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一直是美国梦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教徒的新英格兰，学校很快建立了起来。起初作为教会的附庸，而后为世俗的官方所接管。伊利运河通航之后，农民们离开了新英格兰的山区，来到富饶的中西部平原。他们在所到之处，建立起一所所学校。不仅建立了中、小学，还建立了大学和神学院。许多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从大西洋彼岸来的移民，都渴望接受教育。大多数人在他们定居的主要都市和大城市内，都不轻易放过任何受教育的机会。
最初的学校是私立的，上学全凭自愿。渐渐地，政府开始发挥较大的作用。先是在财政上给予资助，继而是建立和管理官办学校。1852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第一个强迫入学的法令，而所有的州都实行强迫入学制则是在1918年。一直到二十世纪，政府对教育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地方当局来实施的，盛行的是地区学校，由当地的学校管理委员会控制。接着，开始了所谓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主要是由于大城市内不同教学区之间的种族成分和社会成分差异太大而引起的。另外，这场运动也受到职业教育家希望发挥更大作用的影响。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府的扩大和权力的集中，这场运动也不断发展。
为所有人提供的、广泛的普及教育，以及为同化我们社会的新成员的公立教育，在防止分裂活动和使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能够和睦相处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对此，我们一直，而且确有理由引为自豪。
遗憾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走下坡路。家长们抱怨子女们所受教育的质量下降了。很多人对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越发感到担忧。老师们抱怨说，他们所处的教学环境，往往不利于孩子们学习。越来越多的老师在教课时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纳税人抱怨费用上涨。几乎没有人认为我们的学校是在向孩子们传授他们所需要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与促进同化及创造和睦气氛的愿望相反，学校越来越成为我们从前极力避免的分裂的源泉。
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在靠近主要城市的一些富人居住的郊区，学校办得很好，许多小城镇和乡村办的学校也很出色或令人比较满意，但一些大城市内的学校则糟得令人难以置信。
“在公立教育事业中，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黑人儿童的教育，无疑是成绩最糟糕、失败最惨重的领域。与其说是使黑人儿童受教育，还不如说是使他们失掉受教育的机会。但按照政府的一贯说法，公立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却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由此看来，公立教育的确是一个双重悲剧。”①
据我们看，公立教育所患的病与我们在前面和后面章节中所谈到的许多福利计划患的病是相同的。四十多年前，沃尔特·李普曼把它确诊为“社会集权过度症”，其病因在于“信念的改变，以前人们认为，由那些思想狭隘的和自以为是的人自由行使权力会很快带来专制、反动和腐朽”，……要取得进步就必须限制统治者的作用和权力，而现在人们则认为，“统治者的能力是无限的，因此，不应对政府的权力施加任何限制。”②
①伦纳德·比利特：《用自由市场方法改革教育》，第P－6141号兰德公司文件（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1978年），第27一28页。
②《良好社会》中的话，转引自沃利斯的《被过分管制的社会》，第VIII页。
在培养孩子方面，这种病症的表现是：作父母的无法干预孩子受什么样的教育，他们既不能直接出学费为孩子挑选学校，也不能间接地通过开展地方政治活动来改变教育制度。学校的控制权已经落到了职业教育家手中。尤其在大城市里，学校权力的日益集中和官僚主义的增加，更加重了这种病症。
在高等教育方面，私人市场的作用要比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大一些。但在那里也摆脱不了过分集权的社会的弊病的影响。1928年，在高等教育中，上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比上私立学校的学生少。1978年，上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由于学生自己交付学费，政府在直接筹资方面的作用落后于政府在管理方面的作用。然而，尽管如此，1978年政府的直接拨款已经超过了由公立和私立学校组成的高等教育的总经费的一半。
同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影响一样，政府作用的增加对高等教育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它所创造的环境使尽职的老师和用功的学生都难以安心学习。
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问题所在
甚至在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年代里，就已经不仅是城市有学校，而且几乎每一个小镇、村庄和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有学校。在许多州或地方都有法律明文规定要建立一所“公立免费学校”。但是，大多数学校是靠学费和私人资助来办的。市、县或州政府一般只提供一些补充资金，补足那些父母无力交纳学费或所交学费不足的孩子们的上学费用。尽管当时受教育既不是强迫性的也不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是普及的（当然，奴隶们除外）。纽约州公立学校的校长在1836年的一份报告中说：“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有理由认为，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专科学校受教育的孩子的人数，与五岁至十六岁孩子的总人数相等。”①当然，州与州之间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总的来讲，白人家庭的孩子，不论其家庭经济条件如何，都受到了教育。
