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一）：问题的性质与历史 -9

九

随着1914-1918年战争的结束，当社会主义政党在大多数中欧和东欧国家上台时，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就必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和决定性的阶段。获胜的社会主义政党现在不得不考虑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这些在紧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中所发表的社会主义文献，第一次大量地关注如何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生产的实际问题。这些讨论深受战争年代经历的影响，在这些年代中，国家加强了对食物和原料的行政管理以便应付最主要商品的严重短缺。人们一般认为，这表明，不但经济活动的中央指导可以实行且甚至比某一种竞争制度更加优越，而且为应付战财经济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特殊计划技能可能同样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中永久性的管理。

除俄国之外，在革命之后的迅速变化几乎没有为从容的反应留下时间的国家，都曾经严肃地辩论过这些问题。这种辩论主要在德国进行，但奥地利的辩论甚至更为激烈，尤其在奥地利，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方面起了指导作用；而且，在那儿强有力的和团结的社会主义政党对其经济政策施加的影响也许比除俄国之外的任何其它国家都要大，社会主义的问题被认为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我们也许可以附带地提到，虽然它也许比起俄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来更与西方世界中的社会主义政策问题有关，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中，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经验几乎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这非常令人奇怪。然而，不管人们对俄国进行的实际经验之价值作何感想，在那里对理解这些问题所做出的理论上的贡献，将被证明是在我们时代智慧发展的历史中一个相当大的推动力量，这一点无可置疑。

在致力于这些讨论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中，在许多方面最有趣味，而且无论如何在对所涉及的经济问题之性质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这方面最有特色的，是奥托，诺伊拉特所写于1919年问世的一部书。在该书中，作者试图说明：战争的经验已经揭示出，在商品供给的管理中，有可能省却任何有关价值的考虑，并且中央计划当局的所有计算都应该也可能自然地作出。也就是说，不需要按照价值的某些共同单位来执行计算，而是可以通过实物来进行。他忘记了缺乏价值核算将给任何合理地经济地使用资源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并且他甚至似乎把这视为一种优点。同样的责难也适用于大约在同时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精神领袖之一——巴纳尔所发表的著作。这里不可能对这些书以及那个时代为数众多的类似的出版物的观点进行详细的说明，然而却必须提及它们。因为它们作为出现于新批评冲击之前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性观点是重要的，并因为大多数这些批评自然而然地直接或隐含地涉及到这些著作。

在德国，集中围绕“社会化委托”的建议的讨论，引起了对个体产业转向国家所有制和国家控制的可能性的讨论：正是这种委托或与之相关的考虑，使诸如E.莱德勒和z·海曼以及命运不佳的W·拉特瑙等经济学家发展了社会化的计划。这种社会化的计划已成为经济学家们主要的讨论题目，然而，对我们的目的来说，这些建议不如他们奥地利同行的建议有趣，因为它们没有设想一种完全社会他的制度，而主要关心在另外一种竞争制度中个体社会化产业的组织问题。由于这个缘故，提出这些建议的人就不必正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问题。但是在着手更加科学地研究这些建议的国家中，作为那个时代公众舆论状况的征兆，它们又十分重要。也许值得特别说起的，是这个时期的一种规划，这不仅因为它的作者是现在流行的名词“计划经济”的发明者，而且因为它与目前（1935年）在英国很流行的计划主张非常相似。这个规划是由帝国经济大臣R·维塞尔和他的副手W.冯.莫伦道夫在1919年发展起来的。但是，尽管他们有关个体产业组织的建议十分有趣，并与眼下在英国讨论的许多问题相关，就象对他们所引出的问题的讨论一样，我们却不能把这些建议看做是在此讨论的这种社会主义设想，而是属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地带”。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即有意识地将这种讨论排除在文献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