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4)

　　“文革”初期的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斗“走资派”、“夺权”上，无暇顾及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先生。此后，虽然有的文章也提到批孔，甚至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成是宣扬孔孟之道的“黑修养”而加以批判，但批孔并未成气候。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自我爆炸，“折戟沉沙”于异国荒漠之中。从事后查获的材料看，林彪一伙竭力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反革命的精神武器，林彪甚至手书孔子“克己复礼”一语，挂在卧室中。毛泽东据此认为，林彪与国民党一样是尊儒反法的。所以决定在“批林”的同时“批孔”。

　　急于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江青在一次“批孔”会上的讲话中大肆宣扬：1973年5月，她去看毛主席，见毛主席那里放着大字本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毛主席说，我目的是为了批判用。毛主席还给她念了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崇孔，而且是反法的。

　　8月3日，毛泽东读了杨荣国《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后，批示“杨文颇好”。

　　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而儒家呢？他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毛泽东还让江青记下了他写的一首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云：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诗在“批孔”运动中广为流传。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这一个材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搞的。两校大批判组从林彪一伙的笔记、手书题词、摘录的卡片及公开的言论中选摘出涉及孔孟或类似孔孟语言的材料，并与孔孟之道相对照。毛泽东意在通过这个材料，通过“批孔”，进一步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思想根源、极右实质以及批判社会上存在的所谓“右倾思潮”，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后，全国立即出现了“批林批孔”的高潮。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孔”运动，被野心勃勃的江青所利用，她影射此时身患重症的周恩来为“现代大儒”，试图把批判的锋芒引向周恩来，但被毛泽东所制止。

　　“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要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从理论上讲，这并没有错。因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旧的习惯势力还广泛存在着。但他没有具体地去研究究竟孔子的哪些影响阻碍现代中国的进步。他激烈批孔，可是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身上就有孔子的某些消极影响，如欣赏个人崇拜、家长制，过分夸大道德精神的作用，等等。并且，他只看到孔子对现代的消极一面，没有注意到孔子对现代中国也存在积极的一面。这显然也是一种片面性。

　　总而言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全盘否定孔子。当然，这并不能代表他一生对孔夫子的态度。

　　《孟子》的“民为贵”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在“六年私塾”生活中，对四书之一的《孟子》自然是熟读成诵的。

　　少年毛泽东一段“对对子”的佳话，就涉及到《孟子》里面的内容。

　　1903年的夏天，正在私塾读书的毛泽东，见户外天朗气清，趁塾师不在，便与同学们一起到附近的池塘里游泳去了。

　　塾师回来后恼怒地说：“孺子不可教也！”他想了一个责罚的新办法——对对子。他出了上联：“濯足”，学生们都在思索，才思敏捷的毛泽东却对出来了：“修身”。塾师很满意，就免了一场责罚。

　　1957年11月，毛裕新（毛泽东私塾同学）到北京对毛泽东回忆起这段趣事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对了，‘濯足’对‘修身’。这个‘濯足’，就是洗脚。《孟子·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辞·渔父》中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讲：‘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以‘濯足’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可以‘修身’，可以锻炼身体，又提高修养，先生当然不责怪我们，拿我们没有办法了。”

　　成年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对于孟子，和对待孔子一样，也是批判的基础上，肯定其合理、进步、积极的一面。他曾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批示说：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孟子是孔子以后儒家一大派，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因此被称为“亚圣”，意即仅次于孔子的“圣人”。

　　孟子名轲。大概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死于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活到八十多岁。他是邹国人，出生于今天山东邹县东南郊。相传他幼小时死了父亲，他母亲为着教育他，有“三迁”和“断机”的事。

　　孟子出生时，距离孔丘的死将近一百年，不但看不见孔丘的学生，连孔丘的孙子子思，曾孙子上都赶不上。孟子所从师的可能是一位不著名的儒者，因此他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孟子学成以后，便出游齐、魏、滕等国，向当时诸侯讲“仁义”，讲统一天下的方法，讲治国的政策。可是当时诸侯只是表面尊敬他，心里却认为他的那一套“迂阔”，不切合实际。孟子七十多岁时，不再出外游说，和他的学生万章、公孙丑等著述《孟子》七篇。

　　《孟子》是记述孟轲言行以及他和当时人或门弟子相互问答的书。

　　《孟子》七篇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后汉赵岐作《孟子章句》，把每篇分为上、下，则七篇共十四卷。

　　《孟子》和《论语》有很多相同处。如，《孟子》各篇，没有有意义的题目，像《墨子》“尚贤”、“非攻”，《庄子》“逍遥游”、“齐物论”之类，只是摄取篇首二三个字为篇题。这一点和《论语》完全相同。再如，《孟子》每篇之中有若干章，章和章之间没有什么逻辑联系，各自为章，也和《论语》完全相同。又如，《论语·尧曰》篇记载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话，最后又述孔子的政治主张，这是所谓“道统”的最早记载。《孟子》最后一章（在《尽心下》）述孟子的话也是从尧、舜至汤，再从文王到孔子，最后落到自己。这是有其缘故的，是“道统”的再申述。