①转引自E.G.韦斯特的《美国公立学校立法的政治经济学》一文，载《法律和经济学杂志》，第10卷（19O年10月），第101－128页，引语摘自第106页。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人们发动了一场运动，要用所谓免费学校来代替形形色色的私立学校。也就是家长和其他人不直接交学费，而是用纳税的方式间接向学校交学费。E.G.韦斯特广泛研究过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的发展情况，他认为，这场运动并不是由对教育现状感到不满的家长们发起的，而“主要是由教员和政府雇员们”①发起的。免费学校运动最著名的参加者是霍勒斯·曼，在《大英百科全书》中，他被称为“美国公共教育之父”。②霍勒斯·曼曾任1837年设立的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长。在这以后的十二年中，他领导了一场气势磅礴的运动，争取建立一种由政府出资、由职业教育家管理的中小学教育制度。他的主要论点是，教育非常重要，因此政府有责任向每个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学校应办成非宗教性质的，应接纳所有来自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种族的家庭的孩子。这种普及的免费教育可以使孩子们克服由于父母贫穷造成的不利条件。“在向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霍勒斯·曼反复强调……教育是一种最好的、一本万利的公共投资。”③尽管这些论点都是在增进公众利益的名义下提出的，但教育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公立学校运动的支持，大部分出于自私自利的狭隘动机。他们期望，由于是由政府而不是由学生的家长直接交学费，他们将得到更牢靠的职业、更有保障的薪金收入以及对教育更大的控制权。
①见第155页注①，第108页。
②注意这里有个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公共的”和“政府的”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如“公用事业”、“公共图书馆”等等，意思并不一样。在学校教育方面，哈佛大学难道在哪方面不如马萨诸塞大学那样“公共”吗？
③同上，第110页。
“尽管困难巨大，障碍重重，……但霍勒斯·曼所提倡的这种教育制度的主要轮廓在十九世纪中叶却被勾画了出来。”①
从那时起，大多数孩子都上了公立学校。只有少数学生继续在所谓私立学校念书，私立学校大都是由天主教会或其他教会开办的。
学校体制发生了变化：以前是私立学校占多数，现在是公立学校占多数，但这一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正如一位权威人士所说，“人们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教育应当是国家的职责”。他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十九世纪意义最为重大的趋势。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仍然影响到所有西方国家的教育事业。”②十分有趣的是，这一趋势最初在1808年兴起于普鲁士，并几乎同时出现于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而英国是在美国之后才出现这一趋势的。“在自由放任主义的影响下，英国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允许国家干预教育事业。”最终建立起公立学校制是在1870年，一直到1880年才实行强迫性的初等教育，直到1891年才基本上废除学费。③英国同美国一样，几乎在政府接管之前，教育就已经普及。韦斯特教授颇有根据地认为，在英国由政府接管教育正如在美国的情形一样，它并不是由于家长的压力所造成，而是由于教师、行政人员和好心的知识分子的压力所造成。他的结论是，政府的接管降低了教育质量，减少了教育的多样性。④
①R．弗里曼·巴茨：《大英百科全书》，第7卷（1970年），第992页。
②W．O．L．史密斯：《大英百科全书》，第7卷（1970年），第988页。
③同上，第988一989页。
④E.G.韦斯特：《教育和国家》（伦敦：经济事务协会，1965年）。
教育同社会保险一样，也是证明极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有相似之处的一个例子。贵族专权的普鲁土和法兰西帝国都是国家管理教育的先驱。美国、英国和稍后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们，则是国家控制教育的主要支持者。
在美国，公立学校体制就如同被自由市场的汪洋大海包围的一个社会主义孤岛，它的建立只是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早期对自由市场和自愿交换的不信任。它最多不过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机会均等的理想的重视。霍勒斯·曼和他的助手们巧妙地利用这种强烈的情绪，在改革运动中获得了成功。
不用说，公立学校制度并不能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而只能看作是“美国式的”。决定该制度运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极权的政治结构：美国宪法严格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它无法发挥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学校的权力大部分都留给了地方团体、小市镇、小城市和大城市内的各个区。家长密切监视管理学校的政治机构，部分地代替了竞争，同时也确保了家长们的普遍要求得以实现。
在大萧条之前，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学校区得到巩固，教育区得到扩大，职业教育者的权力越来越大。大萧条过后，公众加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开始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能力无限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单间教室的学校和地方学校委员会的衰败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控制学校的权力，也就很快从较小的地方机构转给了较大的地方机构，如县、市、州一级的机构，最近则转给了联邦政府。
