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肖的诗《新婚之夜》，极简明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即使新郎把他的妻子放到井里泡上一夜，她也会觉得有理由为她的模糊见解辩护。“原来婚姻就是这么回事，怪不得他们对真实细节守口如瓶呢，”她想到。但是，她虽然恼火，却并不说出来，邻居们对此也就一无所知。在今天，许多年轻女人知道的比较多，但她们的情愿性交仍是形式上的、抽象的，同处女身体性交仍带有强奸的性质。哈夫洛克·埃利斯说，与婚外相比，婚内强奸肯定更多。被纽奇保尔记录在案的性交时女人受伤害的实例，达150个之多。埃利斯报告说，有6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妇女，她们都说，第一次婚内性交对她们是一次震骇；其中两个对性交一无所知；其他几个人虽自以为知道，在身体上仍受到伤害。阿德勒也强调处女失去贞操对心理影响重大，并声称，那一刻可能影响一辈子，一个笨拙丈夫的所作所为可能导致永久性的性冷淡。这方面的例证，在前一章已引用不少。
我们已经讨论过，处女要完成她的性命运，必须克服许多抑制和障碍：她的发动，需要来一场真正的、既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阵痛。想在一夜之间完成这种发动，是愚蠢的、残忍的。把第一次性交这么敏感、这么困难的事情变成一种义务，这是荒谬的。由于她必须经历的陌生活动是神圣的；由于社会、宗教、家庭和朋友庄严地把她移交给她的丈夫，仿佛在移交给一个主人；也由于她觉得这一行动涉及到她的整个未来，婚姻仍被看成是一个决定性的、一劳永逸的措施，女人愈发感到恐惧。此刻，她的确觉得自已被暴露在绝对者那里：这个她发誓终身相随的男人，在她心目中是全体男人的化身；而现在他在她面前也是个陌生人，但他是极为重要的陌生人，因为他就要做她的终身伴侣。男人这时对他现在承担的任务也感到非常焦虑；他有他自己的障碍，他自己的复杂心理，这可能使他变得胆怯、笨拙或粗鲁。有时这一切所具有的庄严性会导致他在新婚之夜失去性交能力。心理学家推内就谈到过此类实例，其中一个颇具悲喜剧色彩。一个气愤的岳父为给女儿办离婚手续，要求开一份医学证明。
可怜的女婿坚持说他以前有性交能力，但他承认，结婚以后由于窘迫和羞耻感，他失去了性交能力。
举止过分鲁莽会使处女感到恐惧，过分文雅又会令她蒙受耻辱。女人永远痛恨以她们的痛苦为代价，贪图自己快活的自私男人，但也永远痛恨那些似乎在蔑视她们（如前面已引用的斯特克尔的某些实例）的男人，并往往痛恨那些在第一夜不想或不能使她们失去处女贞操的男人。海伦·多伊奇提到某些丈夫，他们由于缺乏力量或勇气，宁肯让医生戳破新娘的处女膜，还硬说她们的处女膜太厚，其实往往不是那么回事。她说，在这种情况下，女人对不能以正常方式插入她的男人，会有一种难以克服的轻蔑感。弗格伊德的一个观察结果（斯特克尔曾引用过）表明，丈夫的性无能造成的创伤，会使妻子耿耿于怀。这时，她常会换一条床单，以便让女佣能看到上面的污迹。这条床单是丈夫准备的，他在新婚之夜为了掩饰自己的性无能，故意在上面洒了些红墨水，好让女佣不至于对事实真相产生怀疑。
新婚之夜将性交变成了测验，双方都唯恐会碰到自己的性无能，所以都十分担心自己会出问题，以至不能慷慨地为对方着想。这使这种场合的气氛庄重得令人望而生畏，如果女人因此产生了持久性的性冷淡，也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丈夫面临的难题是：如果“他过分放荡地刺激美子”，就可能会引起她的反感和愤怒。例如，美国的丈夫们就因担心这样的后果而不知所措，尤其当他们的妻子受过高等教育、婚前极其自我克制时。
正如金西报告所述，这一组女人十分克制，不可能“在性交时尽情地销魂，而尽情对于任何性关系的圆满完成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丈夫“一本正经地”对待他的妻子，就不会激起她的性欲。这种两难，是由女性态度的含糊性造成的：年轻女人对性快感既渴望又拒绝；她想克制，却又因此十分痛苦。除非侥幸，年轻丈夫必然要么像个浪子，要么像个笨驴。所以毫不奇怪，“婚姻义务”可能常会令妻子感到烦恼和厌恶。
