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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性》 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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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之所以昏昏然自以为了不起,得意洋洋地炫耀最徽不足道的成绩,其原因就在于此。她们永远在回首顾盼自己已经走了多远,而这中断了她们的行程。按照这种程序,她们可以找到体面的职业,但不会有伟大的成就。此外还必须指出,许多男人除了有平凡的职业也一无建树。只是在把男女当中的最优秀者加以比较时,我们才会觉得女人落在了后面(除了少数例外)。我所提出的理由是经过充分阐述的,决没有拿本来作抵押。就作出伟大成就而言,今天女人所主要缺乏的是忘掉自我;但是,一个人要做到忘掉自我,就必须首先坚信他在现在和未来能够发现自我。由于刚刚步入男人的世界,被男人可怜地置于第二性的地位,女人仍然在十分忙碌地寻找自我。

有一类女人,以上的评论对她们并不适用,因为她们的职业不但丝毫没有妨碍肯定她们的女性气质,反而使这种气质得到增强。这些女人通过艺术表演,超越了自己的既定特征;

她们是演员、舞蹈家和歌唱家。3个世纪来,她们几乎一直是唯一可以在社会上坚持具体的独立性的女人,而如今她们在社会上仍具有特权地位。以前,女演员被逐出教门,可是这种极其严厉的做法,却始终认可她们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她们近乎风流,和高级妓女一样在男人的陪伴下虚度大量时光;但她们以自己的工作谋生,在工作中发现了生活的意义,因而逃避了男人的束缚。她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她们的职业成功——和男人的职业成功一样,有助于她们获得性的价值;她们在获得自我实现的同时,在证实自己是人的同时,把自我实现为女人:她们不会在相互矛盾的抱负之间左右为难。相反,她们通过职业证实了她们的自恋是有道理的;打扮、对美容的关心、魅力是她们职业责任的一部分。对迷恋于自我形象的女人来说,只要展露一下她是什么,就可以做事,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满足。如乔吉特·勒布朗所说,这种展露要有足够的研究和技巧,才可以显得替代了行动。伟大的女演员还会把目标定得更高:她要通过表现既定存在,去超越这一存在;她将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和创造者,因为她在把意义赋予世界的同时,也把意义赋予了她的生活。

这是一些罕见的优势,但里面也藏着陷阱:女演员一旦不再把她的尽情自恋和她的性自由,与她的艺术生活结合为一体,便会极为经常地陷入自我崇拜或风流韵事之中;我已经说过,那些徒有虚名的艺术家们通过电影或舞台所追求的只是让自己成名,以作为在男人怀抱中加以利用的资本。同职业所要冒的风险和各种真正工作所含的约束相比,男性的资助所带来的种种便利是十分诱人的。对女性命运——丈夫、家庭、孩子的渴望,以及对爱情的向往,并不总是能够轻易地同想成功的意愿协调起来。但最重要的是,她的自我崇拜感经常限制她的演员成就;她会对她的纯粹表演价值产生许多幻觉,以至觉得认真工作是无用的。她最关心的事是让自己抛头露面,从而牺牲了角色,把角色变成了戏剧化的大吹大擂。她还缺乏忘却自我的博大胸怀,这使得她失去了超越自我的可能;如演瑞、杜丝那样的艺术家实在少见,她们避开了这样的暗礁,把她们的人身当做艺术工具,而不是把艺术看做她们自我的仆人。

而且,在拙劣女演员的私生活中,她也会增大一切自恋的缺点:她会把自己表现成是爱虚荣的、爱发脾气的、爱做作的;她会把整个世界都看做舞台。

今天,表演艺术不是向女人开放的唯一艺术;许多女人还参加各种各样的创造性活动。

女人的处境使她很容易通过文学艺术去寻求拯救。由于生活在男性世界的边缘,她不是根据其一般形式,而是根据她的特殊观点来观察这一世界。对她来说,它不是工具和概念的堆积,而是感觉和感情的来源;事物当中所无缘无故存在的隐蔽因素,使她对事物的质发生了兴趣。