1920年，地方拨款占公立学校收入总额的83％，联邦拨款还不到１％。1940年，地方拨款下降到68％，而目前还不足一半。剩下的经费由州政府提供：1920年州政府拨款占公立学校收入总额的16％，1940年占30％，现在占40％以上。联邦政府拨款所占百分比虽然很小，然而增长迅速，目前已经从1940年的不到２％上升到８％左右。
由于职业教育者接管了教育的权力，家长的控制权被削弱了。另外，赋予学校的职责也改变了。人们仍然希望学校教会孩子们读、写、算，并向他们传授基本的价值概念。但是，现在学校还被认为是促进社会流动性、加强种族结合的手段，而且认为可以用它来达到其他一些与学校的基本任务关系甚少的目标。
在第四章，我们谈到过马克斯·甘蒙博士的“官僚替代论”，这是他考察完英国的全国卫生局后提出来的。用他的话来讲，在“官僚体制内……费用的增加将与生产的下降并驾齐驱。……这样的体制就象是经济宇宙中的‘黑洞’，它在吸收资源的同时，‘释放’的生产却在收缩。”①
甘蒙的理论，完全适用于美国公立学校体制官僚主义的不断增长和权力的日益集中所产生的结果。自1971－1972学年至1976－1977学年的五年中，美国公立学校教职员工的总额增加了８％，以美元计算，每个学生的费用增加了58％（扣除通货膨胀率后为11％）。输入明显上升了。
学校学生人数下降４％，同时，学校数目也减少了４％。我们相信，几乎没有读者会反对教育质量比数量下降得更厉害的说法。这是通过正式考试记录的成绩下降情况所说明的事实。输出明显下降了。
每单位输入量的输出减少，是不是由官僚主义的增长和权力的日益集中引起的呢，让我们来看下面的证据，学校区数目从1970－1971至1977－1978学年的七年中减少了17％，这可以说是权力日益集中的长期趋势的发展。至于官僚主义，我们来看稍早一些时候即1968－1969至1973－1974学年的情况，因为我们目前只能得到这段时期的资料。在这五年中，学生人数增加1％，专业人员总数增加15％，教师增加14％，而学监增加44％。②
①甘蒙：《健康与安全》，第27页。
②我们要感谢赫勃特.洛布森兹和辛西亚·萨沃，他们整理出了《市场数据汇集》，我们从该《汇集》的《教育数据库》中得到了所需要的数据。
学校教育的问题并不仅仅同规模的大小有关，也就是说。学校区的扩大或每个学校学生人数的增加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因为事实证明，在工业中，规模庞大往往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改进质量。可以说，美国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大规模生产和经济学家的所谓“经济效果按规模递增”的原理。那么，为什么规模的大小对教育的影响不同呢？
其实并不是影响不同。问题并不出在教育同其他活动的区别，而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安排：是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还是让生产者说了算，而消费者没有发言权。如果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企业要想扩大，就得生产出消费者所喜爱的质高价廉的产品。企业单单靠规模庞大是不能把消费者不喜欢的产品推销出去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庞大规模并不妨碍它继续发展。而格兰特公司的庞大规模也不能使它免于倒闭。在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只有当庞大规模产生效率时，它才能存在下去。
但一般来说，在各种政治安排中，规模的大小确实会影响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单个公民会感觉到，自己在较小的地区内比在较大的地区内对政治当局的所作所为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他可能不具有买东西时的那种选择自由，然而，他至少具有相当可观的机会去左右周围发生的事情。另外，假如有很多小地区的话，个人就可以选择在哪里生活。当然，这是牵涉到很多因素的复杂选择。尽管如此，它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向它的公民提供与他们所纳税款的价值相符的服务。否则，它就会被取代，或者失掉一些纳税人。
但是，当权力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单个公民感到，自己对于高高在上的、缺乏人情味的政治当局没有，或很少有任何发言权。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的可能性虽然还存在，但已经是极为有限的了。
在学校教育中，家长和儿童是消费者，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是生产者。学校教育的集中化意味着教育单位的规模越来越大，消费者的选择能力越来越小，生产者的权力增加。教师、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们同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可能也是家长，衷心地希望有一个好的教育体制。然而，作为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他们的利益与他们作为家长的利益和他们所教的孩子的家长的利益是不同的。他们的利益是靠更大的集权代和官僚化来增进的。尽管这与家长的利益并不一致，然而，他们的利益确实是通过削弱家长的权力来增进的。
每当政府官僚们不顾牺牲消费者的选择来接管某件事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情况在邮政方面、垃圾收集方面或其他章节所列举的许多例子中，比比皆是。
在学校教育中，我们中间那些高薪阶层的人们仍然享有选择自由。他们可以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他们实际上为孩子交两次学费。一次是为资助公立学校体制纳税，另一次是为自己孩子上学交学费。另外，他们也可以根据公立学校的质量，选择居住地点。好的公立学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比较富裕的郊区。在那里，家长对学校仍有控制权。①
①确实，许多这种公立学校可以说实际上是赋税漏洞。如果上私立学校，学费是不能减免联邦所得税的。公立学校是用地方税收资助的，因而不必纳税。
情况最糟的是大城市的城区，如纽约、芝加哥、洛杉机和波士顿等市的城区。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交得起双重学费，因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只能让孩子上教会学校。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们把家搬到有好学校的地方。他们的唯一办法是力图影响主管公立学校的政治当局。然而，这样做通常是徒劳的，或者是困难很大的，而且他们根本无力做这种事。市内居民在孩子的上学教育方面恐怕要比所有其他方面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唯一的例外也许是防止犯罪，这是政府提供的另一项“服务”。