　　孟子所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对毛泽东“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孟子的“民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中得到了高度的升华。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一直把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又依靠这些智慧去领导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一生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相信人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每个中共党员入党的宗旨，毕生的座右铭，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民爱戴的领袖。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的动力。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它永远只是人民群众的一小部分，不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党的一切思想和斗争都会落空，都会失败。他多次讲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鱼水关系，鱼儿永远也离不开水。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一再阐述过这样一个思想：在旧中国，人民群众实际上处于被统治的奴隶地位。孟子所说的“民为贵”，“君为轻”，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在旧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奴隶的人民”不可能直接、自发地推翻旧有的统治，成为“主人的人民”。他们只有集中自身的精华，形成能与统治阶级相抗衡的先进思想和阶级先锋，取得革命成功，才能完成由奴隶上升到主人的质变过程。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说：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这是不可能的。

　　他还指出，在本源和本质的意义上，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动力和创造者，共产党则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与自由的阶级工具。

　　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毛泽东把人民比做上帝：我们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人民。毛泽东这种人民群众观，是旧中国旧社会人民谋求解放的真理，是民族解放的时代精华。以这种人民群众观为指导，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组织人民群众形成“真正的铜墙铁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相信“群众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当成千上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向毛泽东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俯下身来，用发自肺腑的声音高呼：“人民万岁！人民万岁！”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真正是心心相连，毛泽东总是把自己融会在人民群众当中，而人民群众必将世世代代爱戴和缅怀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由于自幼就对《孟子》熟读成诵，所以成年后写文章讲话过程中，毛泽东能信手拈来地运用《孟子》中的章句，恰当地阐述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说：

　　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

　　其中的“引而不发，跃如也”出于《孟子·尽心上》。

　　有一天，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他：道是很高很好的，几乎似登天一样困难，似乎不可及，为什么不把它变成经过努力可以攀求得到的呢？

　　孟子回答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

　　意思是，高明的工匠不能因为拙劣工人改变或废弃规矩，羿也不能因为拙劣射手变更拉弓的标准。善于教人射箭的人，他只张满弓，不射出去，作出跃跃欲试的姿势。

　　毛泽东用此语说明共产党应当引导农民提高政治觉悟，让群众自己发动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而不应当对群众发号施令或包办代替。

　　再如，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毛泽东说：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

　　毛泽东所引“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典出《孟子·离娄上》。

　　孟子说：桀纣已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故为丛驱雀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还有，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说：“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

　　“以邻为壑”一语出自《孟子·告子下》。

　　战国时代，有一个名叫白圭的人，善于用筑堤挡水的办法治水。有一天，他会见了孟子，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答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白圭自称治水的本领超过了古代的大禹。孟子反驳道：你错了，大禹治水是按水流的规律，使水流注四海，而你却要“以邻为壑”，让水流向邻国，把邻国当成排泄洪水的沟壑……你这样做是为有道德的人所反对、所痛恨的，你错了。

　　后来用“以邻为壑”比喻只图自己一方的利益，而把困难或祸害转嫁给别人。毛泽东用“以邻为壑”这个典故，深刻揭露和批判了那些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只顾本位不顾全局的本位主义思想。号召全党提倡和弘扬顾全大局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

　　毛泽东对孟子所说的“心之官则思”这句话颇为欣赏。他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写道：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

　　“心之官则思”语出《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

　　大意是，脑筋就是用来思考的，无论做什么事，好好想一想，才能做得正确，达到目的；不好好想一想，就做得不正确，达不到目的。这是天赐与我们的功能。

　　毛泽东引用此语，意在说明，凡事都要仔细观察，善于思考，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习惯，这样才能在一切工作中取得胜利。并且由此概括出“多想”两个字，用以教育干部。

　　毛泽东引用最多的经典——《春秋左氏传》

　　《春秋左氏传》是毛泽东一生很喜欢读的国学经典之一，对其中的典故、事件熟悉到信手拈来、点化入神的境地。

　　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就研读过这部经典。据记载，1906年，毛泽东在韶山井湾里私塾，跟毛宇居学习《春秋左氏传》，并因受该书影响，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是孔子所编定的书，按照鲁国国君在位的顺序编撰而成。此书不但记载了鲁国大事，而且记载了当时天下各诸侯之间的战争、外交等一切大事。总的倾向是尊崇周天子，尊崇国君，所谓“《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所以被儒家列为五经之一。

　　《春秋》记事特别简略，于是出现了解释《春秋》之书，有通常所说的“春秋三传”。其中《左传》就是“三传”之一。

　　《左传》是左丘明所著，记事绝大部分与《春秋》相同，所以学者们一致认为《左传》是为了解释演述《春秋》的，故称该书为《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后来的许多书籍将两书合并在一起注释解说。同一件事，《春秋》在前，标示曰“经”；《左传》在后，标示曰“传”。所以，后世治《春秋》者，皆研读《春秋左氏传》。旧时私塾也是以《春秋左氏传》为教材。

　　《左传》全书共30卷，19万余字。按鲁国君王十二公纪事，追述了周宣王二十三年至周贞王十六年的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文教及其代表人物的史实。史料翔实可靠，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被誉为古代史学文学名著。

　　《左传》的编撰方法，以年为经，以全国范围的各诸侯国的史实为纬。它广泛地采纳了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熔铸为一部有系统、有断制的历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