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毛泽东智品古代史籍(2)

　　毛泽东还劝孟锦云读一读《资治通鉴》，并且送给她一本介绍《资治通鉴》的小册子作为入门读物。在读了这本小册子后，孟锦云请教毛泽东说：“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做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提问，毛泽东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小孟说：“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认真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没有。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孟锦云说：“主席，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可是为什么不从头写起呢？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

　　毛泽东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

　　孟锦云说：“这一年有什么大事？我学过的历史书上，怎么没讲到？”

　　毛泽东说：“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孟锦云说：“为什么从这年开头我明白了，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孟锦云又说：“《资治通鉴》里写了不少皇帝，有些皇帝糊涂得很，可他还当皇帝，真让人不可思议。”

　　毛泽东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呀，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噢。”

　　孟锦云说：“那种皇帝当然好当，谁都能当。三岁就当皇帝，真是荒唐。”

　　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打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孟锦云又向毛泽东请教了一个问题：“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

　　毛泽东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相互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

　　孟锦云说：“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写的。”

　　毛泽东说：“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五个人，没写上名字的还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情不自禁地说：“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毛泽东也感叹道：“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期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

　　孟锦云说：“听说司马迁也是这样，受宫刑之后完成了《史记》。”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孟锦云说：“人一辈子谁知会碰上什么事，很难预料。我看书里面还讲到，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对出《资治通鉴》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说：“自宋朝才有了刻版印刷，以前的书都是靠手抄。要是没有刻版印刷，这书出得来出不来，我看还是大有问题的。看来，成就一件事，要八方努力；而坏一件事，只要一方拆台就够了，建设可比破坏难得多噢。”

　　孟锦云转了个话题：“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

　　孟锦云：“‘相砍书’？可真有意思，‘砍’就是战争吧？”

　　毛泽东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

　　孟锦云请教道：“古人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

　　毛泽东说：“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但毛泽东又说：“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明君都不离开秀才啊！”

　　最后，毛泽东总结性地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现在，一部线装本《资治通鉴》仍静静地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可以说，《资治通鉴》伴随毛泽东走过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毛泽东的中国古史观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蹻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

　　东方白。

　　这是1964年春，毛泽东填写的词作《贺新郎·读史》。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是在读司马迁的《史记》和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后填写的此词。词中，毛泽东抒发“读史”过程中的强烈感受，表达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演进规律的基本观点。

　　西汉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开头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纪》，以“五帝”作为中国历史可以上溯的最早记录。

　　司马迁记载的“五帝”，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大圣王。黄帝是在打败了原先统领诸侯的神农氏炎帝，平定了诸侯中反叛作乱的蚩尤以后，才被尊为天子的。

　　黄帝之后的其他帝王，包括后来的夏、商、周的统治者，都是黄帝的后代。这样一来，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以黄帝及先前的炎帝作为源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自豪地以“炎黄子孙”自称，说明这一记载深远之影响。

　　至于“三皇”，司马迁只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君臣议论帝号时提及过，指的是天皇、地皇、泰皇，但他并没有为“三皇”专门立一篇本纪，可见对于“三皇”事迹，他大概是有疑问的。

　　司马迁以后，人们又编造出一个盘古，说他是开天地的始祖，出现在“三皇”之前。因此中国就被说成是盘古开天辟地，“三皇”接踵其后，“五帝”相继禅位，然后才出现夏、商、周朝，不断沿袭下来。

　　怎么认识数千年来代代相传的中国史前史的面目呢？上述种种传说或记载到底可信不可信呢？

　　从1927年起，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山洞里，发现了生活在距今大约50万年前的中国猿人的化石；在山顶洞穴里，发掘出大约1.8万年前的人骨化石、石器等。这一考古发现震惊中外，以至人们在论及人类起源时，都要提及中国猿人事实。因此，所谓“盘古开天地”的传说，显然成了无稽之谈。

　　毛泽东的这首《贺新郎·读史》运用唯物史观，以艺术的手法再现中国历史的演变情形。

　　毛泽东认为，“人猿相揖别”，即人类是从动物不断演变进化而来的。中国远古时代始开天地的是类人猿这种高级动物，不是盘古；从猿到人的进化是通过劳动实现的。人类的历史，当然也包括中国远古史在内，首先以原始社会开篇，经过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这几十万年的漫长时间在人类发展史上，不过是“小儿时节”；而接下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过几千寒热”，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只是一瞬间，但生产力发展了，先是青铜器时代，后是铁器时代，因此有“铜铁炉中翻火焰”这一形象化的比喻。

　　同时，毛泽东还认为，认识中国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不能仅仅满足于熟悉那些“斑斑点点”的“几行陈迹”的记载，还必须把握它的特点，掌握它的规律，认识它的“庐山真面目”。这“庐山真面目”就是：

　　首先，是劳动创造了人，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不是神仙皇帝起作用。“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三皇五帝”这种说法靠不住，不能去相信它。

　　其次，是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也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奴隶社会里的奴隶对奴隶主、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被历代统治阶级捧为“神圣”的“五帝三皇”，不过是欺骗人们的鬼话；被正史记载诬为“盗匪”的奴隶起义的领袖、农民起义的领袖（盗跖、庄蹻、陈涉，以及毛泽东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的历次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才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风流人物”。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中，对中国古代历史提出一个总体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

　　这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划分。根据这个划分，中国历史在进入近代之前，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无阶级的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在该文中，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价值，给予了积极肯定：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价值的确认，包括三个基本的方面，那就是：

　　其一，古代经济发展的成果；

　　其二，伟大历史人物；

　　其三，文化典籍。

　　毛泽东自豪地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同时提供新的论据说，“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毛泽东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革命，指的就是反抗、推翻和改造黑暗势力（地主和贵族）的统治的农民起义，而改朝换代的关键，就是这种革命斗争。毛泽东认为：“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同时，毛泽东把反抗外来民族的压迫的斗争，也看做革命传统的一个方面。“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始自周秦，往后延续了3000年左右，并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的经济、政治、文化“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

　　毛泽东在阐述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指出，农民身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生活，并且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解释中国古代历史，认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而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惊人妙语论帝王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在他的气薄千古的词作《沁园春·雪》中，毛泽东激扬文字，一口气评点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五位中国历史上功业赫赫的帝王。确实，阅读历代帝王传记，评点历代帝王功过得失，是毛泽东读史时的一大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