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之境
问：现代心理学中什么领域极为忙碌和高产而又没有明确的身份，甚至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
答：社会心理学。与其说它是一个领域，倒不如说它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片无人之境，它与社会学彼此重叠，还对好几种其它的社会科学造成影响。自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后，它的实践者们就开始对它究竟是什么产生意见分歧。心理学家以一种方式给它定义，社会学家以另一种方式给它定义（本书只关心社会心理学的心理学部分），而大多数教科书编者都提出一些模糊的定义，他们什么都说，什么也没说，希望把两种意见都综合进来，并覆盖这个领域整个的杂凑课题。举个例子：“（社会心理学是）对影响一个人的社会行为的个人和情境因素进行的科学研究。”
问题在于，社会心理学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它不是从一个理论构造的种子上发展起来的（行为学派和格式塔学派却是），而是像一片杂草一样从社会科学的领域里蔓生出来。1965年，哈佛的罗杰·布朗在他著名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的引言中说，他可以列出普遍认为是属于社会心理学的一个课题单子，可是，它们之间却看不出有任何共同特性：
我本人找不出可以清楚地把社会心理学的课题从保持为普通实验心理学或者社会学或者人类学或者语言学课题之内的一个特性或者数种特性的组合。当然，粗略地说，社会心理学关心一个人的精神过程（或行为），其范围是，这些过程或行为是由过去或者现在与他人的相互影响所致，可这只是粗略的说法，它不是一个可以排除其它什么东西的定义。
二十多年之后，在这本教科书的第二版里，布朗甚至没有费时间去说任何这类的话，一个定义都没有就直接开始。这是个好主意，让我们也照搬吧。作为对这个领域的初步探查，我们先来看看一些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例子：
一位本科生志愿者——把他叫做U．V吧——来到心理学大楼的实验室参加“视力感觉”实验。有6位志愿者已经在那里了。研究者们说，实验与区别线条的长度有关。在屋子的前面是一张写字板，上面有一根竖直的线条，好几英寸长（这是标准长度），右边的另一块板上有三根线条，编有1，2和3。志愿者要说出标有号码的线条中哪些线条跟标准线条一样长。U．V能很轻松地看出，第二条线符合标准长度，第一条和第三条都短些。其它志愿者也说了他们的选择，每个人到他说的时候都说第二根标准，如U．V的选择一样。实验者换了写字板，过程重复一遍，结果也类似。
可是，用下一个写字板的时候，第一位志愿者说“1号”，不过，在U．V看来，1号明显比标准线条长些。当其它一些人依次明确地说了同样的结果时，U．V越来越感到不安了。轮到他的时候，他感到局促不安，犹豫不决，神经紧张，困惑不安，不知道该说什么。当他和其它处于同样情况的人最终说话的时候，有百分之三十七的时间是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至少在一部分时间里，四分之三的人所说的答案不是自己看起来稍长些就是稍短些。
实际情况是，每次只有一个人——在本例中就是U．V——是真正的受试者；其它所谓的志愿者都是所罗门·阿什这位研究人员的助手，他要这些作为志愿者的助手们有时候故意作出错误的选择。在50年代早期进行的这次标准实验的目的，是要确定产生依从——即屈服于实际或者想象的压力而与本集团成员大多数人的观点保持一致的倾向——的条件。如许多进一步的实验所证实，依从有许多的原因，其中有保持正确的欲望（如果其它人都同意，也许他们是对的），还有不被人看作喜欢唱反腔的人或者怪种的愿望。
两位学生志愿者，就日常文书杂事进行过讨论和实习后，按实验者的要求玩一种叫做“囚犯二难”的游戏。前提为：
两名嫌犯被扣留起来并分开羁押。地方检察官确信他们共同犯了一桩罪案，可他没有足够证据来起诉他们。他对两个人中的每个人说，如果没有一个人招认，则他会减轻对他们的判决，每个人判一年了事。可是，如果有一个人招认，而另一位没有招认，招认的一方会得到特别处理（只判半年）而另一方则会判最为严厉的刑罚，可能要判20年监禁。最后，如果两个人都招认，则他会请求宽大处理，各判8年监禁。
由于1号囚犯不能够与2号囚犯讨论一个方案，他只能想象一下各种可能性。如果他招认而2名不招认，则他（1号）只会判半年，这是他能得到的最好的待遇，而2号则会判20年，这是他能得到的最坏结果。可是，1号知道，这样做很冒险，如果他和2号都招了，则每个人都会判8年。也许他最好还是不要招认。如果他不招，2号也不招，则每个人只判一年，不算太坏的结果。可是，假如他不招而2号招了——则2号就只判半年而他却会判非常可怕的20年。
很明显，理性思维不能够为两个囚犯得出最好的结果，除非他们彼此信任对方会作出对两个人都好的选择。如果两人之一因为害怕或者贪心而做出选择，则两个人都会失败。可是，除非两个人都确信另外一方会做同样的事情，否则，在对两个人都好的基础上做选择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志愿者就来做选择，结果的数字可以根据条件和研究者的指令随便变。（为彼此的好处而努力只是有时候的结果。）
在三十多年的时间内，许多研究者都通过各种办法利用过“囚犯二难”，进行过信任、合作以及造成这些东西的条件和相反情况的研究。
一位大学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帕罗阿尔托市按很多家的门铃，自我介绍说是“安全驾驶公民活动”的代表，并提出了一个荒谬的要求：允许在他家前院的草坪里放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上“小心驾驶”的字样（这个要求之所以荒唐，是因为从他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一幢漂亮的房子有一部分被一块巨大的标志牌挡住了，上面还写着书法很差的大字）。毫不奇怪，大多数居民都不同意。可有些人同意了。为什么他们会同意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第一次请求。两个星期以前，另一位学生声称是“交通安全居委会”的志愿工作者，他请求他们展示一块整整齐齐地写着“做个安全的驾驶员”的3平方英寸的标语牌，他们已经答应了这个无害的要求。事先没有被先前那个谦逊的要求软化的居民只有百分之十七的人会对标语牌说行，那些先前同意展示3平方英寸标志牌的居民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同意。