具有讽刺意味而且十分悲惨的是，一个致力于使所有孩子掌握共同语言，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的制度，实际上却在加深社会的分化，而且造成了极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市内每个学生的教育费往往与富裕郊区的一样高，但质量却差得很远。在郊区，几乎所有钱都用在教学上，而在市内的学校，经费大部分都花在维持纪律，防止破坏，或补偿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上。一些市内学校的环境象是监狱，而不是个学习的地方。就为使子女受教育而纳税而言，住在郊区的家长比住在市内的家长划得来。
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凭单计划
即便是在市内，学校并不一定非得是现在这种样子。过去，在家长有较大的控制权时，情况不是这样。今天，在那些家长仍能控制学校的地方，情况也不是这样。
美国人我行我素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例子，说明家长能有更多的选择时会出现什么情况。现举我们参观过的一个教会小学为例，该学校名叫圣约翰·克里索斯姆小学，位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最贫穷的一个街道内。它的经费一部分来自一个叫做“纽约市奖学金基金会”的慈善机构，一部分来自天主教会，其余来自学生所交纳的学费。孩子们上这个学校，是家长的选择。这些孩子几乎都来自穷苦家庭。然而，他们的父母至少都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学费。这些孩子品行端正，求知欲强。教师专心任教。校园里非常宁静，没有噪杂的吵闹声。
甚至把那些身为修女的教师们所提供的无偿服务的费用计算在内，每个学生的花费也比公立学校的学生少得多。然而，这些孩子的平均分数却比公立学校的同年级学生高出两个等级。这是由于教师和家长可以自由选择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私人资金代替了税款，官僚手中的控制权被夺走，归还给了应该掌握控制权的人。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中等教育方面的例子。本世纪六十年代，哈莱姆区暴力活动猖撅。很多孩子离开了学校，一些为此而担忧的家长和教师决定设法改变这种情况。他们用私人资金买下了几家空店铺，办起了所谓沿街学校。其中最出色和最成功的一所，名叫哈莱姆预备学校，专门吸收不能用传统方法进行教育的年轻人。
哈莱姆预备学校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很多教师不具有教公立学校所要求的文凭。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把事情办好。尽管许多学生过去功课很差，曾经中途退学，但是，在哈莱姆预备学校，他们找到了所期望的教育。
这所学校办得非常成功。许多学生考上了大学，而且有些考上了第一流大学。遗憾的是，它并没善始善终。在经历了最初阶段的经济危机的打击后，学校又面临着缺少现金的困难。教育委员会提出给予卡彭特（该校校长和创办人之一）一笔款子，条件是他今后按照该委员会的规章制度办事。在为保持独立性作了长期斗争后，卡彭特让步了。学校被官僚接管。“我觉得”，卡彭特先生评议道，“在教育委员会的僵化的官僚主义统治下，象哈莱姆预备学校这样的教育机构一定会夭折，不会发达兴旺的。……对于将要发生的一切，我们只能等着瞧。我不相信事情会有任何转机。我是正确的，自从我们隶属于教育委员会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不都好，也不都坏，但毕竟是弊多利少。”
这类私人冒险是有价值的。但它们最多只是触及了那些所要做的事情的皮毛而已。
一种能够取得较大进展的、把知识带回课堂的办法是，给予所有家长以较大的控制孩子教育的权力，就象我们中间那些高薪阶层的人们现在实际上具有的那样。这样做，对于那些目前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的父母，尤其重要。比起别人来，父母总是更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也更清楚自己子女的能力和需要。社会改革主义者，特别是教育改革主义者，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父母，特别是那些贫穷的、受过很少教育的父母，不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而且不具有为自己的子女选择教育的能力。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这样的父母确实很少有为子女选择的机会。但是，美国历史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旦有机会的话，他们为了子女的幸福，总是愿意作出很大的牺牲，而且会作出很明智的选择。
无庸置疑，一些父母不太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缺乏明智地进行选择的能力和愿望。然而，他们是极少数。遗憾的是，我们的现行制度在帮助他们的子女方面所做的事，无论怎样说都是太少了。
一种既能保证父母享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又能保持现有的财政来源的简单、可行的方法是实行凭单计划。假设你的孩子正在上一所公立小学或中学。就全国范围来讲，1978年纳税人（你和我）平均要为每个入学儿童付大约两千美元。如果你让孩子从公立学校退学，转入私立学校，那你每年就为纳税人节省大约两千美元。但是，你得不到一点儿节省下来的钱，除非把这笔钱退给所有的纳税人，即使如此，你最多也只能少交几分钱税款。除去纳税外，你还得付私人学费，这就是促使你让孩子上公立学校的强大动力。
但是，假定政府对你说：“如果你不要我们为你的孩子出教育费，那你将会得到一张凭单，用这凭单你可以为孩子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上学交纳一定金额的学费。”凭单上的金额可能是两千美元，或者，为了使你和其他纳税人都能分得节省下来的钱，也可能是一千五百或一千美元。但不论是二千美元还是少于这个数字，它至少可以解除一部分目前限制着家长选择自由的资金困难。①
①米尔顿·弗里德曼最初是在《经济学和公共利益》一文中提出该计划的，见罗伯特.A.索洛编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新泽西州新布伦端克：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55年）。这篇文章改写后为《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第六章。
