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山和他的书店
内山完造先生应邀到北京去，日前过港，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走了。
可惜我知道这消息太迟，错过了可以见到他的机会。
他是从前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因此，大家一向惯称他为内山老板。报上说他今年已经高龄七十四岁了，我想他确是也该有这样的年纪了。因为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到他的书店里买书，如我上次提起过的郑伯奇先生送给我的那两部路谷虹儿画集，就是在他的店里买的，而这件事情，已是将近三十年前的旧事了。
他的内山书店，最初是开设在从前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一条弄堂里的，卖的是杂志刊物，书籍并不多。后来业务日见发达，这才搬到北四川路底，正式开起书店来，原来的旧址改作了杂志部。他的书店，颇具一家第一流书店应有的好作风。这就是说：你进去之后，你如果向他招呼一下，他自然也点头向你招呼。但是你如果不想同他招呼，你就可以径自走到书架前去看书，本不会有人来理睬你，也不会有人来向你问三问四。你看够了架上的书，若是不想买什么，就可以扬长而去，也没有人会给你难看的脸色看。但是你如果自动的问他或是托他找什么书，他的回答和服务就极为殷勤周到。内山老板也能够讲几句日本式的上海话，因此，当时许多不懂日本文的人也喜欢到他的书店里去翻翻。
他的店里，在正中的大柱后面摆着几张藤椅，一张小桌，还有日本人生活中所不可少的火缽，其上放着茶壶。这是内山老板的坐处，也是招待朋友和顾客的地方。只要你自己高兴，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些藤椅上坐下来，他会用雅致的日本小茶杯给你斟一杯茶。若是机会好，有时还可以吃到一件日本点心。这时若是会讲日本话的，就可以同老板开始聊天。若是不会讲的，彼此就作会心的微笑，也不会尴尬。
就在这几张藤椅上，当年就经常坐着鲁迅先生。因为他不仅是内山书店的老顾客，也是内山老板的好友。当年鲁迅先生自己印的许多书籍，就托他代理预约，一般的信件和稿费，都是由他代收代转，就是有时同朋友约会，也是在他那里相见的。
坐在内山书店藤椅上的鲁迅先生，见到相识的朋友，自然就趁便招呼，但他随时是在警惕着的，若是见到什么面生的人对他一看再看，他便会俏悄的站起身，从后门溜之大吉了。
内山书店和当年鲁迅先生所住的大陆新村，十分相近。鲁迅先生在千爱里所租赁的另一个贮放藏书的地点，更是就在书店的后面，所以往来十分方便。前几年我回上海时，参观了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后，更顺便看了一下当年内山书店的旧址，现在好象已经改成了一家药房，附近有人民银行的储蓄处，还有一间售书报的邮亭。
当年在内山书店买书，还可以挂账，这对于穷文化人真是一种莫大的方便。八一三沪战发生后，北四川路的交通首先隔断，接着我也只身南下，因此，至今还欠了他店里的一笔书账未还，这可以说是对老板最大的抱歉。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
二、悼内山先生
从报上读到内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消息，真使我吓了一跳。我前几天因为他经过香港北上，不曾有机会见到他，还特地写了一篇短文，讲讲他的旧事。我原本准备剪一份寄给他，博他一乐，希望他将来返国时再经过香港，便可以约我见面一谈。日前有一位朋友动身回去，我给他送行，几乎想将剪下来的这篇短稿托他带去，后来想到这位朋友与他并不相识，怕转折费事，心想还是寄给他吧。不料我的信还未写好，就从报上读到他的噩耗。看来他是一到北京就患了这急症的，人生的变幻竟这么无常，这真是叫人从何说起！
一生为了中日人民友好合作努力的内山先生，这次虽然赍志以终，但是能够死在中国人民的首都，想他一定也可以瞑目了。
他的一生，就为了同中国人民的友好，曾经遭受不少诽谤和委曲。在他经营内山书店的初期，由于他同中国文化人过往很密，尤其是对于鲁迅先生的深切友谊，使得有些人怀疑他的书店乃是幌子，是另有人资助的一个秘密机关。在对日抗战前后，又有人怀疑他是派在上海的日本间谍，专门搜集我们文化情报的。而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听说他又被日本宪兵扣留，罪名乃是曾经协助中国文化人逃出日本宪兵布置的罗网。在香港沦陷初期，他曾来过这里一次，目的就是想对当时被困在岛上的中国友人有所协助。大约就是为了这样的活动，使他受到日本宪兵的注意了。
其实，内山先生乃是一个典型的日本人，他忠于自己的祖国，但是同时又热爱中国人民，正如许多善良的日本人民一样。这从他所写的两本关于中国生活回忆的小书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观点仍是日本人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中国民族性的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爱好。这样的国际友人真是太可宝贵了。因此，在他怀着发展中日人民友好壮志来到中国作客的时候，突然染病去世，特别使我们觉得可惜！
（一九五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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