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中开始的那次经济萧条，对美国来说，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灾难。在1933年，经济降到最低点之前，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总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失业人数上升到劳动力总人数的25％这一空前水平。这次萧条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也是一场灾难。萧条逐渐扩及到其他国家，各国的产量下降，失业人数增加，人民遭受饥饿和苦难。在德国，萧条帮助了希特勒上台，铺平了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在日本，它加强了那个立志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军人集团。在中国，它导致了货币改革，这种改革最后加速了恶性通货膨胀，注定了蒋介石政权垮台的命运，使共产党上了台。
在思想上，萧条说服了公众，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注定要经受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公众转向了在知识分子中间已经越来越被接受的看法：政府应起更积极的作用；它应进行干预，抵消无节制的私人企业造成的不稳定；它应充当平衡轮，促进稳定和保证安全。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公众对私人企业和政府的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导致了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自那时起到现在的迅速扩大。
萧条也使经济学家的看法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经济的崩溃，动摇了那个长期持有并在二十年代曾得到加强的信念，即货币政策是促进经济稳定的有力工具。经济学家几乎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货币同经济稳定不相干”。二十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了另外一种理论。凯恩斯革命不仅俘虏了经济学专业，也为广泛的政府干预提供了吸引人的论据和处方。
公众和经济学家看法的转变，是由于误解了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却很少有人知道———萧条并不是私人企业失败所造成，而是政府在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责任的领域里的失败造成的。这个责任，用美国宪法第一款第八节的话来说，就是“铸造货币，调节它与外国货币的价值”。不幸的是，我们将在第九章中看到，政府管理货币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历史上的稀奇事，而且也是今天的现实。
联邦储备系统的起源
1907年10月21日，星期一，大约在一次经济衰退开始之后五个月，纽约市的第三大信托公司聂克波克信托公司开始遇到金融困难。第二天对这家银行的“挤兑”迫使它倒闭（结果证明是暂时的；它在1908年3月恢复了营业）。聂克波克信托公司的倒闭，加速了对纽约市内的后来也对全国其他地方的别的信托公司的挤兑——一次银行的“恐慌”发生了，就象在十九世纪不时发生过的那样。
不到一个星期，全国的银行对这种“恐慌”作出了反应，“限制付款”，也就是宣布它们不再付给要求提取存款的储户以通货。在某些州里，州长或司法部长采取措施，给予限制付款以合法的批准；在其他州里，干脆就容忍这种做法，银行被许可继续开业，尽管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它们违反了州的银行法。
限制付款遏制了银行的倒闭，结束了挤兑风潮。但这给企业带来了严重的不便。它导致硬币通货不足，使木质的分币在私下流通，并使其他暂时的代用品代替合法的货币。在通货最短缺时，得用一百零四美元存款买一百美元通货。恐慌加上限制，直接地和间接地使那次衰退变成了美国当时所经历的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所谓直接地，是指恐慌和限制对信心和有效地经营企业造成的影响，间接地是通过强使货币的数量减少。
不过，衰退的严重阶段为时不长。银行于1908年初恢复付款。几个月之后，经济开始恢复。这次衰退总共只持续了十三个月，而它的严重阶段只拖了大约一半那么久。
这一戏剧性的事件要对1913年通过联邦储备法负大部分的责任，它使得在货币和银行领域采取某些行动在政治上成为必要。在西奥多·罗斯福的共和党政府期内，建立了国家货币委员会，主席是著名的共和党参议员纳尔逊·Ｗ·奥尔德里奇。在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党政府期内，著名的民主党众议员后来成为参议员的卡特·格拉斯重新草拟了该委员会的建议。从那以后，由此产生的联邦储备系统就成了国家管理货币的主要权力机构。