这项实验是1966年做的，在许多探索登门法的实验中，这是第一项，这个办法对一些要别人出很少一部分钱，而后得到大笔回报的融资者们非常熟悉。可是，研究者们对融资或者安全驾驶没有兴趣，他们的目标在于研究这些劝说的方法为什么会成功的原因。他们得出结论说，同意一个较小请求的人结果会把自己看成是有益于人而且有民生思想的人，而这个自我感觉使他们感到下次更愿意帮助，而这次的请求却大得多。
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的员工说，X先生有精神分裂症。他是一位衣着整齐的中年人，来到医院的时候说自己幻听。他对入院精神病医生说，这些声音听不很清楚，可是，“就我所能分辨的，这些声音好像是说‘空的’，‘假的’和‘砰砰声’”。由于已经被接受住院了，他再也没有谈到这些声音，从那以后行为也很正常，可是，医院的员工还是说他有精神病。护士们还在他的卡片上记录了一个频繁的反常行为：“病人有写作行为。”他的好几个同室病友却不这么看。其中的一位说：“你没有疯。你是位记者或者是位教授。你是在检查医院的情况。”
这些病人的意见是对的，员工们错了。1973年进行的这项实验是要研究精神病院的员工与其病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一位心理学教授和7名研究助手住进了东海岸和西海岸的12家医院，说自己有幻听的毛病。一旦住进去以后，他们就立即有正常行为。作为病人，他们公开地观察员工对病人的态度和行为，而如果他们被认出是研究人员，永远也就不会有机会直接目击这些情况了。在他们令人震惊的一些发现中有：
——精神病院员工一旦认为某个病人有精神分裂症，对于这个病人日常生活中正常的举动，他们要么就看不见，要么就错误地解释它。平均来说，假病人需要19天的正常行为时间来放松他们自己。
——认为某个病人有精神分裂症的员工在与病人的接触中尽量少花时间。一般来说，他们会对病人的直接提问置之不理，抬着眼皮走开。
——员工们经常在工作或者彼此交谈时置病人于不顾，就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身边。这些研究的高级作者大卫·罗森汉写道：“人格解体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假病人感觉到，他们是隐形人或者至少是不值得人注意的。”
在一家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里，6位二年级男性学生坐在单间里，每个人都戴一对耳机。参与者甲通过他的耳机听到研究者说，等他倒数到底时，参与者甲和丁都要尽量大声地喊“啦！”还要保持几秒钟。第一轮过去后，甲听到说，这次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数完数后喊，下一次是全体6个人一起喊；如此下去。有一部分时间里，这些指令传给全部6位受试者，可也有的时候，这位或者那位会听到假指令。比如，参与者甲可能被告知，所有6个人都要喊叫，可是，事实上，其它几个人都被告知不要喊叫。为了掩盖实际发生的事情，所有6个人每次测验时在耳机上都听到的喊叫声都是事先录下来的喊叫声。（这个实验跟其它许多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一样，在现代通信设备开发出来之前简直无法想象。）
所有这些小骗局都有个严肃的目的：它是针对“社会性投机取巧”进行的一系列研究的一部分。“社会性投机取巧”是指一个人在集体中倾向于不发挥最大能力，除非他所做的工作是别人承认和知道的。在本例中，其证据是每个人的喊叫被测量出来的力度（每个学生都单独装有一个微音器）。当一名学生相信他是和另外一名学之一起喊叫时，他只用独自喊叫时所发力量的百分之八十二。而当他认为所有6个学生都一起喊叫时，他的平均力量输出就减少至独自喊叫时力量的百分之七十四。研究小组在研究报告中总结说：“在人类的本质中存在一种明显的社会性投机取巧的潜势。我们怀疑，社会性投机取巧的影响有一个范围甚广、非常深刻的后果……（它）可以被视作一种社会疾病。”
这样的取样法，无论怎么变化都不能公平地处理社会心理学受试者的范围和研究方法，可是，也许这些样品可以让我们揣摸出这个领域是关于什么，或者至少不是关于什么的。它不关心一个人在严格意义上的大脑里实际发生的什么事情，比如像在卡特森式、詹姆斯式或者弗洛伊德式的研究中所进行的一样，它也不关心更大一些的社会学现象，如社会层次分析、社会组织和社会惯例。
它关心的是两者之间的任何事情，一个人因为别人所想或者所为而进行的任何思考或者产生的任何行为，或者说第一个人认为第二个人在想什么或者干什么。戈登·奥尔波特许多年以前曾写过，社会心理学是要“理解和解释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何受到别人实际的、想象的或者暗示的存在的影响”。这只能算是个极小的描述，可是，看过一些例子之后，我们开始理解他的意思，也了解到把这些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难处。
多重父系的例子
社会心理学即是较近代的知识领域，亦可说是较古老的知识领域。60年以前，它才以现代形式出现，而且直到50年代才形成规模，可是，哲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们早就在构建一些有关的理论，即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精神生活，而且，反过来，我们的精神过程和性格是怎样影响我们的社会行为的。按照奥尔波特的说法，人们可以找出证据来说明，柏拉图是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人，或者如果不是他的话，则亚里士多德也行，或者再不行的话，后来的一些政治哲学家，如霍布斯和边沁等也可以。不过，所有这些先辈所贡献的都是沉思默想，而不是科学。创始之父的宣称越来越多，可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同样不牢靠：奥古斯特·孔德，艾米尔·涂尔干，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雷，还有其他许多人都有过社会心理学议题的著述，可是，他们的著述大多还是扶手椅上的哲学思考而不是实验科学。