由于持否定和拒绝的态度,她无法专注于现实,于是她用言语来对它表示抗议。她通过自然去寻找她灵魂的形象,她希望获得她的存在(being)——但她注定会受挫;她只有在想像领域才能够将它恢复。要阻止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精神生活陷入空虚,要面对她难以承受的既定环境去坚持自己的权利,要创造一个她可以获得自己存在(being)的世界,她就必须诉诸于自我表现。此外,人们也都知道她是个喋喋不休和粗制滥造的作家;她通过谈话、书信和私人日记吐露心迹。如果她有一点报负,人们就会发现她在写回忆录,在把她的传记变成小说,在用诗歌抒发她的感情。她有大量的空闲时间,这对从事这类活动十分有利。

但是,使女人转向创造性工作的环境,同时也是一个她往往无法越过的障碍。当她仅仅为充实她的时间空虚而决定去绘画或写作时,画画和写文章将被当做凭空想像出来的工作来对待;她不会为它们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它们也不会有多少价值。女人经常在停经时决定拿起画笔或钢笔来,去弥补生存中的缺憾;但这时已经为时相当晚了,由于缺乏严格的训练,她充其量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即便开始得很早,她也不会把艺术视为严肃的工作;她已经习惯于懒散,在她的生活方式中从未感到过严格约束的必要性,所以她不可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不可能掌握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她不得不对根本不会问世的,必然经历上百次失败、又上百次从头做起的作品,徒劳地进行孤独的探索;当她学习取悦于人时,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玩弄阴谋,所以她现在希望用些手段来达到“勉强及格”。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就明确承认说:“是的,我画画时确实没有下苦功。我到今天才看出我在行骗。”女人十分愿意装出工作的样子,但她并没有工作;她相信被动性具有不可思议的功效,所以她把咒语和行动,把象征性姿态和有效的行为混为一谈。她自命为美术研究者,用一套画笔把自己武装起来;她坐在画架前面时,目光从白色的画布上漂移到了镜子上;但那一束花,那一盘苹果,不会自己出现在画布上。当坐在桌子旁边,脑海里反复构思模糊不清的故事情节的时候,女人很容易俨然是一个作家;但是她还必须真实地在白纸上写出黑字,还必须让这些字在别人看来也是有意义的。于是西洋镜被揭穿了。为了取乐,可以制造海市蜃楼,但艺术工作可不是海市蜃楼,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对象;为了塑造它,一个人必须熟悉自己的业务。

柯莱特并非仅仅因为她的天赋和气质才成为伟大作家的;她的笔常常是她谋生的工具,而且她也只能用笔去写出艺术家希望用他的工具创作出的好作品。在写《克洛迪娜》和《生日》时,她从业余作家变成了专业作家,这一转变极其雄辩地证明了,经过一个时期的严格训练是有益的。然而,大多数女人都没有认识到她们所沟通的欲望提出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她们的懒惰。她们总是把自己看成是既定的,认为她们的优点是来自于内在的优美,而不是认为价值是通过征服取得的。为了诱惑,她们只了解自我表现的方法;所以不论她们的魅力是否起了作用,她们都没有干预其成败。她们假定,依此类推,表明一个人是什么,这对表现和沟通就足够了;她们在推敲自己的作品时,不是靠努力思索,而是靠自发性;

写作或微笑对她们全都无所谓;反正成功要么会来,要么不会来。她们如果很自信,就会认为那书或画很容易取得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她们如果很胆怯,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都会让她们垂头丧气。她们没有认识到错误可以开辟前进的道路,而是认为错误是无可挽救的灾难,就和畸形似的。这就是她们常表现得十分暴躁的原因:她们承认错误时恼怒而沮丧,没有从中接受有益的教训。

不幸的是,自发性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唾手可得:这种司空见惯的自发性的荒谬之处(如波朗在《塔伯之花》中所说的)在于,它常和对主观印象的直接描述混在了一起。所以,在自命为作家并认为她在原原本本地、不考虑他人地描述她自己头脑中所形成的形象的那一刻,她实际上所做的只不过是再度编造迂腐透顶的陈词滥调。如果有人把这一点告诉了她,她会感到吃惊;她会烦躁不安,把笔扔掉;她无法理解,读者怎么会用眼睛和深人心灵的思想去阅读,全新的表现又怎么会引起许多可爱的回忆?