事实上，许多女人尚未经历过性高潮乃至性冲动，就做了母亲和祖母。有时她们以医嘱或其他借口为由，极力逃避这种有失身份的“义务”。金西说，有许多妻子“报告说，她们认为自己性交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希望丈夫不要如此频繁地想性交。也有极少数妻子希望能增加性交的次数”。但如我们所见，女人的性交能力几乎是无限的。这一矛盾清楚表明，婚姻扼杀了女性的性冲动，努力使其规范化。
订婚期似乎正是为了让女孩子有一个逐渐的发动阶段，但习俗常强迫双方严守贞洁。即使处女在订婚时与未婚夫“发生了关系”，她的处境与年轻已婚女人的处境也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由于订婚对她几乎和结婚一样是难以改变的，她才去委身，第一次性交对她同样是一次磨难。她一旦献出了自己的身体（即使没有怀孕，而怀孕当然是有约束力的），就极少敏改变主意。
如果爱或欲望使双方完全心甘情愿，初次体验面临的障碍就很容易克服。两个情人在相互承认对方自由时给予和得到的快乐，赋予肉体热情以力量和尊严。此时，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可耻的，因为这些事情都不是被迫而是自愿而慷慨地做出的。只要婚姻把本来应当以自发冲动为基础的相互关系变成了权利和义务，它大体上就是可惜的。由于婚姻赋予两个身体以一种工具的因而是有损人格的性质，它们注定要被一般地作为身体，而不是作为人来彼此体验。丈夫一想到他在尽义务便常常会心灰意冷，而妻子一想到自己在委身于对她行使权利的人，便会感到羞愧。当然，他们的关系也可能在新婚伊始就具有个性的特点；对性生活的见习有时进展缓慢，具有渐进性；也可能在第一夜就表现出愉快的肉体吸引。婚姻有助于让女人自由地放纵，消除那种往往始终与肉体相联系的罪恶观念；有规律地频繁性交，可以引起肉体上的亲密感，促进性成熟。因此，有些妻子在结婚头几年便感到最大满足。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对丈夫的感激，使她们日后很容易谅解丈夫可能有的过失。斯特克尔说，“不能摆脱不幸婚姻的妻子，永远是那些从丈夫身上得到性满足的妻子”，虽然有人猜想，也许她们在别的方面是不快活的。尽管如此，当一个女孩子一辈子只准备和一个在性方面对她一无所知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时，她还是太冒险了，因为她的性冲动命运将取决于性伙伴的个性。
这一荒谬状况，在莱昂·布鲁姆论述婚姻的书中受到了正确的抨击。
认为以某种谋利目的为基础的结合，会有许多机会引发爱情，这是十足的虚伪；认为两个已婚者在受实际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利益约束时，会一辈子相互给予性满足，这是荒谬绝伦。但是，理性婚姻的拥护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爱情的结合也未必能保证夫妻幸福。首先，少女所常有的理想主义的爱情并不总是导致性爱；她的柏拉图式的崇拜，她的白日梦，她的表现童年或青少年魔念的情欲，既不适于经受日常生活的检验，也不会持久。就算在她与未婚夫之间有一种强烈的、真诚的性吸引，也不能说终身大事就有了稳固的基础。正如阿莱特在《流浪女》中所写的：
肉欲之乐在爱的无垠荒漠中占有很小一块炽热之地，它迸发出的光芒是如此强烈，以至人们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在这变幻莫测的营火周围，存在的是危险，是未知。当我们从短暂的拥抱或一长夜中起身时，都会重新面临双方所必须应付的生计问题。
而且，即使性爱在婚前就存在或在蜜月时就被激起，它也不会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经久不衰。无疑，忠诚是性爱所必需的，因为两个人在爱情中产生的欲望只与他们个人有关；他们因而不愿意让第三者插足，希望彼此都是别人所不能替代的。但是，这种忠诚只有在它是一时冲动时才有意义，而由于是一时冲动，性冲动的魔力会消失得相当迅速。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把每个情人，暂时地、肉体地变成了一个其生存在无限的超越中延伸的人；要占有这个人无疑是不可能的，不过至少可以以一种十分特殊的、非常刺激的形式建立接触。但是，当双方由于敌意、厌恶或冷漠而不再想有这种接触时，性冲动的吸引力便消失了。几乎可以肯定它在尊重和友好的气氛中也会消失，因为进入外部世界实施他们的共同设计、因而以超越形式相互交往的两个人，不需要肉体结合；而由于这种结合失去了它的意义，他们甚至会对它表示反感。