可是，1897年，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名叫诺尔曼·特里普勒的，进行了第一次常识社会心理学推想的测验。他在书上看到，自行车赛手们在有人追赶时比自己一个人骑的时候速度跑得快些，因此他想到，也许一个人的表现会受到别人在场的影响这也是一个事实。为了证实这个假说，他让10-12岁的孩子们单独或者成对地卷钓鱼线（但不把真实的意图告诉他们）。他发现，其中的许多孩子在有别人在场时的确卷得快些。
特里普勒不仅仅证实了自己的假设，他还创立了一项社会心理学调查的粗略模式。他的方法，即一项刺激现实世界情形的实验，会把研究者真正的目的掩盖起来，并把一项变量（在此例中是站在旁边看的孩子）在场或不在场造成的影响进行比较，这个方法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另外，他的话题，“社会性辅助”（观察者对一个人的表现的积极影响），仍然是过去三十多年来社会心理学家们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奥尔波特甚至还说过这是惟一的问题。
在30年代，社会心理学扩大了，它超过了特里普勒的话题。一位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过心理学研究生培训的土耳奇人，名叫穆扎法·谢里夫（1906-1988年），他研究了其他人对一个人的判断力而不是表现的影响。谢里夫让受试者坐在一间黑屋子里，一次一人。他们凝视着一盏昏暗的灯，让他们说出这只灯什么时候开始动，移动了多远。（他们不知道，幻觉运动是一种常见的错觉）。谢里夫发现，每个人在接受单独测试时对灯移动了多远有非常独特的印象，可是，当还有组里面的其他人的意见时，他就会因为这些人的意见而产生动摇。他的实验强烈地显示出，个人对社会观点的判断力很脆弱，并为后来的20年间进行的几百次依从实验指出了方法。（前面描述的阿什线条长度著名的依从实验，几乎是在20年以后进行的。）
社会心理学领域规模更大的扩展是由德国纳粹的兴起引起的。一批犹太心理学家在30年代移民到美国，其中一些人具有比美国传统更为广泛的社会心理学观点。难民中有普遍认为是这个领域的真正父亲的科克·鲁温，我们在以前曾谈到过这个人。他是伯林大学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他所带的研究生布鲁马·塞加尼克进行过一项实验，以测验他自己的一项假说，即，没有完成的任务比已经完成的任何更容易记住。（他是正确的。）尽管鲁温的名字从未为大众所熟悉，直到今天也只有几位心理学家和学心理学的一些学生知道，但是，蔡斯·托尔曼在他于1947年去世之后提到过他：
临床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实验心理学家鲁温——这是两位巨人，他们的名字在我们这个心理学时代的历史上会排在所有人前面。因为正是他们互为对照但又相互补充的洞察力，才第一次使得心理学成为一门能够适用于真正的人类和真正的人类社会的科学。
鲁温戴一架深度眼镜，一副学者风度，他是个少见的人：一位极有社交能力而且与人为善的天才。他喜欢，也鼓励一些与同事和研究生们一起进行的激烈和自由发挥的心理学问题小组讨论；讨论的时候，他的思想是一块知识的打火石，会带出暴雨般的火花——一些他随便交给别人的假说和用以激发实验的思想，而对他所安排的这些实验，他会欢天喜地地据为已有。
鲁温1890年出生于波森的一个小村庄（当时是普鲁士的一部分，如今属于波兰），他家在村上开了一间杂货铺。他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太好，也没有显示出任何知识天赋，也许是因为同学中有反闪族的倾向。可是，当他15岁的时候，他的家搬到了柏林，他在那里获得了智力的丰收，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最终在伯林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可是，当时的许多心理学课程都是冯特传统的理论。鲁温发现这些理论处理的一些问题太小了，很无聊，而且对理解人类特性无所脾益，因此，他急切地寻求一种更有意义的心理学。他在一次大战期间从部队复原回到大学不久，克勒成了研究院的负责人，而且韦德海默也当了教研室的成员，因此，鲁温就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求的东西，即格式塔理论。
他早期的格式塔研究主要处理动机和灵感的问题，可是，他很快转移到了把格式塔理论应用到社会问题中。鲁温以“场论”构想社会行为，即一种透视影响一个人的社会行为的各种力量的整体概念的方式。在他看来，每个人都被一种“生命空间”或动态力场所围绕，他或她的需要和目的在这些力量中与环境的影响互相发生作用。社会行为可以用张力和这些力量的互相作用，及一个人在这些力量中维持平衡或者在这种平衡被打破时恢复平衡的倾向加以系统化。
为了描述这些相互关系，鲁温总在黑板上、纸片上、灰砂上，或者在雪地里划着“乔丹曲线”——代表生命空间的椭圆——并在这些曲线上面构画这些力在社会情形中的推拉作用。他在柏林的学生把这些椭圆叫做“鲁温蛋”；后来，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又把它们称作“鲁温澡盆”；再后，在艾荷华的学生又称它们为“鲁温土豆”。不管叫蛋也好，叫澡盆也好，或者叫土豆，它们都构划出在小型的面对面的级别中发生的一些过程，这些都是鲁温视作社会心理学领地的现实段落。
尽管柏林的学生都挤着听鲁温的课，观摩他的研究项目，可是，跟其他的犹太学者一样，他在学术阶梯上没有什么进步。可是，他极聪明的场论写作，特别是应用在个人间冲突和儿童发展领域里的写作，使他在1929年获得一份去耶鲁大学讲课的邀请函，并于1932年又获得一份作为访问学者去斯坦福6个月的邀请函。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不久，鲁温从柏林大学辞职，并在美国同事的帮助下，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一份过渡性工作，后来又在爱荷华大学获得一份永久性教职。