如果在自己的头脑中能把这些回忆搜索出来,并用给人以极其生动印象的语言加以表现,那么这就是一种可贵的天赋。我们羡慕柯莱特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不会在任何男作家身上碰到;但我们所关心的是她那深思熟虑的自发性——虽然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似乎是矛盾的。她保留了她的某些素材,总是有意地放弃了其余的素材。业余的女作家不是把语言看做是人际沟通的一种方式,感染他人的一种手段,而是看做是直接揭示她自己情感的一种途径;在她看来,选择和删除就是遗弃她自己的一部分;她不希望牺牲掉自己所写下的任何词句,因为她所是的那种人使她感到愉快,还因为她不希望变成任何其他种类的人。她的不结果的虚荣心来自于这一事实:她十分喜欢她自己,不敢去剖析她自己。

所以,这群玩弄艺术和文学的女人,只有极少数人能坚持到底;有些人即使越过了第一道障碍,也往往会在自恋和自卑情结之间继续左右为难。无法忘却自我,是一种缺憾,它压在她们身上时,会比压在其他职业妇女身上时更沉重。如果她们的主要目标是抽象地肯定自我,是满足于表面成功,她们就不会专注于世界,因而她们也就不能通过艺术去改造世界。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决定去绘画是因为她想成名,而她想成名的魔念又使她隔绝于现实。她其实并不喜欢绘画:艺术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她的报负和空洞梦想不会向她揭示色彩或画面的含义。女人不是慷慨地献身于她所从事的工作,而是过于经常地认为工作只不过是对她生活的装饰;书画仅仅是她公开展露主要的现实——她自己的自我的某些次要手段。而且,只有她自己的自我,才是她所关心的最重要的(有时是唯一的)问题:维热-勒布伦夫人不倦地把她甜蜜的母性放在画布上。女作家会不断地说到她自己,即使是在谈论一般问题的时候,于是,一个人在没有读到作者的体型和肥胖程度时,是不可能知道她对自己的发色、她的性格特征所做的戏剧性评论的。

当然,这个自我并不总是可惜的。几乎没有哪种书能比某些忏悔性的作品更感人的了,但它们必须真诚,作者必须有东西可忏悔。女人的自恋使她贫乏,而不是使她丰富;由于除了自我关注她什么也没有做,她消灭了她自己;甚至连她的自爱也是固定不变的:她在作品中所揭示的不是她真实的体验,而是用陈词滥调树立起来的想像中偶像。人们不会责怪她像贡斯当或司汤达那样,把自己投射到自己的小说里;但麻烦的是,她太经常把自己的历史视为无聊的童话了。少女借助于想像,向自己隐瞒了其残酷令她感到恐惧的现实,但可悲的是,当逐渐变成女人时,她仍然把世界、她的特性以及她自己笼罩在诗一般的迷雾中。当真相认掩饰下显露出来时,有时收到的效果会极其令人愉快;但是,《灰尘》和《永恒的宁芙》这类无聊的逃避现实的小说又何其多也!

女人想逃避这个常让她感到受轻视、被误解的世界是十分自然的;令人遗憾的只是,她不敢像热拉尔·德·内瓦尔、埃德加·爱伦·玻之类人物那样大胆地逃走。她的胆怯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取悦于人是她第一要关心的事;她还常常担心,仅仅由于从事写作这一事实,她就会成为一个令人不快的女人;“女学者”这个词虽然陈!日,但仍有可恶的言外之意;