凭单计划所体现的原则正好同退伍军人领取教育津贴的原则一样。退伍军人可以得到一张只能用于教育的凭单。他可以拿这份钱随便挑选学校，只要这所学校符合政府所规定的某些标准。
家长也应被允许在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学校使用凭单，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不论是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城市或州，还是在其他地区、城市或州。这样，不仅将给每位家长较多的选择机会，同时也迫使公立学校通过收学费而自筹资金（如果凭单金额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完全自筹资金；如果不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部分地自筹资金）。这样，不仅公立学校之间要展开竞争，而且还要同私立学校竞争。
这个计划并不减少任何人为教育纳税的负担。它只是在社会有责任向孩子们提供教育的前提下，给予家长较为广泛的选择余地，让他们自己决定孩子应受什么样的教育。这个计划也不会影响目前为私立学校规定的标准，这些标准是为实施强迫入学法而制定的。
我们认为，凭单计划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因为它既不影响教育经费，也不影响强迫入学法。我们主张走得更远一些。一般说来，社会越富裕，分配越平均，政府资助教育的理由就越少。无论如何，家长们担负了大部分教育费，而且毫无疑问，就获得相同的教育质量所花的费用来说，家长直接交学费要比通过纳税而间接承担教育费用来得便宜——除非教育活动同其他政府活动极不相同。然而，实际上，随着美国平均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更加均等，政府资金在整个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却越来越大。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政府对学校的管理。父母的收入增加时，自然就想为孩子的教育多花些钱，但由于学校归政府管理，所以实现他们这种愿望的最简便方法就是增加公立学校的开支。凭单计划的一个优点在于它将鼓励更多的家长直接交纳学费。如果父母想在教育上多花些钱，那他们可以补足凭单金额，直接交纳学费。为救济困难学生的公共助学金仍会保留下来，但是，这同90％的孩子上学要靠政府的补助比较起来，情况是大为改观了，因为需要救济的困难学生只占5％或10％。
强迫入学法是政府掌握私立学校标准的根据。但我们弄不清，实行该法律本身有什么根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当我们最初泛泛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实行这种法律，其理由是：“如果大多数公民不具备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识水平，一个稳定和民主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①我们现在仍然相信这一理由。但是二十五年来关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教育情况的研究报告表明，为获得最低程度的文化知识，大可不必采用强迫入学法。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类报告表明，在入学法实行之前，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几乎已经普及。在英国，实行强迫入学法和政府资助教育之前，中小学教育也已经几乎普及。强迫入学法同大多数法令一样，有利也有弊。我们不再相信利多于弊了。
①见第164页注①，第86页。
我们意识到，这些关于政府资助教育和强迫入学法的观点对大部分读者来说也许是过于偏激了。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只是提出这种观点，而不要求读者给予全面支持的原因。我们主张实行凭单计划，这是摆脱目前做法的最稳妥的方法。
当前，唯一最有可能代替地方公立学校的是教会学校。因为只有教会能够大规模地资助学校教育，而只有得到资助的学校教育才能与“免费”学校教育相竞争。（试图出售别人丢掉的产品！）凭单计划将提供各种各样的替代物，如果它们不被政府“批准”所要求的极其死板僵硬的标准扼杀掉的话。人们在公立学校之间的选择机会将会大大增加。公立学校的规模将由它吸引的顾客的数目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当局划定的地理界限或分配学生数额来决定。凡建立非赢利性学校的家长（目前已有少数家长这样做了），政府都将确保他们得到教育经费。民间组织（从素食主义者团体到童子军以及基督教青年会）都可以建立学校并吸引顾客。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新型的私立学校将会崛起，开发广阔的新市场。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凭单计划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及人们已经对它提出的一些异议。
（１）宗教和政府问题。如果父母可以用凭单支付教会学校的学费，这是否违背了第一号修正案呢，不论这是否违背第一号修正案，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小学教育中采取一项加强宗教作用的政策是否合适呢？
最高法院对于各州资助家长送孩子上教会学校的法令一般都予以否决，尽管它还从来没有机会裁决一个既包括公立学校，又包括私立学校的成熟的凭单计划。但是，它今后很可能对这样一个计划作出裁决。很显然，最高法院采纳的计划将把与教会有关的学校排除在外，而适用于所有私立和公立学校。这样一种有限制的计划将远远胜过现行的制度，而且也不逊于一个毫无限制的计划。目前与教会有关系的学校可以通过把自己划分成两部分来达到政府所要求的条件：一部分与宗教无关，是独立的学校，可以接受凭单；另一部分带有宗教性质，主要组织课外活动和星期日活动，由家长或教会直接提供资金。
这种牵涉到宪法的问题只能由法院来解决。但是，要强调的是，领取凭单的是家长，而不是学校。根据美国军人法案，退伍军人可以自由选择天主教学校或其他学校。而且据我们所知，迄今为止并没有人对此提出过第一号修正案的问题。社会保险金和福利津贴领取者可以随意在教会商店里购货，甚至可以把政府救济金捐献给教会，对此，也没有人提出过第一号修正案的问题。
无论律师和法官如何花言巧语地狡辩，我们确实认为，目前惩罚不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的家长的做法，违背了第一号修正案的精神。公立学校也在传授宗教，只不过不是信奉哪一个神的正式宗教，而是一整套价值观念和信仰，但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宗教。目前的做法剥夺了一些家长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不相信公立学校传授的那种宗教，但却不得不为自己的子女接受这种宗教教育交纳学费，而要让孩子逃避这种宗教教育则必须花更多的钱。
