记录的曾令超不方便，把自己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重复了三四遍。

　　最后，郑培民一定要等到曾令超放下电话后，自己才挂电话。老曾实在受不了这等“待遇”，坚持让郑书记先放电话，推来推去，还是老曾拗不过书记。以后，在他俩的交往中，这已成为习惯，也成了默契：每次，郑培民都要听到电话那边“咔嗒”一声，自己才轻轻挂上电话。见了面，郑培民一把抱住了什么都看不见的曾令超：“你摸摸我，咱俩高矮胖瘦差不多!”他又摸摸曾令超脸上的伤疤：“阴天下雨会疼吗?”

　　热茶倒好，先放在一边。等到不烫了，郑培民才端到老曾手上，“现在可以喝了。”

　　湖南桃源县漳江镇有个川湘饭庄。说是饭庄，其实就是个灰头土脸的路边小店，小到只有两张桌子，走在路上一眨巴眼就可以略过它。郑培民偏偏与这家饭店的老板李德胜成了朋友。

　　李德胜身有残疾，虽为“老板”，日子仍显艰难。每次往来湘西州与长沙，只要是坐汽车，郑培民一行人准会到李老板的鸡毛小店吃饭。每次，郑培民都要从包包里扯出一条特意带来的香烟：“给，拿着抽!”李老板也有礼物回赠：自家渍的酸萝卜泡菜。

　　就是当上了省里的领导，只要路过，郑培民的笑脸还是不改，照样交钱吃饭。其实，李德胜的小饭馆所处的位置并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饭菜手艺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郑培民的秘书、司机都明白，培民书记用这种办法既可了解民情，又不给当地政府添麻烦，也照顾了李德胜一家的生计。可郑培民却又从不说破，他顾及的，是残疾人既要养家糊口，又不轻易受人施舍的尊严。

　　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这句话出自郑培民的心。即使当了大干部，郑培民还是像一棵永远不会离开大地的大树，枝蔓扬得越高，根往泥土里扎得越深，他的根系牢牢地扎在“人民”二字上。

　　凡是群众写给他的信，郑培民总是坚持自己拆看。下农村，郑培民要到农民家去，掀开锅盖，瞧瞧吃的什么饭;看看猪圈牛栏的家畜，撩开蚊帐摸摸农民床上的被褥。郑书记还爱在农民家吃饭，筷子直奔油辣的农家菜，粗糙的饭食也嚼得津津有味。有时，他还会宿在农家。这个住宿的人家他会留意选一下。在湘西州永顺县高坪乡雨龙村，他每次去那儿，都住在一户孤寡老人家。郑培民心里明白，农村的孤老，没有子女照顾，精神上孤寂，有时也难免被不懂事的乡邻欺负，他要用自己的行动，为孤寡老人带来精神上的支持和尊重。

　　郑培民是个心细的人。他回湘西，有两件事必须做——陪老同志吃一顿饭，打一次扑克;他下乡，在乡镇和农民家吃饭，一定会把饭钱交上——“老百姓生活得不容易!”

　　一次，走进火炉坪村，郑培民发现一位老人在远处招手，村干部向他解释，这是村里的五保户，80多岁了，没见过省里的大干部，想把你看得清楚一些。

　　“那好，我和老人照张像，让老人家看个够!”郑培民笑着走了过去。

　　一天晚上，工作结束得早，郑培民兴致颇高，“走啊，咱们也去尝尝夜宵!”

　　趁司机停车，郑培民站在夜宵店门口，与摆槟榔摊的小贩聊起来。小贩告诉他，自己是下岗职工，父亲得了癌症，一天摆摊下来赚的钱刚刚可以供一家人糊口。

　　郑培民心里难受极了。他转身离开，“你看人家生活得多艰难!这夜宵怎么吃得下去!”

　　对郑培民来说，他与普通的百姓，压根是长在一起的，他的心为他们而快乐，为他们而疼痛。

　　砥柱

　　1998年，惊涛骇浪挑战常德。

　　湖南常德市安乡县，身受长江和澧水、沅水三大水系夹击，临洪大堤长达400公里，是历史悠久的“洪水走廊”。

　　1998年7月24日晚，安乡县安造垸溃垸。这个院子里，有县城和5个乡镇、一个农场，共18万人，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口和财产，集中在安乡县城。如果县城不保，那么汹涌而来的洪水可以一直淹到三楼。当时的安乡县城，电力中断，一片漆黑，老百姓几乎都搬空了，就是没有离开家园的人，也搬到了相对安全的顶楼上。

　　正当人们惶惶不安，没有主心骨的时候，郑培民来了。他不是象征性地点个卯就走，而是安营扎寨，住进了黑洞洞的县委招待所。“指挥抗洪的省委副书记和百姓一起住进了‘水围子’”。消息不胫而走，人们悬着的心，咕咚一声落了地。

　　身为省委领导的郑培民十分清楚这个时候冲上前线、指挥抗洪的分量。他多年来对水利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对战胜洪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