况且她还没有勇气做一个令人不快的作家。一个有独创精神的作家永远会让人感到震惊,永远会受人诽谤,除非他死了;新事物总会引起不安和反感。女人还会对得到思想界、艺术界即男性世界的承认又惊又喜。她的行为极其谨慎,唯恐乱了阵脚,唯恐受到调查,唯恐被人戳穿;她觉得她应当通过朴实高雅的格调,去求得对她在文学上自命不凡的原谅。她保证保持一致有可靠的价值;她准确地赋予文学以人们期望于她的个人风格,用精选出来的优美、做作和雕琢的词句,提醒我们注意她是一个女人。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她擅长于创作畅销小说;

但我们不应当期望她会在陌生的道路上去冒险。

并不是说这些独立女人在行为或感情方面没有独特性;相反有些人实在是太独特了,以至应当把她们给关起来;总之,她们许多人会比她们拒绝接受其约束的男人更古怪、更反常;

但她们把奇特的天才用在她们的生活方式上,用在她们的高谈阔论上,用在她们的书信来往上;她们若是从事写作,就会对文化世界感到不知所措,因为那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于是她们只能结结巴巴地去说。另一方面,若是女人愿意按照男性的方式去推理和表达自己,她便会一心想窒息她本来就有理由不相信的独特性;她和女学生一样,也容易变得谨慎和迂腐;

于是她会去模仿男性的严密和气魄。她可以变成优秀的理论家,可以取得名副其实的能力;

但她将不得不放弃她身上的任何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有些女人是疯子,有些女人则有健全的理性,但谁也不会既有那种疯狂,又有那种我们称为天才的理性。

最重要的是,这种有节制的理性至今仍在限制女性的才能。许多女人一直在逃避,而现在则越来越逃避自恋和虚假魔力所设下的陷阱;但是,从未有人完全蔑视过谨慎,试图出现在既定世界之外。首先,当然有许多人只是在原封不动地接受社会;她们是资产阶级的杰出女诗人,因为她们是这个面;临威胁的阶级当中的最保守成分。她们用精选出来的词汇,对所谓“上流社会”的文明加以提炼;她们赞美中产阶级的幸福理想,用诗一般的斑斓色彩去掩饰本阶级的利益;她们特意安排了冠冕堂皇的神秘说教,目的在于说服女人“保持女性气质”。古老的房子、羊圈和菜园。个性突出的老人、淘气的孩子、洗涮、腌制、家庭聚会。

化妆品、客厅、舞会、不幸却又是典型的妻子、奉献与牺牲的妙处、有点不满却又是十分快活的婚爱、少女时代的梦想、母性的听天由命——这些都是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斯堪的那维亚小说家们早已用尽的主题;她们就是这样赢得了名和利,但肯定没有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更为有趣的是,叛逆的女性已经在向这不公正的社会挑战;抗议的文学可以孕育出真诚而有力的作品;基于反叛心理,乔治·艾略特详细而戏剧性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场景;尽管如此,如弗吉尼亚·沃尔芙让我们看到的,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为了摆脱表面的束缚,仍不得不消极地花费如此之多的精力,以至她们在到达具有远见卓识男作家的始发阶段时,已经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她们再也没有剩余的力量去利用她们的胜利,也没有去破坏阻止她们前进的一切规则。例如,我们在她们身上既不会发现司汤达那样的讽刺和轻松,也不会发现他那种沉着与真诚。此外,她们也不具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之类作家的那种丰富经验:这就是为什么《行军途中》虽然辉煌,却仍不可以和《战争与和平》同日而语的原因一呼啸山庄》尽管宏伟,却没有《卡拉马佐夫兄弟》那种广阔的视野。