“恐慌”、“挤兑”和“限制付款”这些字眼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为什么它们会产生我们归因于它们的那些深远的影响？联邦储备法的作者又是怎样提议防止同样的事件的？
对一家银行挤兑，就是它的许多储户全都在同一个时间试图“提取”他们的存款。挤兑的发生，是由于有谣言或事实，使储户担心银行偿付能力不足，将不能履行它的义务。因而每个人都试图在存款还没有完全丧失之前把“自己的”钱取出来。
不难理解，为什么挤兑会使得一家偿付能力不足的银行更快地陷于破产。但是为什么挤兑也会给可信赖的和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带来困难呢？答案同英文里的一个最引人误解的字眼——“存入”有关，它被用来指对银行的一种要求权。如果你向一家银行“存入”通货，你往往会认为银行拿了你的钞票，把它们放进银行的保险柜里保存起来，等你来取款。它并不是这样做的。要是这样做的话，银行哪来的收入去偿付开支，去付存款利息呢？银行可能拿一些钞票放到保险柜里作为“储备”。其余的钞票它贷给别人，要借款人付利息，或者用于购买有息证券。
如果你存入的不是通货而是其他银行的支票（人们经常这样做），那么银行手头上就连可存入保险柜的通货也没有。它只有对另一家银行提取通货的要求权，而通常它并不行使这种权利，因为其他银行对它也拥有与此相当的要求权。对每一百美元存款，所有银行只在保险柜里存放几美元现金。我们实行的是“部分储备银行制”。只要人人都相信随时能够从存款中提取现金，因而只在真正需要时才提款，这种制度就能很好地运行。通常，新存入的现金大致与提取额相等，所以那一小部分储备就足以应付暂时的差额。但是要是人人都一下子取回现金，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多半会造成恐慌，就如有人在拥挤的戏院里喊“起火了”，每一个人都会赶紧往外跑一样。
如果只有一家银行碰到挤兑，那它可以从其他银行借款或是要求其借款人归还贷款来对付。借款人可以从别的银行提取现款来偿还贷款。但如果一场银行挤兑风潮扩大，银行是无法共同这样对付挤兑的。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干脆就没有那么多的通货，来满足所有储户的要求。此外，动用库存现金来对付广泛的挤兑——除非能立即恢复信任，结束挤兑，从而现金再次被存入银行——会使存款额大为减少。1907年，每一百美元存款，银行平均只有十二美元现金。每一美元存款换成现金从银行的保险柜转到存款人手里，需要另外减少七美元的存款，银行才能保持原来储备金同存款的比率。这就是为什么一场挤兑，结果使公众贮藏现金会减少总的货币供应量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挤兑风潮如不立即终止会造成巨大痛苦的缘故。各个银行会催借贷户还债，拒绝延长贷款期限或拒绝发放新的贷款以取得现金，应付储户的要求。借贷户整个地告货无门，于是银行倒闭，企业破产。
如何能在一场恐慌一旦发生时就使之停止，或者更好的是如何能在它开始之前就加以防止呢？制止恐慌的一种办法，是象1907年那样：银行一起限制付款。银行仍然开业，但它们相互约定，储户提款时不付给现金，而是通过转帐来处理。对于自己银行的某一储户开给另一储户的支票，各银行的承兑方法是：减少前者帐下的存款，而增加给后者。对于那些由自己的储户开给其他银行的储户的支票或是由其他银行的储户开给自己银行的储户的支票，它们就几乎象往常那样，“经过票据交换所”来处理，也就是用所收到的其他银行储户的支票，抵消其他银行所收到的自己银行储户的支票。一个区别是，它们要付给其他银行的款项同其他银行要付给它们的款项之间的任何差额，是用支付保证来解决，而不是象通常那样拨付现金。银行也支付一些现金，不过不是付给要求提款的储户，而是付给一些老主顾，以供他们发放工资和其他紧急需要之用，同时银行也从这些老主顾那里得到一些现金。在这种制度下，某些“不殷实的”银行仍然可能倒闭。但它们倒闭，不是因为它们不能把殷实的资产转换成现金。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慌逐渐得到平息，对银行的信任得到恢复，银行又重新付款给提款的储户，而不致引起一系列新的恐慌。这是制止恐慌的颇为严厉的方法，但它确实起了作用。
另外一种制止恐慌的办法，是使殷实的银行能够把它们的资产迅速转换成现金，不是通过损害其他银行来转换，而是通过取得额外的现金——也可以说是通过紧急印刷机来转换。这就是体现在联邦储备法中的方法。据认为，该方法甚至可以防止限制付款引起的暂时混乱。根据该法建立的十二家地区银行，在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督下营业，受权充当商业银行的“最后可以求助的放款者”。它们可以发放以下两种贷款，一种是以货币形式发放联邦储备券（它们有权印刷这种储备券），另一种是发放银行帐目上的存款信贷（它们有权创立这种信贷，只要薄记员把大笔一挥就行了）。它们充当银行家的银行。美国的地区银行相当于英格兰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