蒙田所使用的“乱伦”一词具有深刻含义。性冲动是对他者所采取的行动，这是它的主要特质。但在夫妻的异常亲密的关系中，夫妻彼此都是同一者（thesame）；在他们之间任何交换都是不可能的，既不能给予也不能征服。所以如果他们继续做爱，就往往会引起一种羞耻感：他们觉得，性行为不再是双方都能超越自我的两个主体之间的体验，而宁可说是一种共同手淫。他们都把对方看做满足自己的要求所必需的工具，这一事实说明，夫妻之间对相互是否有礼貌满不在乎，毫不介意。例如，拉加锡博士的观察就是这样说明问题的。好吃醋的妻子，把丈夫看成能提供快感的一种物品，这个物品归她所有，她对它十分吝啬，犹如对待她藏在食橱中的蜜饯——若丈夫对邻居很慷慨，那妻子就一无所有了；她仔细检查他的内裤，看他是否浪费了宝贵的精液。至千丈夫，他无须征求她的意见，就可以在她身上满足他的欲望。
还应当说，对要求的这种野蛮满足，并不能满足人的性欲，而这就是在仿佛是最正当的拥抱中，往往有一种邪恶余味的原因，这时妻子常求助于对性冲动的幻想。斯特克尔举了一个25岁女人的例子，她和丈夫做爱时，如果想像一个年龄较大的强壮男人在强奸她，便能达到一点性高潮。所以，妻子在想像自已被强好时，她的丈夫不是他自己，而是一个他者。丈夫也有这种梦想；他想像在妻子那里所占有的是，他在舞台上见过的某个舞蹈演员的大腿，他在画报上看到过的某个漂亮女郎的酥胸，一个记忆，一个意象。或者他可能想像他的妻子被人渴望、占有、强奸，这是恢复她失去了的相异性的一种方式。如斯特克尔所说，婚姻在两个性伙伴之间所引起的幻想喜剧和做戏，可能会破坏表象与现实之间的界线。而在极端情况下，的确会发生明显的性反常。有的丈夫成了观淫癖者：他一定要看见或听说妻子与情人性交，才能重新感到一点儿过去的魔力。或者他极力虐待妻子，激起她的抗议，以求最终了解她作为一个人的意识和自由，感到他要占有的确实是一个人。相反，有的妻子则呈现出被虐狂行为，她极力想让丈夫变成主人、暴君，尽管他不是这种人。我就曾认识一个在修女院里长大的虔诚的女人，白天她颇有权威，飞扬跋扈，可一到晚上就非常想让丈夫抽打她。他被吓坏了，但还是让她如愿以偿。在婚姻中，即使邪恶本身也有冷漠、预先安排和冷酷的一面，这的确会使它变得像孤注一掷一样惨淡。
事实是，肉体之爱既可以不被看做是目的本身，也可以不被看做纯粹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它不可能为生存进行辩护，但也不可能接受外来的辩护。就是说，它在人的任何生活中，应当起一种独立的插曲作用。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它必须获得自由。
所以，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向已订婚的女孩子提供的肯定不是爱情；它为她树立的光辉理想是关于幸福的理想，这就是说，是在内在和重复的生活中所追求的单调的平衡理想。在某些太平昌盛的年代，这曾是整个中产阶级，特别是地主们的理想；他们的目标不是征服未来和世界，而是和平地保持过去，维持Statusquo[现状]。一种徒有其表却无抱负和热情的平庸，一种周而复始重复着的漫无目的的日子，一种渐渐走向死亡却不问及其目的的生命——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幸福”。这种由伊壁鸠鲁和芝诺（Zeno）含糊提出的伪学问，如今已名誉扫地：原封不动地保持和延续世界，现在似乎既不可取，也不可能。男性被动员起来去行动，他的使命是生产、战斗、创造和进取，是向整个宇宙和无限未来超越。但是传统的婚姻并不想让女人和他一起超越，它把她限制在内在性当中，将她禁烟于她自己的圈子里。于是她只能打算建立稳定的平衡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现在作为过去的延续，避免了明天的威胁——就是说，只能打算建立幸福的生活。她将会发现，爱情被一种通称为婚爱的温柔而恭敬的情感所取代；她将把她的世界封闭在她要管理的家庭之中；她今后将要一直负责人种的延续。