今天,女人坚持自己的权利已不是多么困难;但她们还没有完全克服由来已久的、把她们隔绝于女性气质的性别限制。例如,有清醒的头脑是她们应当引以自豪的胜利,但她们仅仅满足于此又未免有点太快了。实际上,传统女人是个有意受骗的人,并且是个进行欺骗的人;她试图对自己隐瞒自己的依附性,而这是她赞同依附性的一种方式。暴露这种依附本身就是解放;目光敏锐的玩世不恭是对屈辱和羞耻的防御,因此这是初步表现出来的增越。通过追求目光敏锐,女作家正在为妇女事业进行着重要服务;她们虽然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对服务于这项事业仍是太关注了,以至对极为广阔的世界未能采取无私的态度。当她们揭去了幻觉和欺骗的面纱时,她们认为自己做得已经足够了;但是这种消极的大胆仍会使我们面对着一个谜,因为真相本身是模棱两可的、高深莫测的、神秘的:一旦要予以陈述,就必须通盘重新考虑、重新塑造。这一切完全是为了不受愚弄,但到那时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女人驱除幻想的勇气已经衰竭,她惊恐地停留在现实的门槛上。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有例如真诚迷人的女性自传存在;但是没有一本可以同卢梭的《忏悔录》和司汤达的《自我崇拜回忆录》相比。我们依然太热衷于看清事实了,以至不想透过黑暗,超越具体描述的范围。“女人决不会超出表象,”有位作家对我说。这非常正确。她们对有可能探索这个世界的现象仍在感到惊讶,所以她们—一清点这些现象,而不是尝试发现其意义。有时她们擅长于观察事实——已知的事物。她们可以成为引人注目的记者;例如没有哪个男记者能超过安德烈·维奥丽丝在印度支那和印度作的采访报道。女人能够描绘气氛和人物,能够指出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能够让我们同样感到他们内心的隐隐骚动。维拉·凯瑟、埃迪丝·华顿和多萝西·帕克,都是以清晰而敏感的笔触描写人物和风土人情的。她们所塑造的男主人公很少如希思克利夫那么令人信服:她们对男人的认识仅仅限于他是一个男性。但是她们往往善于描绘她们自己的内心生活、她们的体验、她们自己的世界;她们虽然注意隐蔽的事物本质,迷恋她们自己的奇特感觉,但依旧热情地用耐人寻味的词句和世俗的形象比喻,去表达她们自己的体验。她们的词汇常比她们的句法更引人注目,因为她们感兴趣的是事物,而不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她们未能追求典雅的抽象,但作为补偿,她们的话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

大自然是她们最喜欢探索的领域之一。对少女来说,对尚未完全退让的女人来说,大自然意味着女人本身对于男人所意味的东西,即意味着她自己和对她的否定,一个王国和一个流放地;佯装他者的一切。正是在谈到荒野和花园的时候,女小说家才会极其亲切地向我们揭示她的体验和梦想。她们许多人把奇迹般的生命力和季节封闭在水盆里,花瓶里,花圃里;

其他人虽然没有把植物和动物给关起来,但通过柯莱特或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种充满爱心的密切观察,仍竭力让它们属于她们自己。其实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正视自然中的非人化的自由,试图去破译它的外来含义,热衷于与这个他者的存在结合起来:除了埃米莉·勃朗特。

弗吉尼亚·沃尔芙和玛丽伟伯偶尔为之,几乎无人沿着卢梭所开辟的道路去冒险。

我们更有理由认为,横跨既定存在、探索其神秘度的女人是屈指可数的:只有埃米莉在向死亡发难,只有弗吉尼亚·沃尔芙在对生命提出质疑,只有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不很经常)在对日常的偶然性和痛苦表示怀疑。任何女人都未能写出过《审判》《白鲸》《尤利西斯》或《智慧七柱》那样的作品。女人没有去争取人的处境,因为她们还没有接受它。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既缺乏超自然的反响,也缺乏愤懑;她们没有顺便去理解一下世界,没有向它提出问题,没有暴露其矛盾:她们对待它仿佛是太认真了。应当说,多数男人也有这种局限性;当我们把有成就的女人同极少数应当称为“伟人”的男性相比时,她就显得平庸无奇了。并不是特殊的命运在限制她: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她未曾达到过(暂时还根本不可能达到)最高的顶峰。