最初，人们预计，联邦储备银行的大部分业务是直接贷款给银行，以这些银行自己的资产，特别是以它们的期票即提供给企业的贷款为担保。但在许多这种贷款上，银行对期票进行“贴现”——也就是付出的款项比面值少，其折扣代表银行收取的利息。联邦储备反过来对期票进行“再贴现”，以此从银行收取贷款的利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开的市场活动”——即买卖政府公债——而不是再贴现，变成了联邦储备系统放松和收紧银根的主要方法。当一家联邦储备银行买进政府公债时，它支付联邦储备券（那是它保险柜里有的或者新印刷的），更通常的办法是，在它的帐本上为一家商业银行增加存款。这家商业银行可以自己是公债出售者，也可以是公债出售者保有存款户头的银行。这些额外的通货和存款就充作商业银行的储备，使它们整个能够成倍地扩大它们的存款，这就是为什么联邦储备银行的通货和存款被称为“高能货币”或“货币基础”的原因。当联邦储备银行售出公债时过程正好相反。商业银行的储备下降。它们被引向收缩。直到不久前，联邦储备银行创造通货和存款的权力，还受到联邦储备系统掌握的黄金量的限制。这个限制现在已被取消，所以今天除了负责这个系统的人的谨慎外，已不再有任何有效的限制。
三十年代初期，联邦储备系统未能做到建立它要做的事情之后，最后在1934年采取了一个防止恐慌的有效方法，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保证存款最大限度地不受损失。该保险公司使存款人相信他们的存款是安全的，因而防止了不殷实的银行的倒闭或金融困难造成对其他银行的挤兑。在那拥挤的戏院里的人们相信，再不会有火灾了。自1934年以来，虽然也曾有过银行倒闭和对个别银行的挤兑，但还没有发生过那种老式的银行恐慌。
早在1934年以前，为了防止恐慌，银行就已经常对存款进行担保了，只不过担保的范围较小，没有那么有效罢了。一次又一次，当一家银行碰到金融困难或是因为谣传发生问题而有挤兑危险时，其他银行就自动联合起来凑集一笔资金，为处于困难中的那家银行的存款担保。这种方法防止和阻止了许多恐慌。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或者是因为没有达成一项满意的协议，或者是因为没有立即恢复信心，该方法却没有奏效。关于这种失败，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考察一个特别富有戏剧性的重要事例。
联邦储备系统的早年
联邦储备系统于1914年底，欧洲爆发世界大战后的几个月，开始活动。这场战争大大改变了联邦储备系统的作用和重要性。
该系统建立时，金融世界的中心是英国。据说，当时世界建立在金本位制上，但同样可以说是建立在英镑本位制上。当初建立联邦储备系统，首先是为了防止银行恐慌并促进商业；其次是充当政府的银行。当时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将在世界金本位制的范围内活动，对国外事件作出反应，而不是去左右它们。
战争结束时，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金融世界的中心。世界有效地建立在美元本位制上，而且，即便是在战前的金本位制以一种削弱了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之后，也还是这样。联邦储备系统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动地对国外的事件作出反应的无足轻重的机构。它已成了一个能够影响世界货币结构的独立的巨大力量。
战争期间，特别是美国参战后，不论是好还是坏，总之，联邦储备系统显示了其巨大力量。象在以前的（和后来的）战争中一样，为了筹措战费，印刷机又被派上了用场。不过，联邦储备系统使用印刷机的手法，要比以前的政府机构更为老练和隐蔽。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用联邦储备券支付，使财政部能用储备券交付一些费用，只有在这时，才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使用印刷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时，只是在帐册上给后者记一笔存款，以此作为付款。财政部用这些存款的支票支付它购买的东西。当支票接受人把支票存到他们自己的银行时，这些银行又把它们存到联邦储备银行，这样，财政部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就转给了商业银行，增加了它们的储备金。储备金的增加，使商业银行系统得以不断扩充，这种扩充在当时主要是通过它们自己购买政府公债或是贷款给它们的主顾使他们能够购买公债取得的。用这种办法，财政部得到了新创造出来的货币来支付战费，但增加的货币大都以商业银行存款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通货的形式出现。采用这种方法巧妙地增加货币数量，并没有防止通货膨胀，但它确实有神不知鬼不觉的作用，掩盖了实际发生的情况，减少或是延缓了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担心。
战争结束以后，联邦储备系统继续迅速增加货币数量，从而助长了通货膨胀。但是在这一阶段，增加的货币不是用于政府开支，而是用于资助私营企业活动。我们整个战时的通货膨胀，有三分之一是发生在不仅战争结束而且政府的战争开支赤字也已结束之后。联邦储备系统很晚才发现它的错误。发现后，马上作出了强烈反应，把国家投入了1920－1921年为时不长但很严重的萧条。