为了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理想，他于194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即“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并在那里召集了一流的研究人员和一群顶尖级学生。它成了主流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培训中心。1947年，仅3年后，当时57岁的鲁温就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很快搬到了密西根大学，他的学生在这里和后来的其它地方继续传播他的思想和方法。
鲁温大胆和富于想象力的实验风格远远超出了早期的社会心理学家，并成为这个研究领域最突出的一个特征。他所体验到的纳粹独裁和他对美国民主的向往激发了他的一项研究，这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为了探索独裁和民主政体对人民的影响，鲁温和他的两名研究生罗纳德·里比德和拉尔夫·怀特创立了一系列为11岁儿童设立的俱乐部。他给每个俱乐部提供一位成人领导，以帮助他们学习手艺、游戏和其它一些活动，并让每位领导采取三种管理方式之一：独裁、民主或者不干涉主义。实行独裁制的那组小孩子很快变得充满敌意，或者很消极，实行民主制的那组很友善，具有合作精神，而实行不干涉主义的那组小孩子也很友善，不过很淡漠，也不太情愿去做什么事情。鲁温对此实验结果十分自豪，因为它证明了他的想法，即独裁制有极其有害的影响，而民主制对人类的影响是极其有益的。
正是这类的课题和实验证实了鲁温对社会心理学坚实的影响。（场论使他能够设想到这些研究，可是，这个场论从没有能够成为这门学科的中心课题。）里昂·弗斯丁格（1919-1989）是鲁温的学生、同事和学术继承人，他说，鲁温的主要贡献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他选择了非常有趣和重要的课题；很大程度上，社会心理学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开始探索集体粘接、集体决策、专制与民主管理、态度转变技巧和冲突解决。另一部分是，他“执著地尝试在实验室里建立有力的、可以发出巨大变化的社会情形”，和他在设计方法时超凡的创造性。
尽管鲁温的努力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可在若干年里，社会心理学只在少数较大城市的大学里站稳了脚跟。在其它地方，行为主义仍然是心理学研究之王，而行为主义的信徒们觉得社会心理学太注重于心理过程，因而无法为人接受。可是，在二战期间，军事需要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中最为重要的士兵行为和士气研究，战后，一系列社会影响和社会问题引出对年轻一代进行纪律教育的极大兴趣。其中有：美国人口不断增强的流动性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及个人的问题；在不断扩大的商业世界里寻找一种新的、更有说服力的销售技巧；社会科学家们了解纳粹进行种族灭绝活动的努力以及范围更加广泛的进攻性的起源及控制法；认知主义对心理学的缓慢回归；麦卡锡参议员的崛起，因而刺激了对顺从主义现象的兴趣；还有连续不断的国际谈判，它使社会心理学家的注意力转向了集体动力学和谈讨理论的研究。
到50年代，社会心理学积极地拓展开来，美国各处的心理学系纷纷开设这门课程。美国60年代青年的反叛、越战引起的思想混乱、黑人、妇女和同性恋激进主义及其它社会问题使它成了越来越紧迫的研究领域。可是，更为经常的情形是，当生意人和立法者转向社会心理学家寻求答案时，他们在一些听证会上夸大说，社会心理学家们只刚刚开始其工作，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提供。可是，不久之后，研究者们获取的数据就已经开始对美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了。如下列所示。美国高级法院在其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说，“现代权威”的证据表明，黑人孩子正受到种族歧视教育的毒害，并引用了大量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说种族隔离学校哪怕是平等的，也让黑人孩子感到次人一等，他们的自我估价很低，还有对自己的怨恨。鲁温如果在世，他一定会为其后继者感到自豪。
定案
许多心理学家都感觉到，他们的领域太容易受到潮流的影响了。“热门话题”作为一门领导潮流的学科在其简短的40年中来来去去，而曾经好像是社会心理学的精髓的一些课题，如今也归入仓库、束之高阁了。
然而，主要的原因并非是作为社会心理学的本质的潮流。在其它的大部分学科当中，有关某个特定现象组的知识会逐渐积累起来，并不断深化下去，可是，社会心理学要处理的是一系列各个不同的问题，它们之间互不关联，其知识也不会增长起来。结果，许多现象捕捉到了社会心理学家们的兴趣，被人们加以深刻研究，而后加以本质的解释。而只有一些详细情况必需了明，对于所有的意图和目的来说，这文件上都标着“解决了”，案子也就告一段落，权作了结。
这里有三个著名的定案。
认知失谐
这无疑是社会心理学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也是这个专业从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各杂志中最热门的话题。自此之后，它慢慢失去了自己作为焦点的位置。今天，它是已经被接受下来的知识体却不再是活跃的研究领域。
认知失谐理论说，人类如果有互为矛盾的想法时，会感觉到紧张和不愉快（比如，“某某是个饶舌妇，很是令人心烦，”不过，“我需要某某作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他会想办法减轻不和谐（“要是你了解他，某某并不一定就那么坏，”或者，“我并不是真的需要他；没有他，我也过得挺好的。”）
30年代，鲁温差不多就要接触到这个课题了，当时，他在探索人的态度如何受到其作为某个决策团体一员而发生改变，以及这样一个人如何就因之而坚守这个决定，从而忽略以后与之相矛盾的信息。鲁温的学生里昂·弗斯丁格把这个研究推向了深入，并发展了认知失谐的理论。