（２）财政耗费。对凭单计划的第二条反对意见是，由于要为大约10％的目前正上教会学校或其他私立学校的孩子们提供凭单因而会增加纳税人为整个中小学教育所付的钱。其实，这只对那些忽视把孩子送到非公立学校的家长所受的歧视的人才成为“问题”。凭单计划的普遍实行将结束那种用税金来教育一部分儿童，而不管其他儿童的不平等现象。
不论怎么说，我们可以采用以下一种十分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使凭单金额大大低于每个公立学校学生的费用，以保持公共费用总额不变。在竞争性的私立学校上花少量的钱，很可能带来比现在在公立学校上花大量的钱更好的教学质量。这可以由教会学校每个学生的费用之低来说明。（名牌贵族学校收费高昂也不值得奇怪，正象1979年“二十一家俱乐部”对它的第二十一只汉堡包收费超过十二点二五美元一样，这并不意味着麦克唐纳饭店不能以四十五美分的高价出售汉堡包，或以一点零五美元的高价出售“大麦克”。）
（３）欺骗的可能性。谁能确保凭单用来给孩子交学费，而没有用来给爸爸买啤酒或给妈妈买衣服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把凭单的使用范围限制在已经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只允许在这类学校中将它兑换成现金。这不能防止所有欺骗行为（因为政府官员可能把它作为“酬金”送给家长），但是，它将把欺骗行为控制在一个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４）种族问题。有一段时期，南方一些州为防止白人和黑人享有同等待遇而实施了凭单计划。这样做被判为非法的。防止公立学校在实行凭单计划时采取歧视做法也是非常容易的：政府将只兑换那些没有歧视行为的学校的凭单。研究凭单计划的学者遇到的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由于持有凭单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学校，这就有可能增加校园内的种族隔离和阶级隔离，从而加剧种族冲突，而形成一个日益分裂和等级更加分明的社会。
我们认为，凭单计划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它会缓和种族冲突，促成一个黑人和白人为共同的目标而合作的社会，同时，又将互相尊重各自的权利和利益。许多人之所以反对强迫的种族合并，并不是出于种族主义情绪，而是因为他们多少有些担心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教学质量受到影响，这种担心也是很有理由的。如果种族合并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自由选择产生的话，那才是最成功的。非公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其他类型的学校，常常站在消灭种族隔离的前列。
一些公立学校发生暴力行动，仅仅是由于政府强迫人们上指定的学校造成的。只要给予学生足够的选择自由，无论是黑人学生还是白人学生，无论是穷人家出身的学生还是富人家出身的学生，无论是北方学生还是南方学生，都会离开那些不能维持纪律的学校。那些培养无线电和电视技术人员、打字员和秘书或无数其他专业人材的私立学校，很少发生纪律问题。
让其他学校象私立学校那样专业化，共同的利益就将战胜肤色的偏见，实现比目前更为广泛的种族平等。种族平等将成为现实，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凭单计划的实行，将废除为大多数黑人和白人共同反对的用校车接送学生的制度。也许人们还会用校车接送学生，而且接送的学生可能会更多，但这将是自觉自愿的，正象今天接送孩子上音乐课、舞蹈课那样。
黑人领袖不支持凭单计划的态度，是我们长期以来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他们的选民从凭单计划中得到最多的好处。这将给予他们控制子女上学受教育的权力，摆脱各级官僚机构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摆脱教育机构的顽固控制。黑人领袖们通常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帮助别人也这样做呢？我们怀疑这是因为凭单计划将使黑人摆脱其政治领袖的控制。这些领袖通常把教育的控制看作是获得政治支持和权力的来源。
然而，由于向广大黑人群众的子女开放的教育机会日益减少，越来越多的黑人教育家、专栏作家和其他社会团体的领袖们已经开始支持凭单计划。争取种族平等会议已把支持凭单计划作为其主要的政策目标。
（５）经济等级问题。凭单计划将对社会和经济等级结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也许是研究该计划的人们分歧最大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公立学校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象是一个熔炉，使富人和穷人，本国人和外国人，黑人和白人能够融洽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形在小社区内，过去和现在都是真的，但在大城市里，却几乎全然不是这样。在那里，由于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和收取的学费同所在地区关系很大，因而造成了居民的分化。所以毫不奇怪，国内大多数名牌公立学校都设在高收入居民区之中。
在凭单计划下，大多数儿童很可能仍将上附近的小学，而且就近入学的人数肯定要比现在多，因为该计划实施后将不再用校车强迫接送学生。但是，由于凭单计划将使各居民区的组成更加参差不齐，因而某一地区内的学校种类可能要比现在多得多。中等学校的等级几乎肯定要比现在少。侧重某一方面的学校，如艺术学校、理科学校或外语学校，将广泛地吸引来自各个不同居民区的学生。当然，自愿选择仍将严重地影响学生的阶级组成情况，但这种影响将比今天的小得多。
对于凭单计划，人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家长是否能够并乐意“添补”凭单金额。如果凭单金额为一千五百美元，家长可能另外添上五百美元，把孩子送到学费为两千美元的学校。但有人担心，由于广大中等和高等收入的家长愿意添补不足的学费，而收入低的家长拿不出钱，结果，凭单计划可能在提供教育机会上造成比现行制度更大的不平等。
这种担心致使一些支持凭单计划的人提议禁止“添补”。①
①参看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及其合作者：《教育凭单：关于向家长提供初等教育补助费的报告》（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公共政策研究中心，1970年12月）；约翰.E.孔斯和斯蒂芬·D．修格曼：《教育选择：节制生育的理由》（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