但是，任何生存者都不会放弃他的超越性，即使他指天发誓要放弃它。过去的资产者认为，维护既定秩序，用他自己的繁荣来证明它的优点，就是他对上帝，对他的国家，对制度和文明的服务：所谓幸福就是实现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功能。女人也必须设想出超越家庭和平生活的目的，但是，将在作为个体的妻子与世界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是男人，他将赋予她的偶然的、前后不连贯的生活以人的价值。在与妻子联合时，他不但获得从事事业、行动和斗争的力量，而且也为她的生存进行辩护：只有把她的生存交由他掌管时，这种生存才会有意义。
这预示着她那方面要谦卑地进行自我克制；但她会得到补偿，因为在男性力量的指引和保护下，她将会摆脱那种固有的自我克制的影响；她将会重新变成主要者。作为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女人是她的小窝里的女王，在她的天地里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但她也被男人带入无限的空间与时间，所以她在婚姻中既获得了生存活力又获得了生命的意义。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理想是怎样实现的。
幸福的理想始终有形地表现在住宅上，不论是茅屋还是城堡；它象征着一成不变和与世界的分离。建立于住宅内部的家庭，是一个分离细胞或一个群体单位，虽然后代来复去，它却保持着自身的同一性。过去以家具和祖光画像的形式保存下来，使太平的未来有了希望。
在园子里，一年四季在蔬菜的成长中，显示了它们可靠的周而复始。每年春天，都开着与往年相同的花朵，预告着与往年相同的夏天，以及与任何一年毫无差别的收获的秋天又要来临：
时间或空间不会突然偏离常规，只是在指定的轨道上运行着。在所有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文明中，都有许多赞美家庭的文学作品。例如在亨利·博尔多的《家》中，就概括了中产阶级的所有价值观念：对过去的忠诚。忍耐、节俭、深谋远虑，对家庭和故土的热爱等。赞美家庭的诗人往往是女人，因为女人的任务是要确保家庭群体的幸福；她的角色，一如罗马时代坐在中厅的domia［女主人]，应当是“家庭主妇”。
今天，住宅已失去了它的宗法光辉，对多数男人来说，它只不过是一所住处，不再充满对已故先辈的回忆，也不再包括未来的世纪。但女人仍然希望家庭在她的“心目中”能具有它以前曾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斯坦贝克在《罐头厂街》中描写了一个流浪女，她决定用地毯和窗帘去装饰她和丈夫所住的废弃锅炉；他徒劳地反对说，窗帘毫无用处——“我们根本没有窗户”。
这种关心特别具有女性味儿。一个正常的男人会把他周围的东西看做工具。他根据它们的用途来摆放它们。对他来说，“井井有条”意味着他能随手拿到他的香烟、他的纸张、他的工具，可女人却往往认为这是杂乱无章。除了别的，利用所选的材料能够进行再创世界的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也对他们居住的环境毫不在意。里尔克在谈到罗丹时这样写道：
我第一次到罗丹那里去时……便知道他的家对他是完全无所谓的，它也许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必需品，是一个避雨和睡觉的地方。他对它毫不在意，而它对他的孤独和镇静也没有任何影响。他在内心深处有一个黑暗的、庇护的和宁静的家，而他本人则变成了它上面的长空，它周围的树林，它远处奔腾不息的巨流。
但是，一个人要在自己内心深处找到一个家，就必须先在作品或行动中实现自我。男人对周围环境的兴趣不大，因为他可以通过设计表现自我。而女人却被局限于婚姻领域，所以她要把那所监狱变成一个王国。她对家庭所采取的态度，也同样受解释她的一般处境的辩证法的支配：她通过变成猎物来获取，她通过放弃自己来得到自由；她放弃了这个世界，目的却在于征服世界。
她把自己关在新家并不是没有一点遗憾。她还是个孩子时，整个乡间都是她的家园，森林也是属于她的。现在她却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大自然被缩小到只有一盆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四面的墙壁阻断了她的视线。但她正在着手克服这些局限性。她在室内摆上了多少有点儿奢侈的古董，使自己也有世界上的动物和植物，也能体验到异国的情调和重温过去的时代。她有自己的丈夫，他代表人类社会，她也有自己的孩子，他会很方便地给予她整个未来。