无疑，联邦储备系统取得最大成功的时代，是在二十年代剩下的那段时间里。在那些年，它的确象一个有效的平衡轮似的起作用，当经济显露出摇摆的迹象时就提高货币的增长率，当经济开始以较快的速度扩张时就降低货币的增长率。它并没有使经济免于波动，但它的确缓和了波动。不仅如此，它是不偏不倚的，因而避免了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形势的稳定，使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当时有人大肆鼓吹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商业周期完蛋了，被一个警觉的联邦储备系统排除了。
二十年代的成就，大都应归功于一位名叫本杰明·斯特朗的银行家。此人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第一任行长，一直到1928年他突然病故时为止。在他死以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可以说是联邦储备系统执行的国内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而本杰明·斯特朗无疑是最最关键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正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所描述的，是“一个天才——银行家中的汉密尔顿”。同联邦储备系统内的其他人相比，斯特朗得到了该系统内部和外部金融界领袖们的更多信任和支持，他能够使金融界的领袖们相信他的看法，而且他有勇气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
斯特朗的死在联邦储备系统内部引起了权力之争，这场斗争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正如斯特朗的传记作者所说，“斯特朗的死使联邦储备系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它失掉了一个有胆有识、深孚众望的领导人。〔设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不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起那个作用。但该委员会自己又不能大胆地发挥那个作用，它当时仍然是软弱和分裂的……而且其他联邦储备银行大都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样，不愿接受该委员会的领导。……因而，该系统陷入了遇事作不出决断、各方意见僵持不下的困难境地。”①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权力之争竟然大大加速了权力转移，权力从私人市场转给了政府、从地方和州政府转给了联邦政府。事实证明，这场权力之争是权力转移的第一步。
①莱斯特·V．钱德勒：《大银行家本杰明·斯特朗》（美国首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1958年），第465页。
萧条的开始
流行的看法是，大萧条开始于1929年10月24日。那天是星期四，天阴得非常厉害，纽约的证券市场崩溃了。其间经过几上几下，最后证券价格在1933年跌落到1929年那令人眩目的水平的六分之一。
证券市场的崩溃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萧条的开始。企业活动在1929年8月，即证券市场崩溃前两个月就已达到了其顶峰，到10月时已经大大减少了。崩溃反映了经济困难的不断增加，反映了无法维持的投机活动的破产。当然，一旦发生崩溃，它就会在企业界人士和其他曾对新时代的到来寄予无限希望的人们中间散布疑虑。它使消费者和企业经营者都不愿花钱，而希望增加他们的流动储备以备急需。
联邦储备系统随后的做法，更加重了证券市场崩溃所造成的影响，危机进一步加深。当崩溃发生的时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几乎是出于斯特朗时代养成的条件反射，立即自行买进政府公债从而增加银行的储备，来缓和冲击。这使商业银行能够向证券市场上的公司提供额外的贷款，并从它们那里和其他受到崩溃的不利影响的公司那里买进证券，以缓和冲击。但是，斯特朗已经死了，联邦储备委员会想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它迅速行动，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遵守纪律，后者屈服了。此后，联邦储备系统的做法就同它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早先的经济衰退中的做法大不一样了。它不是积极放松银根，使货币供应量多于平时，以抵消收缩，而是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听任货币数量慢慢减少。在1930年末到1933年初这段时间里，货币数量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与此相比，1930年10月前货币数量减少的幅度仍显得很小，仅仅减少了2．6％。不过同已往相比这个幅度却很大。的确，同以前的衰退相比，不论是在衰退期间还是在衰退之前，几乎哪一次货币也没有减少这么多。