孔斯和修格曼写道：
私人添补学费的自由，使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不能接受弗里德曼的计划。……无力添补学费的家庭将不得不去上那些凭单之外不再另收学费的学校，而比较富裕的家庭则可以自由地在学费高昂的学校中进行选择。今天全靠私人资金和个人财富进行的选择，明天将会变成一种由政府资助的、令人反感的特权。……这违背了一项基本的价值准则，即：任何提供选择自由的计划必须保证所有家庭的孩子享有同等的上某一所学校的机会。
弗里德曼的看法是：在一项允许添补学费的提供选择自由的计划下，穷困家庭的处境可能要比他们今天的处境强一些。然而，不论该计划将使这些家庭的教育得到多大改善，政府有意识地资助经济分离的做法，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弗里德曼的计划是政治上唯一可行的计划，那我们不会对它抱有多大热情。①
对我们来说，这种观点似乎是前一章讨论的那种平等主义的一个例证：宁让父母把钱花在放纵的生活上，也不让他们把钱用在改善自己子女的教育上。这种观点在孔斯和修格曼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他们曾在另外的场合说过：“以牺牲个别的孩子的发展为代价的平等的许诺，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平等主义的最终腐败，不论其本质上有任何好的东西。”②这是一种我们衷心赞同的情绪。但我们认为，从凭单计划中受益最大的是非常贫穷的人。一个人怎么能够避免“政府资助”所谓“经济分离”，就闭眼不看它“使穷人的教育得到了多大的改善”，而自以为是地为反对凭单计划的意见辩护呢，即使能够确实证明这种计划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分离”，也不能这样做，更何况这根本就不是事实呢。相反，通过大量的研究使我们相信，它将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另外，我们要指出的是：“经济分离”这个词的意思非常含糊不清，难以明白它所表达的确切含义。
①孔斯和修格曼：《教育选择》，第191页。
②同上，第130页。
平等主义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以至赞成有限的凭单计划的人甚至不同意试一试无限制的凭单计划。但是，据我们所知，除了有人毫无事实根据地宣称无限制的凭单制度将导致“经济分离”外，再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别的理由。
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是知识分子往往小看贫穷家长的又一证明。即使最穷的父母也能（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积蓄几个钱来改善子女的教育状况，尽管这笔钱不足以支付当前公共学校的全部学费。我们估计，穷人家庭也会象其他人家一样添补学费，尽管添补的数额可能较小。
如前面指出的，我们认为一项无限制的凭单计划将是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最有效的途径。这种教育制度非改革不可，因为正是这种制度注定了市内的许多孩子过贫穷悲惨的、行凶犯罪的生活。这项计划还将摧毁现行经济分离的大部分基础。在这里，我们无法提供这种见解的全部根据，但只要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早先的一个论断，就能显示我们的看法的合理性：在各经济集团所获得的各种商品和劳务（除防范犯罪行为的保护措施外）中，有比教育质量差别更大的东西吗，对各种不同经济集团开放的超级市场，是否象学校一样在质量上差异那么显著，凭单计划几乎丝毫不会改善为富人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却可以适当地改善为中产阶级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同时极大地改善为穷人提供的教育的质量。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穷人得到的好处，将大于某些富人或中产阶级的家庭由于能够避免为孩子交纳双重学费而得到的好处。
（６）对新学校的怀疑。这是想入非非的计划吗，现在的私立学校几乎全是教会学校或纨袴子弟学校。凭单计划会不会是只补贴了这些学校，结果把大量的来自贫民窟的学生留在质量低劣的公立学校呢？有什么理由认为会出现新的学校呢？
理由就在于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市场。目前，市、州和联邦政府每年在中、小学上花费将近一千亿美元。这个数目比餐馆和酒吧间每年花在食品和酒上的钱多三分之一。后者为各阶层和各地区的人们开办了足够的各式各样的餐馆和酒吧间。前者或甚至它的一部分也一定能开办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学校。
凭单计划将开辟一个庞大的市场，吸引来自公立学校或其他职业的许多顾客。在同各类人谈论凭单计划时，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很多人都说，“我一直想去教书（或办一所学校），但我不能忍受教育机构的官僚主义、烦琐的办事程序和公立学校普遍的思想僵化。如果实施你的计划，我愿意试着办个学校。”
很多新学校将由非赢利组织来办，其他的则由赢利组织来办。对于未来学校工业的最终结构，现在尚无法预言。这将由竞争来决定。现在可以预言的是：只有那些能够满足顾客需要的学校才会生存下去，正如只有满足顾客需要的餐馆和酒吧间才能够生存下去一样。竞争将确保它们满足顾客的需要。
（７）对公立学校的影响。把管理学校的官僚的花言巧语同实际存在的问题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联合会宣称，凭单计划将会断送公立学校体制，而按照他们的说法，公立学校体制是我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和基石。但他们说这些话时，从来没有列举出事实证明：今天的公立学校体制取得了预想的结果——不管早先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组织的发言人也从来没有说明，为什么办得那样好的公立学校会害怕私立学校的竞争？如果公立学校办得不好，为什么要反对它“垮台”。
其实，对公立学校的威胁来自其自身的缺陷，而不是它们的成就。目前，在共同利益把人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小地方，公立学校，特别是公立小学，还是办得比较令人满意的，在这样的地方，即使是最全面的凭单计划也不会对公立学校产生多大影响。公立学校将继续保持其统治地位，或许由于潜在竞争的威胁，而使它有所改善呢。但是，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公立学校办得十分糟糕的城市贫民窟内，大多数家长无疑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