艺术、文学和哲学,是试图以人的自由,以创造者个人的自由,去重建这个世界;一个人要有这种报负,就必须从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接受他是一个有自由的人的这种地位。教育和习俗强加给女人的种种束缚,正在限制着她对世界的把握;当在这个世界找到自己位置的斗争过于艰巨时,无疑人们会脱离这种斗争。目前,如果有谁想去尝试重新把握这一斗争,谁就必须首先从这一斗争进入一种主权者的孤独状态:女人首先要痛苦地、骄傲地开始她在放纵和超越方面——即在自由方面的实习。

我所渴望的是,[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写道,能够自由地去单独散步,能够自由地走来走去,能够自由地坐在蒂莱里埃花园的长椅上。没有这种自由,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当你被某人陪伴着时,当你必须等待你的伙伴、你的家人时,你认为你能够利用你所见到的事物吗?!……这是起码的自由,这是没有它你便不能认真而成功地做点重要事情的自由。由于那种愚蠢而持续的压抑,思想被戴上了锁链……这足以使你的双翼下垂。这是没有女艺术家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要做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单靠培养还是不够的——就是说,只靠把办展览、搞点资料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还是不够的。文化只能通过自由的超越行动来加以理解;

即,自由的精神即使再丰富,也必须把自身投向虚无的天国并在那里住下来;但是如果有上千种束缚把它留在地面,它的强烈冲动便会受到破坏。今天,少女固然可以单独出门,到蒂莱里埃花园去闲逛,但是我已说过,街头对她充满敌意,到处都是想图点什么的目光和动作;

如果她闲逛时粗心大意、心猿意马,如果她在咖啡馆门前点上一支香烟,如果她一个人去看电影,马上就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她只能靠衣服和礼貌去引起尊重,但是这种偏见也牢牢地把她固定在地面上和她自己那里,“使你的双翼下垂”。T·E·劳伦斯18岁那年独自骑自行车到全法国长途旅行;任何少女都不会被允许参加任何这类越轨行动,更不用说像劳伦斯后来那样,在一个半沙漠化的危险国度作徒步冒险了。然而这类体验却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一个人通过这类体验,在陶醉于自由和发现的同时,也学会了把整个大地都看成他的领土。

由于她的本性,女人在任何时候都被剥夺了学习暴力的权利:我已指出她虚弱的肌肉是何等地使她倾向于被动。当一个男孩子用拳头解决争端时,他会觉得他有能力照料自己;作为补偿,至少应当允许少女知道,当主动参加体育运动和冒险时,当尝到克服困难的自豪滋味时,会有怎样的感觉。但是她现在并不完全知道。她可能会觉得自己在世界当中是孤独的,但她根本不可能作为唯一者和主权者,昂首挺立在世界面前。一切都在影响她,使她困住自己,使她受外在于她自己存在的存在的支配——尤其是在爱情方面,她是放弃了而不是坚持了自己的权利。从这点来说,不走运或没有吸引力反倒常常是因祸得福。正是由于孤立,埃米莉·勃朗将才能够写出狂放有力的作品;在和自然、死亡及命运对抗时,她除了自己的资力没有别的靠山。罗莎·卢森堡长得很丑,所以她根本不想沉溺于对自我形象的狂热崇拜,根本不想让自己变成客体、猪物和陷阱;她从年轻时起就有着完整的精神和自由。即便如此,女人能完全忍受直接面对既定世界这样的痛苦,这仍然十分少见。她处处感到的种种压抑,以及把她压倒的整个传统,使她无法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感,而这就是她平庸的根本原因。

那些被我们称为伟人的男人,他们以这种那种方式肩负起了世界重任;他们可能干得很好,也可能干得很坏,可能成功地重建世界,也可能被推翻;但首先他们已经承受了这一巨大负担。这是任何女人从未做到过的,也是任何女人无法做到的。一个人要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属于他自己的,认为自己应当为其弊端负责,为其进步骄傲,他就必须属于特权等级;只有那些处于指挥地位的人,才能通过改造、思考和揭示,去为这个世界作辩护;只有他们才能通过世界认识自己并努力给它打上自己的烙印。迄今为止,人(Man)的可能化身,一直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因为,我们认为极其杰出的那些人,被授予天才称号的那些人,已经在打算以他们个人的生存去规定全人类的命运,与此同时却没有一个女人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