证券市场崩渍的余波和1930年间货币数量的缓慢减少，最终导致了一场相当严重的衰退。即使那次衰退在1930年末或1931年初就告结束——如果不是发生货币崩溃的话，它本来很可能会是那样——它也会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衰退。
银行业的危机
但是，最坏的情况还在后头。直到至1930年秋天，收缩虽然严重，但还没有发生银行业的困难或向银行挤兑的情况。当中西部和南部一系列银行倒闭破坏了人们对银行的信心并使人们广泛地想把存款变成通货时，衰退的性质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银行倒闭的浪潮最后蔓延到了全国的金融中心纽约。1930年12月11日是个非常关键的日子，那一天美国银行关了门。这是直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倒闭的最大一家商业银行。此外，虽然它是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它的名称却使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它是官方银行。因而它的倒闭是对信心的特别严重的打击。
美国银行能起这样的关键性作用，是有几分偶然因素的。由于美国银行业的结构分散，加上联邦储备系统采取的政策是让货币储藏量减少而且不对银行倒闭作出有力反应，所以小银行的倒闭迟早会造成对其他大银行的挤兑。即使美国银行不倒闭，也会有其他大银行来诱发雪崩似的银行倒闭浪潮。是美国银行而不是其他银行倒闭，纯粹是偶然的巧合。它是一家殷实的银行。尽管它是在萧条最严重的几年里被清算的，但最后还是为每一美元存款偿付了九十二点五美分。无疑，如果它当时能挺住，储户一分钱也不会损失的。
当关于美国银行的谣言开始传播的时候，纽约州的银行总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纽约票据交换所银行协会曾试图制定一个计划挽救这家银行，为它提供保险基金或使它同其他银行合并。这是早先发生恐慌时标准的做法。直到银行关闭前两天，人们还认为这些努力一定能成功。
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主要是因为美国银行的特点加上银行界的偏见。它的名称本身，因为吸引移民，所以为其他银行所忌恨。更为重要的是，这家银行是犹太人拥有和经营，并主要是为犹太人服务的。它是在这一行业里少数几家犹太人拥有的银行之一，这个行业比几乎任何其他行业都更加照顾达官贵人。救助计划包括使美国银行同唯一另外一家纽约市内主要为犹太人所有和经营的大银行以及两家小得多的犹太人拥有的银行合并，不是偶然的。
计划失败是因为纽约票据交换所在最后一刻退出了所提议的安排——据说主要原因是一些银行界头面人物的反犹主义。在银行家们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纽约州银行总监约瑟夫·Ａ·布罗德里克曾试图说服他们，但没有成功。他后来在法庭审讯时作证说，
“我当时说，它［美国银行］有许许多多借款人，它资助小商人，特别是犹太商人，它的关闭可能会使大批储户和借户破产。我警告说，它的关闭会使市内至少另外十家银行关闭，还可能影响储蓄银行。我告诉他们，关闭的影响甚至可能超出本市的范围。
我提醒他们，不过两三个星期以前，他们还拯救过市内两家最大的私人银行，曾经愿意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我回忆说，不过七、八年前，他们曾帮助过纽约的最大一家信托公司，提供的资金比拯救美国银行所需的数目要多许多倍，不过只是在制止了他们一些人之间的争吵之后。
我问他们，他们放弃这个计划的决定是否仍然不可更改。他们告诉我是这样。于是我警告他们，说他们正在犯纽约银行业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①
①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J．施瓦茨：《美园货币史，1867～1960年》（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310页。
美国银行关门，对它的所有人和储户来说都是悲剧。两个所有人受到审讯，据说违反了法律而被判处徒刑。储户的钱虽然最后得到部分偿还，但却被扣押了好多年。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后果更为深远。全国各地的存款人担心他们存款的安全，加入了早先已经开始的零星的挤兑活动。银行成批倒闭，仅1930年12月一个月，就有三百五十二家银行倒闭。
如果没有建立联邦储备系统，而发生挤兑风潮，那么，毫无疑问，银行会采取1907年采取过的措施，即限制付款，这种限制会比1930年最后几个月实际实行的要严厉得多。但是它会防止银行储备金的流失，几乎一定会防止后来1931、1932和1933年的银行大倒闭，正如1907年的限制很快就制止了当时的银行倒闭一样。的确，如果真是那样，美国银行也许会重新开业，就象聂克波克信托公司在1908年那样。恐慌过去，信心恢复，经济很可能在1931年初就开始复苏，就象在1908年初那样。