这将引起一些过渡性的困难。那些最关心子女幸福的家长很可能首先把孩子转到私立学校去。尽管他们的孩子并不比剩下的孩子更聪颖，但他们将受到更多地鼓励去念书并有着更有利的家庭支持。结果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一些公立学校只剩下一些“渣滓”，他们受到的教育从质量上来说可能比目前还要糟糕。
随着私人市场接管教育事业，整个教育质量将极其迅速地提高，以至最差的学校在绝对质量上也会有所改善，尽管相对水平还是低的。正如哈莱姆预备学校和其他类似的例子所表明的，在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而不是使人们互相仇视，和对一切都淡漠无情的学校，许多原来的“渣滓”学生在学校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
正如亚当·斯密在二百年前所说的：
“讲授果真值得学生到堂倾听，无论何时举行，学生自会上堂，用不着校规强制。对于小儿……为要使他们获得这幼年时代必须取得的教育，在某种程度确有强制干涉之必要。但学生一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只要教师履行其职务，无论哪一部分的教育，都不必要加以强制的干涉。……
未有公立机构的那一部分教育，大抵教得最好，这是值得注意的。”①
凭单计划的障碍
自从二十五年前我们首次把凭单计划作为解决公立学校制度缺陷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提出以来，支持在增加。今天，一些全国性组织也表示赞成。②自1968年起，先是联邦经济机会办公室，而后是联邦教育委员会，相继鼓励和资助了对凭单计划的研究工作，并且表示愿意为这方面的试验提供资金。1978年，密执安州为通过一项有关凭单计划的修正案进行了投票。1979年，加利福尼亚州展开了一场运动，要求在1980年对凭单计划进行投票表决。最近，又成立了一个非赢利性的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凭单计划。③在联邦一级，有人提出法案，打算对交付给私立学校的学费实行某种程度的免税，这些法案几次险些被通过。尽管它们本身并非凭单计划，但它们却是这种计划的部分翻版，这是由于免税额是有限度的，也由于这种方法很难把无力或有很少力量纳税的人都包括进去。
①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23一324页。
②例如“争取教育自由公民会”，“全国争取个人教育权利协会”。
③“教育凭单研究会”1979年5月正式成立于密执安州。
教育界官僚们的自私自利，表现在他们是反对在学校教育中推行市场竞争的主要障碍。正如埃德温·Ｏ·韦斯特教授所说，这个在美国和英国公共教育事业的建立中起过关键性作用的特殊利益集团，坚决反对研究、考察或试验凭单计划的所有尝试。
黑人教育家和心理学家肯尼思·Ｂ·克拉克总结了管理学校的官僚们的态度：
……看来，为提高城市公立学校工作效率的必要改革，并不会由于它应当到来而到来。……如想了解教育机构抗拒这种改革的能力，最要紧的是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公立学校制度是很少受到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竞争的，是受到保护的公有垄断集团。批评美国城市公立学校的人，甚至包括我这样严厉的批评者，几乎没有哪一个敢于对目前公立教育组织的现状提出疑问。……也不敢对选拔学监、校长和教师的标准和水平提出疑问，不敢问一问所有这一切给公立教育的目标——即培养从事民主事业的有知识和文化的，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尊严、创造性而又尊重他人的人——带来的影响。
垄断组织根本不必关心这些问题。只要各地的公立学校可以确保得到州政府的补助和联邦政府越来越多的补助，只要它们不必为激烈的竞争节省开支，指望公立学校的效率有所提高的一切想法就是痴心妄想。如果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现行的教育制度——不包括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因为它们的发展几乎已经到头了——那么，改进公立教育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①
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后来被教育机构对联邦政府出资进行凭单计划的试验的反应所证实。当时许多地区主动制定了颇有成功希望的计划。但只有加利福尼亚州阿卢姆罗克一个地方的计划，经过艰苦磨难，获得了成功。我们根据亲身经历了解得最清楚的例子发生在新罕布什尔州。当时该州的教育委员会主席威廉·Ｐ·比特本德进行了一项试验。条件似乎满好，联邦政府拨了款，定出了详细计划，选出了作试验的一些地区、家长和行政管理人员也达成了初步协议。正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当地学校的学监和其他头头却劝说一个又一个地区退出了预定的试验，结果，整个探索夭折了。
阿卢姆罗克的试验是实际进行的唯一试验，但很难说它是真正的试验。试验仅仅限于几所公立学校，而且除政府拨款外不允许家长或其他人捐款。一些所谓的小型学校建了起来，它们的课程各不相同，家长可以任选一所学校让孩子在那里上三年学。②
①肯尼思.B.克拉克：《可供选择的公立学校制度》，见《哈佛教育评论》的《平等教育机会》特辑，第明卷第1期（1968年冬季），第100－113页，引自第110－111页。
②丹尼尔·韦勒：《公立学校凭单的示范：阿拉姆·洛克试验的第一年》，第1495号兰德公司报告（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1974年）。
正如负责这项试验的唐·艾尔斯所说：“所发生的意义最为重大的事情是：教师第一次有了一些权力。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安排适合学生需要的课程。州和地方学校委员会对麦卡科兰学校的课程安排不予干涉。家长越来越多地参与学校的事情，更经常地参加学校的会议。另外，如果他们看中了另一所学校，他们有权让孩子转学。”
尽管这项试验的范围有限，但由于家长可以进行更多的选择，因而对教育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考试分数上看，麦卡科兰学校从所在地区的第十三名上升为第二名。
但是，现在这项试验已经成为一件过去的事了。象哈莱姆预备学校的命运一样，教育机构断送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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