家，变成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成了它的唯一现实；家是“相反的宇宙或对立的宇宙”（巴切拉德）；家是避难所、大后方、洞穴、子宫，为躲避外部危险提供了藏身之处；这个混乱的外部世界变得不现实了。特别是在晚上，当门窗紧闭时，妻子觉得自己就是女王；她被白天普照万物的阳光搅得心烦意乱；晚上她不再消沉了，因为她去除了不属于她的东西；她明白，灯罩下面的光线是属于她自己的，只照亮她的住处：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现实集中在家里，而外部空间仿佛消退了。
多亏她身边有了天鹅绒、丝绸和瓷器，女人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她的性生活几乎不能给予满足的触觉肉欲得到了满足。这些装饰品还可以表现她的个性；她是一个喜欢选择、制作、出去购置家具和小摆设的人，她根据审美原则去摆放它们，而重视对称性通常是这个原则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不但反映了她的个性，而且还公开证明了她的生活水平。因此，她的家就是她的世俗命运，就是她的社会价值和她最真实自我的表现。由于她无所事事，她非常想通过她占有的东西来实现自我。
不论是否有仆人帮忙，女人总是用做家务来证实她的家是属于她自己的，向社会证明她是无可非议的，并且向自己提供可以有效地、令人满意地处理物质性东西（闪闪发光的炉灶、干净整齐的衣服、明亮的铜器、闪闪发光的家具）的一种工作，一种活动，但这没有使她摆脱内在性，也几乎没有证实她的个性。这种工作有一种否定性的基础：清扫是为了消除灰尘，整理是为了消除混乱。在家境贫寒的情况下，任何满足都是不可能的；陋室毕竟是陋室，不管女人流下了多少汗水，流下了多少眼泪，还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它变得漂亮起来”。
许许多多的女人有的只是这种不会战胜灰尘的永无休止的斗争。而甚至对大多数特权女人来说，这个胜利也决不会是决定性的。
几乎没有什么工作能比永远重复的家务劳动更像西绪福斯所受的折磨了：干净的东西变脏，脏的东西又被搞干净，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家庭主妇在原地踏步中消耗自己：她没有任何进展，永远只是在维持现状。她永远不会感到在夺取积极的善，宁可说是在与消极的恶做无休止的斗争。一个小学生在她的作文里写道：“我决不想过打扫房间的日子”。她认为未来就是向某个未知的顶点不断前进；但有一天，当她母亲洗碟子时，她突然想到，她们俩将终身受这种礼仪的约束。吃饭、睡觉、清扫——未来的岁月不会升向天堂，而是灰暗地、千篇一律地慢慢向前延伸。与灰尘和污物的斗争决不会取得胜利。
洗、熨、清扫、从衣柜下面把棉绒球清出来——这一切防蛀措施也是对生命的否定；因为时间既在创造也在破坏，而主妇只关心它的否定方面。从哲学上看，她的观点是信奉善恶对立说的人所持的观点。善恶对立说的基本观点不仅承认有两个本原，一个是善，另一个是恶，而且认为善是通过取消恶而不是用积极行动获得的。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几乎不属于善恶对立说，尽管它承认有魔鬼存在；因为人们与魔鬼斗争的最佳方式是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而不是直接努力征服魔鬼。任何超越和自由的学说，都把战胜恶摆在向善的进步之下。但是，女人并没有被号召去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她的领域是固定的，所以她只能无止境地同悄悄进入这个领域的恶本原进行斗争。在她与灰尘、污迹、泥垢和脏物做斗争时，她是在与罪恶作战，是在与撒旦搏斗。
但是，被要求一刻也不停地击退敌人而不是为积极的目的行动，这是一种可悲的命运。