联邦储备系统的存在阻止了银行采取这种激烈的治疗措施：直接地是因为大银行的担心减少了，它们相信向联邦储备系统借钱可以使它们克服可能发生的困难，事实证明它们错了；间接地是因为整个社会特别是银行界相信，现在有联邦储备系统对付挤兑风潮，再不需要采取这种严厉的措施了。
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可以提供好得多的解决办法，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买进政府公债。这将为银行提供额外的现金以应付它们储户的要求。这会制止大批银行倒闭，至少是急剧减少倒闭的银行数目，防止公众把存款换成通货，从而不致使货币数量减少。不幸的是，联邦储备系统犹豫不决，采取的行动很少。总的来说它是袖手旁观的，听凭危机自由发展——在后来的两年中，它一再重复这种行动方式。
1931年春天，当第二次银行业危机来临时，联邦储备系统就是这样行事的。1931年9月，当英国放弃金本位制时，它甚至采取了更为反常的政策。联邦储备系统的反应是——在发生严重萧条两年以后——前所未有地大幅度提高利率（贴现率）。它采取这个行动是为避免持有美元的外国人来汲取它的黄金储备，这是它担心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提高利率，结果使国内的通货高度收缩——给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更增加了压力。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可以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政府公债，来抵消它给予正在挣扎的经济的这一剧烈打击，但它没有那么做。
1932年，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联邦储备系统最后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买进债券。有利的影响刚开始被感觉到，国会休会了，而联邦储备系统立即就停止了它的计划。
这一惨痛故事的最后一段是1933年银行业的恐慌，又一次以一系列的银行倒闭开始。胡佛和罗斯福之间的交接班更加重了这次恐慌。罗斯福于1932年11月8日当选，但到1933年3月4日才就职。胡佛不愿意在未得到新当选总统合作的情况下采取严厉措施，罗斯福不愿意在他就职以前承担任何责任。
恐慌在纽约金融界蔓延开来，联邦储备系统自己也慌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试图说服胡佛总统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天宣布全国银行休假，但没有成功。他于是就会同纽约票据交换所银行和州的银行总监，说服纽约州长莱曼宣布全州各家银行在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职那一天休假。联邦储备银行与商业银行一起停业。其他州的州长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最后罗斯福总统在3月6日宣布全国休假。
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最初是为了使商业银行无需限制付款，但后来它却同商业银行一道，对银行付款实行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比广泛和完全的限制，严重地扰乱了经济。人们一定会赞同胡佛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的这样一句话：“我的结论是，它［联邦储备委员］在全国发生困难的时候，的确是一根不中用的稻草。”
①《胡佛回忆录》，第3卷《大萧条，1929-1941年》（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52年），第212页。
在1929年中期经济处于顶峰时，美国有近二万五千家商业银行开业。到1933年早期，减少到了一万八千家。在罗斯福总统于银行休假开始十天后宣布其结束时，只有不到一万二千家银行获准开业，后来也只增加了三千家。因此，在四年的时间里，由于倒闭、合并或清算，在二万五千家银行中，总共大约消失了一万家。
货币的总量也同样急剧减少。如果1929年公众手头的存款和通货为三美元的话，那么到1933年就只剩下了不到两美元，真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的货币崩溃。
事实和解释
这些事实今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情，不过应当强调指出，当时的大多数观察家却没有看到这些事实，包括约翰·Ｍ·凯恩斯在内。人们可以对这些事实作不同的解释。货币崩溃是经济崩溃的原因呢还是结果，是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应该能够防止货币崩溃，还是象当时许多观察家得出的结论那样，联邦储备系统已经作了最大努力，但货币崩溃仍然不可避免，萧条是在美国开始然后扩及到国外呢，还是发源于国外而把美国国内本来可能是颇为温和的衰退加重了？