弗斯丁格1933年去艾荷华大学专门投奔鲁温，当时他是位年轻的研究生，对社会心理学没有什么兴趣，他是要跟鲁温学他早期在动机和灵感上面的工作。可是，在鲁温的影响下，他被吸引到了社会心理学上，1945年还成了鲁温在麻省理工学院集体动力学新研究院的助教。
鲁温死后，弗斯丁格去了明尼苏塔大学，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继承鲁温的衣钵，继续进行此类研究。由于他生性聪明，他带给教学中的激动兴奋，他进行越轨研究，以获取否则就无法获得的数据时的大胆，最终都安全无事。从一个方面来说，他是在与鲁温大胆的竞争，可是，还有一部分是表达了他自己的性格。他是个性子火辣辣的中等个子，喜欢玩纸牌和象棋，玩起来都是非赢不可的样子。他身上有一股子男人常见的强劲、性急和进攻型的精神，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纽约东下区暴风雨般的生活中长大的人中常有的性格。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弗斯丁格的率直和不同凡响。他搞了一个研究项目，他和两位学生，亨利·W·莱厄肯和斯坦利·沙切特（曾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一起当了7个星期的假间谍。他们曾在1954年9月的一份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说一位名叫玛丽安·基切（并非她的真名）的家庭主妇宣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一直在接受来自超级存在物的信息，这些存在物被她认出来是克拉利昂行星上的守护者。（这些信息是她在恍惚状态下以自动写作方式传过来的。）她对媒介说，12月21号，按照守护者的说法，一场大洪水即将到来，淹没北半球，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将消失，只留下少数几个选民。
弗斯丁格当时正在编制他的学说，他年轻的同事们看到了一个研究认知失谐的黄金机会到手了。他们在《当预言落空时》这篇于1956年出版的报告中提出一个假说：
假设有某人真心真意地相信某事情；再假设他受此信仰的约束，从而采取了某些不可逆转的行动；最后，假设他确有证据在手，一种毫不含糊、不可否认的证据，证明他自己的信仰是错误的：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人会不断地出现，而不是消沉下去，反而比以前更加确信他的信仰的正确性。
这三位社会心理学家觉得，基切夫人公开的声明和接下来的事实，正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十分宝贵的例证，说明对一种相反证据互相矛盾的反应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给基切夫人打电话，说自己一个是商人，另外两位是朋友，他们对她的故事十分好奇，想知道更多的情况。莱厄肯说了自己的真名，可是，沙切特是个幽默得要命的人，他说自己是里昂·弗斯丁格，这使大吃一惊的弗斯丁格没有选择，只好说自己是斯坦利·沙切特，并在与基切夫人和她的信徒的一切接触中都使用这个身份。
他们得知，基切夫人早已集合了一小圈子人，他们定期聚会，已经在为将来筹划，正在等待着来自克拉利昂行星的最后指令。这个小组起草了一份研究计划，让三个人都参加，再加上5个学生助手来当“不公开的参与观察家。他们披着真正信仰者的外衣，访问这个小团体中的成员，参与他们的活动，在7个星期的时间内参加了60次会议。有些访问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可是，其它一些却像是降神会一样无休无止，一开就是12-14个小时。这个研究无论在身体或者情绪上都令人精疲力竭，一方面是因为必须在会议期间对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掩盖自己的反应，另外一方面是，要记录由基切夫人和其他人在恍惚状态中读出来的守护者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弗斯丁格后来回忆说：
我们三人轮流去厕所记笔记，进出的频率控制得好，不会引起别人说三道四，而厕所是在这个房子里惟一谈得上有什么隐私的地方。我们当中的一个或两个会不时地说出去走动一下，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然后，我们会飞快地直奔旅馆房间，把记下来的笔记录下来……到研究结束时，我们都已经差不多累垮了。
最终，基切夫人接受到等待已久的信息了。太空飞船将于某时在某地降落，以解救信仰者，并把他们带到安全地带。可是，飞船既没有在特定时间到来，也没有在后来数度更改的地方降落，而12月21日也最终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洪水。
这时候，基切夫人也接到话了，说由于信徒的良善和信徒创造的人，上帝已经决定收回这场灾难，让世界得以安宁。其中一些成员，特别是一直就心存怀疑或者不太确信的人，他们无法承受自己信仰所托的预言的失败，最终退出去了，可是，一些坚信不疑的信徒——有些人甚至辞掉了工作，卖掉了家产——他们的行为正如研究者们所料。他们最终更加坚定不移地信仰由基切夫人传达出来的真理，这样就消弥了他们曾经信仰的东西与令人失望的现实之间的冲突。
弗斯丁格继续发展和出版（1957年）他的认知失谐理论。它立即成了社会心理学的中心问题，并在15年多的时间内一直是实验研究中主要的课题。1959年，他和一位同事，J·麦里尔·卡尔史密斯，进行了另一项研究，它后来经常作为古典认知失谐实验而被引用。他们巧妙地哄骗了志愿受试者，不让他们知道实验的真实目的，因为这些受试者如果知道研究者们想知道他们是否会改变其对某些话题的观点，以减少认知失谐的话，他们也许会因为太不好意思而不这么做。
弗斯丁格和卡尔史密斯让本科的男大学生受试者做一件极端烦人的工作：他们得把十几把汤匙装进一只盘子，然后再一把把拿出来，然后又放进去，一直重复半个小时。然后，他们得转动记分板上的48个木钉，每根都顺时针转动四分之一圈，再转达四分之一圈等等，一直工作半个小时。每个受试者都弄完以后，研究者之一会告诉他说，实验的目的，是要看看人对某件事情有多么有趣的想法，是否会影响到他完成这件事情的效率，还对他说，他是在“无期待组”里，而其他人会被告知说这工作很有兴趣。不幸的是，研究者继续说，本应该去把这个情况告诉下一个受试者的助手刚才却打来电话说他不干了。研究者说，他需要人来接替助手的工作，并要求受试者出来帮忙。有些受试者得到一美元来干这事，有些得20美元。