主妇在屈从这一命运时常常处在濒于变态的疯狂之中，处在虐待一被虐狂之中。疯狂的主妇同污垢猛烈开战，因所有生命的产物都会带来垃圾而指责生命本身。当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踏入她的家门时，她的眼睛便会闪出恶意的目光：“快把你的脚擦干净，别把那个地方弄乱了，别碰那里！”她希望家里的东西最好纹丝不动，每一样工作对她都意味着出力不讨好。她严厉、全神贯注、时刻戒备，失去了[生活的欢乐]，变得谨小慎微、贪得无厌。她遮住阳光，因为昆虫、细菌和灰尘会随之而来，而且阳光也会毁坏丝制悬挂物，使沙发套褪色；她到处喷洒香水，使室内充满芬芳。她对一切活着的东西都抱怨、不满和怀有敌意：结果时常露出杀机。
健康的年轻女人几乎不会染上如此阴郁的恶习。这种神经质和怨恨比较适于性冷淡和受挫的女人、老处女、受骗的妻子，以及那些因残暴、独裁的丈夫而过着孤独空虚生活的女人。
我认识一个老太婆，年轻时快活而风流，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检查她的衣柜。她嫁给了一个对她怠慢的男人后，只生了一个孩子，过着与世隔绝的孤独的生活。她喜欢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就像有人对酒有瘾那样。由于这种疯狂，她的家变得异常干净整齐，人们几乎不敢住进去；这个女人一天忙到晚，以至忘记了她自己的存在。事实上，有永远做不完的琐碎的家务活儿，在女人疯狂地与周围的事物、与心不在焉而又精神空虚的自身做斗争时，有可能使她以一种虐待一被虐心理逃避她自己。这种逃避往往带有性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洁癖的表现在荷兰和清教文明当中达到顶点；荷兰女人是性冷淡的，而清教文明则以干净和纯洁的理想来反对肉体的快乐。如果说地中海南部的人们生活在快乐的肮脏中，这不仅是因为那里缺水，还因为对肉体及其动物性的热爱，使人容忍了人体的气味、肮脏乃至寄生虫。
和清扫相比，做饭和备餐这个工作实际上更主动，往往也更令人愉快。首先这意味着到市场去采购东西，这常是一天最欢快的时刻。而在门口一边择菜一边聊天，这也是对孤独的一种快活解脱。对隐居的穆斯林女人来说，出去打水是一种重要的冒险。女人们在市场上、在商店里话家常，情趣相投，感到自己是一个群体的一员，而这个群体在那一刻，是与男人群体对立的，就像主要者与次要者是对立的那样。买东西是极大的乐事，它是发现，甚至可以说是发明。如吉德在他的《日记》中所说的，穆斯林们不懂得赌博，但用发现宝藏取而代之；这是商业文明的诗歌和冒险。主妇对怎样赌赢几乎毫无所知，但是一棵实心菜、一块熟干酪肯定是她凭着机智从不情愿的店主那里所赢来的财宝。赌博就是用最少的钱换取最好的东西；节俭与其说是意味着帮助收支平衡，不如说是为了赌赢。当她看到家里贮存着满满的食品时，她对瞬间的胜利由衷地感到高兴。
虽然煤气和电气扼杀了火的魔力，但农村仍有许多女人在体验着用死木头燃起生命之火的乐趣。随着火的燃烧，女人变成了魔术师；只凭一个动作，例如打鸡蛋，或借助于火的魔力，她就可以使物质产生不可思议的变化：物质变成了食物。在这些炼金术中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做蜜饯更是充满诗意；主妇知道糖可以保鲜，于是她把生命封闭在罐子里。烹饪是一种意外的发现和创造，烤得恰到好处的蛋糕和薄馅饼能让女人得到特殊的满足，因为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制作它：这个人必须有天赋。
在这方面，小女孩又是很自然地喜欢模仿她的长辈，喜欢用泥做饼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喜欢在厨房帮助揉面。但是和做其他家务一样，不断重复很快就会破坏这种乐趣。炉火的魔力对大半辈子都在做玉米饼的墨西哥印第安女人几乎没有吸引力，因为这种工作日复一日，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毫无变化。一个人天天都到市场上去探宝，或天天都怀着无限的喜悦去注视闪闪发光的水龙头，这是不可能的。那些凭一时冲动就吹捧这些胜利的男女作家们，是些极少或根本没有做过真正家务的人。家务活儿作为一种职业，是乏味的、空虚的、单调的。然而，如果做这种工作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者，一个有创造力的工作者，那么它就会和有机功能一样，很自然地并入生命整体。由于这个原因，男人在做家务时心情远不是那么阴郁。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他们很快就可以脱身的、否定的、无足轻重的时刻。使妻子一仆人命运变得令人厌恶的原因是劳动分工，它使她注定要彻底成为一个一般的人，次要者。住处和食物对生命是有用的，但并不能使它具有深刻的含义：主妇的直接目标仅是手段，不是真正的目的。当然，她也会努力让她的工作具有某种个性，使它仿佛是主要的。她会觉得，任何别人都不可能把她的工作做得这么好。她会有她的礼仪、迷信和做事的方法。