原因或结果
联邦储备系统本身对自己的作用没有任何怀疑。联邦储备委员会竭力为自己辩护，竟然在它的1933年《年度报告》中大言不惭地说：“联邦储备银行能够应付危机期间对通货的巨大需求，这显示了我国根据联邦储备法建立的货币制度的效能。……要不是联邦储备系统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地购进债券，很难说萧条会怎么发展。”
①《年度报告》，1933年，第1页和20-21页。
货币崩溃既是经济崩溃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货币崩溃主要是联邦储备政策的，而它无疑加重了经济崩溃。经济崩溃一旦开始，又使货币崩溃恶化。银行贷款，在比较温和的衰退时期可能是“好的”贷款，但到了严重的经济崩溃时，就变成“坏的”贷款了。拖欠偿付贷款，削弱了发放贷款的银行，更促使存款人开始向它挤兑。企业倒闭，产量下降，失业增加——都加重不放心和担忧的感觉。把资产变换成其最流动的形式货币，变换成最保险的货币通货，成了广泛的愿望。“反馈”是经济制度的普遍特征。
现在，几乎已可确证，联邦储备系统不仅被授权防止货币崩溃，而且要是它把联邦储备法赋予它的权力运用得当的话，本来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这个系统的卫护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借口。但其中没有一个经得起仔细推敲。没有一个足以说明，这个系统没有能完成它的创始人建立它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有道理的。联邦储备系统不仅有力量防止货币崩溃，而且也知道如何运用这个力量。在1929、1930和1931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曾反复敦促联邦储备系统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购进债券，这是联邦储备系统本应采取的关键性行动，但它没有采取。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并不是因为这些建议不对头或行不通，而是因为系统户部的权力斗争使得其他联邦储备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都不愿意接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领导。结果只得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混乱而犹豫不决的领导。该系统以外的有识之士也曾要求采取正确的行动。伊利诺斯州的议员Ａ．Ｊ．萨巴思在众议院说：“我认定，解除金融和商业的困苦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范围内的事。”某些提出批评的学术界人士——包括卡尔·鲍勃，他后来成为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在一次联邦储备会议上——这次会议在国会的直接压力下批准了1932年的公开市场购进——当时的财政部长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奥格登·Ｌ·米尔斯在说明他赞成那个行动时指出：“一个拥有70％黄金储备的大中央银行系统，在这样的形势下站在一边，不采取积极步骤，这几乎是不可想像、几乎是不可饶恕的。”然而这恰恰就是这个系统前两年的做法，而且在几个月后国会刚一休会以及在1933年3月最后银行危机达到高潮时，他又采取了这种做法。
①详见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货币史》，第362－419页。
萧条从哪里开始
萧条是从美国扩及世界其他地方而不是相反，这可以从黄金的流动情况得到肯定的证明。1929年，美国实行的金本位制规定了黄金的官价（每盎司二十美元六十七美分），按照这个价格，美国政府将应要求买进或售出黄金。多数其他大国实行的是所谓金汇兑本位制，它们也给黄金规定按它们自己的通货计算的官价。用美国的官价除以按它们的通货规定的黄金官价，便得出官方兑换率，也就是以美元表示的它们通货的价格。它们可以按照也可以不按照官价自由买卖黄金，但他们负责把汇率保持在按这两种黄金官价确定的水平，需要时按这个兑换率买进和售出美元。在这种制度下，如果美国的居民或其他持有美元的人在国外花费（或借出或赠送）的美元，比接受这些美元的人愿意在美国花费（或借出或赠送）的多，那么，后者就会用多余的美元兑换黄金。黄金就将从美国流向外国。如这差额是相反方向的，持有外国通货的人想在美国花（或借出或赠送）的美元，比持有美元的人愿意兑换外国通货在国外花（或借出或赠送）的多，那么，他们可以向他们的中央银行按官定兑换率购买额外的美元。他们的中央银行将把黄金送到美国以得到这额外的美元。（当然，实际上这种交换并不需要真的远渡重洋运送黄金。外国中央银行拥有的黄金，有许多就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里，加有所属国家的“标记”。转换的时候只要改变华尔街地区自由大街33号银行大楼地下室深处盛放金条的容器上的标签就行了。）