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把明显是说谎的内容告诉下一个受试者（而实际上，这人是串通好的。）他们这样做了之后，有人会问受试者说他们自己觉得这件事干得有没有意思。由于前面所提之事明显是一点意思都没有的，而对别人撒谎就形成了一种认知失谐（“我对别人撒谎了。可我并不是这样一种人。”）关键问题是，他们所得的钱数是否引导他们减少认知失谐，从而认为这些活是真正很有意思的。
从直觉上看，人们也许会想，那些得到20美元的人——在1959年这算得上是一份钱——会不会比那些得到1美元的人更倾向于改变其观点。可是，弗斯丁格和卡尔史密斯所预测的却与事实正好相反。得到20美元的受试者会有一个非常坚实的理由来为自己撒谎找到理由，可是，那些得到1美元的人所能为自己找借口的机会是很小的，他们仍然会感到失谐，他们减轻的办法就是，这些活一直是有趣的，他们也就没有真正的撒谎。而这就是实验结果真正显示出来的。
（实验的真正目的被说穿了之后，所有的学生都要求退还这笔钱。只有一个学生不肯还——他只得了1美元。）。
弗斯丁格和卡尔史密斯得到广泛赞扬；社会心理学家们觉得能发现某种并非如此明显或者与我们通常的印象相反的东西而特别高兴。如沙切特经常对其学生说的，学习老祖母心理学是对时间的浪费；就跟你回家对老奶奶说什么时，她会说：“还有什么新东西没有？他们就为这个给你付工资？”
认知失谐理论引起了好多敌对的批评。弗斯丁格毫不留情地骂这些批评是“垃圾”，还将这些批评归咎于一个事实，说这个理论提出了“并非非常现实的”人类图景。不管这些批评者的动机如何，大量的实验证明，认知失谐是最为坚实（彼此连贯）的发现。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丰富的理论。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龙森回忆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坐着不动，能在一个晚上的时间内想到十个假设……这类假设几年以前甚至连做梦都不会想到的。”这个理论还解释了一系列的社会行为，而用行为主义的理论是无法解释清楚这些东西的。下列是一些例子，都经过实验证明了的：
——在一个集团中越是很难成为成员（比如，需要经过令人厌烦的筛选或者糊弄过程），被接受的成员就越是觉得这个集团了不起。我们使自己相信，引起我们痛苦的东西我们就会去爱它，以使自己觉得这份痛苦是值得的。
——当人们以一种使自己看上去很蠢或者不道德的方式行事时，他们会改变看法，以使自己相信其行为是有道理和公平的。比如，吸烟者会说，抽烟与癌症之间的关系的证据是不完全的；作弊的学生会说，每个人都在作弊，因此，他们只好也去作弊，以免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
——一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倾向于以极不相同的办法来解释有关被争辩问题的同一个报告或者事实材料；他们会注意并记住对自己的观点有用的材料，掩盖或者忘记会引起失谐的东西。
——当一些认为自己有足够人性的人处于一种伤害别人的情形时，就比如士兵在战争当中经常要伤害平民一样，他们会以贬损受害者的方式来减少这种失谐（“那些婊子养的在帮助敌人。一有机会，他们会在背后捅你一刀。”）当人们从社会不公正当中得到好处而使其他人受难时，他们经常对自己说，这些受害人根本没有能力得到更好的东西，他们已经满足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很懒，又脏，没有道德感。
最后，还有一个“自然实验”的例子，可以看出人类通过理性化来减少认知失谐的情形：
——1983年加利福尼亚的一次地震后，圣塔克鲁茨市根据加利福尼亚一项新的法案，委派声望卓著的戴夫·斯迪夫思工程师去评估当地建筑的抗震情况。斯迪夫思认为有175栋建筑可能会在大地震中遭受严重损坏，而这些建筑有许多是在主要的商业购物区里。市政委员会被他的报告和暗含在里面的大量工作吓坏了，他们退回了他的报告，并一致通过要等待州立法律条款明确下来以后再说。斯迪夫思被称为一位大惊小怪的家伙，他的报告对全市人民的利益是有妨害的，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989年10月17日，圣塔克鲁茨市近郊发生7．1级地震。300栋民房被毁灭掉了，整个圣塔克鲁茨县有五千多民房受到严重损坏；市内商业区被夷为平地；3人在地震中殒命，2000人受伤。
认知理论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它很容易逃过各种攻击。弗斯丁格最早提出来这个理论的25年及他离开社会心理学转而研究感知的16年后，对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七十九的人认为他对这个领域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只有鲁温接近这个数字，即百分之七十。
然而，有一种对认知失谐理论的批评却不是可以轻易辩驳的。研究者们几乎总是哄骗志愿者去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比如为钱而撒谎），不经他们同意就要他们去做一些劳神费力或者荒诞不经的事情，或者把他们自己身上不好的一面呈现在他们面前，从而使他们的自尊心受损。调查者事后会“询问”受试者，解释实验的真实目的，说合理欺骗是必需的，他们的参与使科学受益无穷。这样做是为了恢复他们的有益感，可是，批评者坚持认为，把别人摆在这样的体验中而不告诉他们或者没有他们的同意是不道德的。’
这些道德问题在认知失谐研究当中并不是十分特别的；在其它更为严肃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当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形。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71年由菲律普·G·金巴多及三名助手做的一项实验，他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为了研究被囚禁的社会心理学，他们召收了本科生志愿者，让他们体验监狱生活，大家分别当看守或者犯人。所有志愿者都接受采访和性格测试；21位中产阶级白人经过评定被认为情绪稳定、成熟和守法，因而被挑选出来。根据扔币法，10人被派当犯人，11人当看守，共进行两周实验。