但是她的“个人特征”往往只不过是把混乱重新做一番含糊的、毫无意义的整理而已。
女人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如此追求独创性和独一无二的完美；这就会使她的工作有一种繁琐的、混乱的和永无止境的性质，使人难以估测家务劳动实际上究竟有多大的工作量。最近的研究表明，已婚女人平均每周做家务约用30个小时，或相当于一个雇员每周工作时间的3／4。如果一个女人还要做有收入的工作，这个负担是很沉重的；如果她没有其他工作可做，这个负担则很轻。照料几个孩子当然会大量增加女人的工作量：贫穷的母亲往往不分昼夜地劳动。另一方面，雇仆人的中产阶级女人近乎无所事事；她们用闲聊来打发她们的闲暇时间。如果她们对外部世界没有什么兴趣，就往往会让她们的家务负担增加和复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仅仅是为了有事可做。
最糟糕的是，这种劳动无助于创造任何一种可以持久的东西。女人总是想把她的工作看做是目的本身，她越是这样想，越是感到痛苦。她在注视刚从炉子上取出来的绝好蛋糕时，会叹一口气说：“吃了有多可惜！”她绝对不能容忍丈夫和孩子的脏脚在打过腊的硬木地板上乱踩！东西用过以后会被弄脏或弄坏——我们都清楚，她是多么想让别人不再去用它们啊；
她把蜜饯藏到发霉，她把客厅锁上。但是，时光的流逝是无情的。贮存的食物不是招来了老鼠，就是生了虫，而且蛀虫还在毁坏着毛毯和衣物。世界可不是刻在石碑上的梦想，它是由易腐的难以捉摸的物质构成的；可食用的物质像达里（Dali）对肉体的观察那样模棱两可：
它似乎是惰性的、无机的，但隐藏在里面的幼虫可以使它变成一具死尸。沉湎于物品当中的主妇像物品一样依附于整个世界：床单烫坏了，肉烤焦了，瓷器摔破了，这些都是绝对的灾难，因为物品一旦毁坏，便永远无法挽回。不可能通过它们得到一种永恒感和安全感。战争的洗劫和炸弹，也在威胁着人们的衣柜，人们的家。
因此，家务劳动的产品肯定要被消耗掉。不断的放弃对女人来说是需要的，她的作用只有在这些产品被毁坏时才能够完成。于是，她也许会毫不遗憾地认为，这些小小的毁坏，至少应当引起某个人的高兴和愉快。但由于主妇的劳动是为了维持［现状〕而扩大的，丈夫进屋时就可能注意到混乱或不整齐，不过他似乎觉得干净整齐是理所当然的。他对一顿美餐肯定会更感兴趣。当她把盛着美餐的碟子放在桌子上时，烹饪的凯旋时刻便来到了：丈夫和孩子以热情的赞许去接受它，不但表现在口头上，而且愉快地把它吃光。于是烹饪炼金术按照一定的程式，把食物变成了乳糜和血。
所以，维持生命体比适当地保持地面清洁更具体、更至关重要。烹饪的努力显然是在向未来超越。然而，如果说参与另一个人的自由超越，比沉湎于物品更可取，这不在是指它的危险比较小。烹饪工作的功效，只能在她桌子周围的那些人的嘴上发现。她需要得到他们的赞赏，她希望他们喜欢她做的菜，吃完了还要。如果他们不饿，她就会感到不痛快。就此而论，人们真是不明白，究竟炸土豆是为了丈夫，还是丈夫是为了炸土豆？这种含糊性明显表现在作为主妇的妻子的一般态度里：她为丈夫理家，但又希望他把全部收入花在买家具和电冰箱上。她希望让他幸福，但他只有在她所确定的幸福范围内活动，才能得到她的赞成。
曾经有过这些要求得到一般满足的时期，有过这种幸福也是男人的理想的时期，即他非常依恋他的家和家人的时期，甚至孩子们也愿意突出表现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过去的特征的时期。在这样一些时期，她作为家里的统治者，作为餐桌的负责人，被公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今，在处处使父权文明不朽的一些地主和富有农民当中，她仍在扮演着这种无比荣光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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