凡高怎么可能会生为女人呢?女人是不会被派到比利时的伯杯耐吉煤矿去执行使命的,是不会觉得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是自己的罪过的,是不会想到赎罪的;所以,她也就永远不会画出凡高的《葵花》来。更不用说不准她有这位画家的那种生活方式了——在阿勒斯的孤独,经常出入咖啡馆和妓院,所有这一切都在抚育着凡高的敏感性,同时也抚育了他的艺术。

女人也永远不会成为卡夫卡:她通过怀疑和焦虑永远体会不到被逐出天堂的人(Man)所感到的那种痛苦。除了圣·泰丽莎,几乎没有哪个女人可以完全放纵,让自己在人的处境中度过一生: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什么原因所致。当让她立足于世俗等级之外时,她会和十字架的圣·约翰一样感到头上没有天花板的保险。两者都有同一种黑暗,同一种光亮,自我的同一种空虚,上帝的同一种充实。如果每个人都终于可以这样不以两性差别为荣辱,而以拼命争来的生存自由的光荣为骄傲,那么女人将只能把她个人的历史、她的问题、她的怀疑、她的希望,认同于人类的历史、问题、怀疑和希望;那么她将只能在她的生活和工作中谋求揭示整个现实,而不是仅仅谋求揭示她个人的自我。只要她仍不得不为做一个人而斗争,她就不可能成为创造者。

问题又是如此,要解释女人的局限性,就必须求助于她的处境,而不是求助于某种神秘本质;因而未来基本上仍然是开放的。在这个问题上,作家们争先恐后地坚持认为女人无“创造性天才”;这一论点得到以前臭名昭著的反女权主义者马尔泰·傅雷里夫人的辩护;但是人们会说,她想让她的书成为女性无逻辑性和愚蠢的生动证明,所以她的书才是自相矛盾的。

而且,和“永恒的女性气质”概念一样,创造性的“本能”这个概念也必须从考察存在(entities)的名单上划掉。有些讨厌女人的人有点具体地认为,女人由于神经质不可能创造任何值得创造的东西;但是他们也往往宣称天才都有神经病。无论如何,普鲁斯特的例子十分清楚地表明,心理生理上的失衡,既不意味着缺乏力量,也不意味着平庸。

至于取自于历史的论据,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它的哪些方面应当予以考虑;不能认为历史事实已经确立了永恒真理;正因为这些事实在变化,它只能指明处境实际上是历史的。当女人根本不可能完成天才的工作(或者只不过是一种工作)时,她们当中怎么可能产生天才呢?以前旧欧洲对美国野蛮人十分蔑视,认为他们既不能以有艺术家自夸,也不能以有作家自夸。“在我们为自己的生存作辩护之前,先让我们开始生存吧!”杰弗逊有力地回答说。美国黑人对指责他们当中永远产生不出惠特曼或梅尔维尔之类人物的种族主义者,也作出了同样的回答。法国无产阶级也不可能提出可以和拉辛或马拉梅齐名的名字。

自由的女人正在诞生;她一旦赢得了对自己的所有权,也许蓝波的预言就会实现:“在她们当中,将会有诗人出现!当女人受到的漫无边际的束缚被消除的时候,当她能为自己并通过自己去生活,并且当男人(他们是至今仍是可恶的)把她松开的时候,她也会成为诗人!

女人将会发现未知事物!她的观念世界和我们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她将碰到陌生的、深奥的、排斥的。愉快的事物:我们将占有它们,我们将认识它们。”她的“观念世界”未必就和男人的不一样,因为她只有获得和他们一样的处境,才会得到解放;说她在何种程度上仍然是有差别的,说这些差别在何种程度上仍有其重要性——这其实是在碰碰大胆推断的运气。可以肯定的是,迄今为止,女人的发展前景一直在受着压制并且丧失了人性,现在是时候了,让她为了她自己的利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去冒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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