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已有很多，也出版了不少书，但大多是资料集，就像注册组的报告一样。比如北大出版社的《西南联大校史》，最后的修订我也参与了，可那本书我也不大满意，因为它都是资料数字，虽然也有用，但毕竟是死的，而真正的历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写出来。“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把每根头发都画得一丝不错不一定就是最好，可是漫画家三笔两笔就能把人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丰子恺是老一辈的漫画家，我看过他写的一篇小文非常有意思。有一次他去上海，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上海小商人，商人问他贵姓，他说姓丰，商人问是哪个“丰”，丰子恺说：“五谷丰登的‘丰’。”五谷丰登是什么？商人不知道。丰子恺想了想，说：“咸丰皇帝的‘丰’。”咸丰皇帝？商人还不知道，后来又说了好几个“丰”，他都不知道。丰子恺突然想起来了，说：“哦，是汇丰银行的‘丰’。”于是那个马上小商人惊呼：“噢——，汇丰银行！汇丰银行！”他就只知道汇丰银行。短短几句话就活画出了上海滩小商人的面貌，这就是他的“精神”。写历史最重要的也是把“精神”写出来，堆多少资料也堆不出活生生的人。
下面要谈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虽然不见得很正确，也不见得和别人的印象一样，但它毕竟是一个“活人”的感受。比如我看到一些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好多是写歌咏队、演剧队的，可能这些人属于活跃分子，但也可能给人一种感受，以为歌咏或者演戏在当时的校园生活里占了很大的比重，其实未必是这样，并不是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演戏，我就不演戏，而且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所以我们的感受就跟他们不完全一样。
另外，在政治挂帅的日子里，往往特别突出政治斗争的一面。大学不是独立王国，不可能脱离政治，肯定要参与到社会的政治斗争里边去，这是不成问题的。可大学毕竟不是政治团体，并不是把全部的或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政治斗争上，它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在学术方面。所以我看有些回忆或者研究西南联大的文章往往会有两个偏颇，一个是过分强调政治斗争，好像这成了大学里最重要的内容，另一个就是尽量淡化政治斗争：既然大家都是校友，都是平等的，就不要强调政治，无论当初是反动的或革命的都不要提。这就像黄埔同学会那样，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军官，好像都亲如一家，这也不符合实际。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到“一二•一”，从来都是两派间的政治斗争，如果完全不提也不适宜。再比如，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年文字中，绝口不提历次“运动”，竟仿佛几十年来北大从不曾经历过任何运动似的，这恐怕也有悖于科学精神。所以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既不要夸大政治，也不要过分淡化，两个偏向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