“犯人”们在一个静悄悄的星期天早晨被“逮捕了”，戴上手铐，在警局登上名册，然后带入“监狱”（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里设的一套房间），在那里脱衣、搜查、驱除虱子、配上囚衣。看守们配上警棍、手铐、警用哨子和囚室钥匙；他们被告知，其工作是要维持监狱的“法律和秩序”，可以自行设计控制囚犯的办法。典狱长（金巴多的一位同事）和看守设计了16条办法让囚犯遵守：他们在进餐、休息时和熄灯后得保持沉默；他们只准在进餐时进餐，别的时间不行；彼此称号只能叫号码，所有看守都称作管教“干部”，等等。触犯任何条例都将召至惩罚。
看守和囚犯的关系很快就进入老式的模样：看守们开始认为这些囚犯次人一等而且十分危险，囚犯开始觉得看守们都是流氓和施虐狂。有位看守这样报告：
我对自己感到惊奇……我让他们彼此对骂，并用光光的手去清洗便池。我实际上是把这些犯人当牲口看的，我不断地对自己说，得小心看守他们以免他们图谋不轨。
几天之后，囚犯们组织了一次反叛活动。他们把身份证号撕掉，用床顶住门不让看守进来。看守们用灭火器喷他们，让他们从门后退下去，撞入囚室，扒掉衣服，拿走床铺，总体来说让他们大大地受一顿惊吓。
这以后，看守们不断地增加新的管制条例，半夜三更经常唤醒犯人点名，迫使他们进行无聊和无用的劳动，因为“不守规定”而惩罚他们。受到羞辱的犯人开始对不公的处罚习以为常了。有些人慢慢感到头脑混乱；有个人完全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到第5天时实验者只得考虑不到实验结束就放他出来了。
看守思想中很快形成的施虐心理可以从他们中的一个人说的话中看出来。实验开始前，这人说他是位和平主义者，不喜欢进攻别人，他无法想象自己竟然会虐待别人。到第5天，他在日记中说：
我把这人（一个囚犯）挑选出来进行特别处罚，因为他极想受到这样的处罚，也因为我特别不喜欢他……新囚犯（416）不吃这种香肠……我决定强行让他吃，可他还是不吃。我让食物从他脸上流下来。我无法想象是我自己在干这样的事。我为逼迫他吃东西而感到内疚，可是，因为他不吃我感到更火。
金巴多及其同事没有预料到两个组都会如此迅速地发生转变，后来在报告中写道：
这次模拟监狱体验最令人吃惊的结果是，这些极为正常的年轻人身上竟会很轻松地激发起施虐行为，而在这些因为情绪稳定而严格挑选出来的人中间，竟会很快散布一种传染力极强的情绪病状。
到第5天，实验者突然宣布实验结束，以保全所有人。可是，他们感觉到，这次实验是极有价值的；它表明，“正常的、健康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监狱环境’的团体压力下如此迅速地发生转变”是多么轻易的一件事。
这项发现可能很重要，可是，在许多伦理学家们看来，这项实验是极为不合道德的。它在志愿者身上施加了生理和情绪上的压力，而这些是受试者没有预料到，也没有同意的。这样做的话，他们就违反了1914年最高法院强调的一项原则，即“任何有正常头脑的成年人类都有权决定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干什么”。因为道德问题，监狱实验不准重复；它已经成了定案。
可是，与另一项同样也有很高价值，现在同样也是一件定案的实验比较起来，这还真是小巫见大巫。让我们打开卷宗，看看学习到了什么，是以何等超常的方法来进行该项实验的。
服从
大屠杀之后，许多行为主义科学家都在寻找办法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正常的、受过文明教化的德国人竟会对别的人类实施如此不可理喻的暴行。1950年发表的一项巨型研究报告描述了由一个多学科研究组进行的心理分析方向的实验，它将偏见和种族仇恨归因于“强权人格”，这是某种特别的为父之道和儿童体验的自然生长。可是，社会心理学家们发现这个解释太过狭窄；他们认为，答案可能更多地要牵涉到一种特别的社会情形，它引起正常人产生与性格不符的残暴行为。
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1960年早期，纽黑文市的一张报纸上发表了一则广告，寻求志愿者来耶鲁大学进行记忆力和学习方法的研究。任何不是大中学在校生的成年男性都可以报名申请，参加者可获每小时4美元（约相当今天的20美元）外加交通费的报酬。
选择了40名20-50岁的男子，各自分配了不同的见面时间。在一间很大的实验室里，大家都去见一位打扮整齐、身着灰色实验制服的小个子年轻人。同时见面的还有另一位“志愿者”，一位长得像爱尔兰美国人的中年人，看上去样子不错。穿实验制服的人，即明显的研究者，实际上是31岁的中学生物学教师，而中年人是一位职业会计师。两人都是进行这项实验的心理学家——耶鲁大学的斯坦利·米尔格莱姆的合谋人。他们将担当斯坦利编写的角色。
研究者向两位男人，真的和假的志愿者，解释说，他在研究针对学习的惩罚效果。其中一位将扮演教师，另一位扮演学习者。每当学生犯一个错误，老师就会给他一个电击。两位志愿者抓阉决定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天真的”那位志愿者抓到了“教师”那张。（为了确保效果，两张条子上都写着“教师”，可是，串通好的那位会在抓起纸后立马扔掉，不拿出来看。）
然后，研究者会带领两位受试者到一个小房间里去，学习者坐在一张桌子前，他的双臂被绑起来，电极接到手腕上。他说，他希望电击不会太重；这人有心脏病。然后，教师被带入另一个邻近的房间，他可以在这里向学习者说话，也可以听到学习者的声音，可看不到他。桌子上有一个闪亮的大金属盒子，说是里面有一个电击发生器。前面有摆成一排的三十多个开关，每个开关上都标着电压数（15到450），另有“轻度电击”、“中度电击”等等，直到在435上标着“危险：严重电击”，还有两个开关，上面只是简单地标着“XXX。”
教师这个角色，研究者说，是要宣读一些成对的词（比如蓝色，天和狗，猫）给学习者听，再考他的记忆力。先念一组词中的第一个词，然后念四个可能答案词，让他选择其中正确的一个词。学习者通过面前的按纽来选择答案，教师桌上的灯泡就会亮起来。每当学习者选择了错误的答案，老师就掀动开关，给他一个电击，从最低的水平开始。每当学生犯一个错误，老师就给他一个更高级别的电击。