如果萧条是起于国外，而美国经济在一段时间里继续繁荣，那么，国外恶化的经济情况会减少美国的出口，而外国货的价钱降低，会鼓励美国进口。结果会是想在国外花（或是借出或赠送）的美元，要比接受者想在美国花的多，这样黄金就从美国流出。黄金的流出会减少联邦储备系统的黄金储备，从而促使联邦储备系统减少货币数量。固定汇率制就是这样把通货收缩（或通货膨胀）的压力从一个国家转移给另一个国家的。如果当时情况是这样，那么联邦储备委员会会理直气壮地说，它的行动是为了对付外来压力的。
反过来，如果萧条起于美国，那么最初的影响就会是持有美元的人想在国外花的美元数目减少，而其他人想在美国花的美元数目增加。这会使黄金流进美国，从而迫使外国减少它们的货币数量，这样，美国的通货收缩就转移给了外国。
事实是清楚的。从1929年8月到1931年8月，即通货收缩的头两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增加。这确凿地证明，美国是萧条的发动者。如果联邦储备系统遵循金本位制的原则，那它应当增加货币的数量来对付黄金的流入。相反，它实际上却听凭货币的数量减少。
一旦萧条发生并传给其他国家，自然就会对美国产生反作用。这是又一例证，说明复杂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着反馈作用。处在一场国际运动前列的国家，并不一定永远处在前列。法国1928年重新实行金本位制后，所规定的兑换率使法郎贬值，因而积聚了一大笔黄金。所以它完全能够抵挡来自美国的通货收缩的压力。可是法国执行了甚至比美国还严厉的通货紧缩政策，不仅开始增加它的本来已经很多的黄金储备，而且，从1931年末起开始从美国收购黄金。它发挥这种领导作用所得到的报酬是，虽然美国经济在1933年3月降到最低点，停止支付黄金，法国的经济却直到1935年4月才达到最低点。
对联邦储备系统的影响
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好心劝告而执行反常的货币政策，其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之一是，在同纽约和其他联邦储备银行争权的斗争中，该委员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当时流传的神话是：私人企业包括私人银行系统失败了，政府需要更多权力以对付据说是自由市场固有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储备系统的失败，产生了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得以对地区银行进行更多的控制。
这种变化的象征之一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从美国财政部大楼里的朴素的办公处迁到了宪法路它自己的一座堂皇的希腊庙宇里（从那以后又加建了巨大的建筑）。
这场权力转移的最后一个标志是，改变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名称和地区银行负责人员的称号。在中央银行圈子里，受尊敬的称号是行长而不是总经理。从1913年到1935年，地区银行的头头称作“行长”；华盛顿的中央机构叫作“联邦储备委员会”，只有该委员会的主席称“行长”，其他成员就叫“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1935年的银行法把这些都改了。地区银行的头头不再叫“行长”，改叫“总经理”，而“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个紧凑的称呼改成了臃肿的“联邦储备系统行长会议”，只是为了使每一个成员都有“行长”称号。（译注：“联邦储备系统行长会议”的习惯译法是“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总经理”亦译“行长”。这里为了便于看清其改变的意义，故改成以上译法。）
不幸，增加权力、威望和办公处的装璜并没有相应改善工作。自1935年以来，这个系统主持了——而且大大促进了——1937－1938年的大衰退、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以及从那时以来起伏不定的经济，通货膨胀时高时低，失业时增时减。每一次通货膨胀的高峰和每一次暂时的通货膨胀低落点。都一次比一次高；平均的失业水平也逐渐升高。该系统没有再犯它在1929－1933年犯的那种错误——容许或促进一场货币崩溃——但它犯了相反方面的错误，促使货币数量过分迅速地增加，这就助长了通货膨胀。此外，它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不仅制造景气，而且也制造不景气，有些是温和的，有些是剧烈的。
该系统只在一个方面完全保持始终如一。它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非它所能控制的外部影响，而把所有有利的情况都归功于自己。它就是这样继续助长那个说私人经济不稳定的神话，而它的行为则继续证明这个现实：政府是今天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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