一开始，实验进行得很容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学习者会给出一些正确的答案，也有一些错误答案，老师在每个错误答案之后给学习者一引起轻微的电击，然后继续进行下去。可是，随着学习者犯的错误越来越多，电击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当然，这些仪器都是些假摆设，实际上没有任何电流从里面出来-情形是越来越糟糕了。到75伏的时候，学习者发出了听得见的呻吟声；到120伏的时候，他喊出声来，说电击已经弄得他很痛了；到150伏时，他叫出声来：“放我走，我不想试了！”每当教师动摇时，站在他旁边的研究者都说：“请继续下去。”到180伏时，学习者喊叫起来，“我疼得受不了啦！？到270伏时，他嚎叫起来。当教师犹豫不决时，研究者说：“实验要求你进行下去。”后来，当学习者开始撞墙，或者更后面，他开始尖声大叫时，研究者严肃地说：“你得进行下去，这是绝对必需的。”超过330伏时，隔壁只有沉静——这与选择了错误答案是一样解释的——研究者说：“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必须进行下去。”
令人万分惊讶的是——米尔格莱姆本人也甚为惊讶——有百分之六十三的教师当真进行下去了，一直进行到底了。可是，这不是因为他们是些施虐狂，能够从他们以为正在发生着的痛苦当中体会到什么快感（标准性格测试显示，在完全的顺从受试者与那些到某些点就拒绝进行下去的人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存在）；而是说，相反的情况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遵照研究者的命令进行下去的时候是体会到了很严重的痛苦的。如米尔格莱姆在报告所言：
在很多情况下，紧张到了在心理学实验室里很少看见的程度。可以看见受试者出汗，颤抖，口吃，咬嘴唇，呻吟，手指甲都抓进肉里面去了……一位成熟的、开始很有自制力的生意人，进实验室的时候满脸微笑，十分自信。在20分钟时间里，他就变得颤搐，口吃起来，很快接近精神崩溃……可是，他还是继续对实验者的每一句话作出反应，一直执行着命令，直到最后。
谢天谢地，米尔格莱姆并没有报告他本人在观察这些教师受折磨时所体验到的一些症状。他是个生气勃勃的、诚实的小个子，他没有讲到他自己对这些受试者的痛苦有何感觉，否则，这篇报道一定会更加增色不少。
他对这些结果的解释是，这种情形是利用文化上面的期待产生了对权威的服从现象。志愿者进入实验时是要扮演合作者和受试者的角色，而研究者是扮演的权威角色。在我们这个社会和许多其它的社会里，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着遵守权威，而不要管有权威的人让你去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在实验中，研究者感觉到有必要执行命令；他们可以对一个无辜的人施加痛苦和伤害，就因为他们感觉到研究者，而不是他们自己要对其行动负责。
在米尔格莱姆看来，他的实验系列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正常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波兰人竟会进行死亡营这类的暴行，或者至少接受了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及其它被厌恶的民族的集体屠杀命令。（阿道夫·艾奇曼说，当他在以色列接受审判时他发现自己在消灭成百上千万犹太人中扮演一个角色时非常恶心，可是，当时他只好执行权威的命令。）
米尔格莱姆不断地变换实验方法，从而证明他的解释是正确的。有一种变化是这样的，在研究者还没有来得及向教师说完继续使用更高电压的重要性的时候，突然有电话找他；他的位置将会被一位志愿者来接替（也是串通好的人），他好像对按需要加压非常有兴趣，不断要求教师继续加压。可是，他是个替代者，而不是真正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教师会一直干下去。米尔格莱姆还变化着办法把队伍的构成调整一下。一般是，学习者长得和善、矮胖，中年人，而教师是穿戴整齐，严肃的年轻研究人员。可他又把角色倒换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一路进行到底的比例会减少，但也只到百分之五十。很明显，是权威与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各人的性格在起主要作用。
米尔格莱姆的另一项令人不安的附属研究，是他对人们在这种情形之下认为自己会怎样想的调查。他向大学生、行为学科学家、心理工程师和外行人详细讲解了实验的构成，然后问他们到什么份上他们会停下来。尽管他们的背景有差别，可是，所有像他们这样的小组都说他们会在约150伏的时候违背实验者的要求而停下来，因为这时候，受害者是在要求放开他。米尔格莱姆还问过一些本科生，说到什么水平上他们会不听实验者的话，答案也在约150伏左右。因此，人们对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的估计和他们对自己应该如何行动的道德观念，与他们实际上在一个受权威控制的情形下的所作所为都没有什么关系。
米尔格莱姆的服从研究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力，并因为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而获得1964年美国科技进步奖。（1984年，当米尔格莱姆51岁因心脏病去世时，罗杰·布朗称他“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学中最有天赋的实验科学家之一”。）在十余年时间里，进行了约130例类似实验，包括在其它国家进行的一些实验。大部分实验证实和扩大了米尔格莱姆的发现，而且，在许多年里，他的实验过程或者其变化脚本，都是进行服从研究的重要范本。
今天，再没有任何研究者使用这样的方法了，也不敢这样做，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只是简单地看一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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