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节：逃课记 文/蒙木(2)
大部分老师都不会真的拿点名威逼学生。似乎有一次很蹊跷。记得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中文、法律几个系在一教大教室里合着上。我们男生逃课经验已经成熟，于是决定从第一节课就不要过早暴露实力，大家排代表轮流上课应卯。这样，在直觉上，我们的老师一直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学生。最后考试，天知道，他们印试卷是按照一教座位印的还是按照什么印的。应该不是花名册，结果居然卷子不够。于是政治老师说，没有试题的人不要着急，我去其他系调试题去。过了几分钟，一些同学问题解决了，但还是卷子不够。我们勤劳的老师如是者三。记得都半个小时过去了，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报告！老师我们还没有试题。"又有三个学生从角落里站出来。可怜的年轻老师脸色一下就不对了，于是又折出去调试题。政治考试的结果是，我们班四十多人，十多个不及格。滑稽的是，这不及格的女生占绝大多数。所以女生很抱怨我们说：男生惹祸，女生背黑锅。
逃课省下来的时间，消磨实在爽，就像偷来的瓜果着实甜。大家做什么的都有，不过那时候北大周围一片农村，娱乐单调，大部分同学都是睡懒觉，逛朋友，看闲书，听讲座，上图书馆，或者听自己感兴趣的课了。我在大三以后，基本上听课的不考试，考试的课不听讲。大三临结束，我的学分还差两个。有同学告诉我，新留校的吴晓东老师很好说话，他的课写篇关于象征主义的文章就行。我对波德莱尔、梅特林克等是比较熟悉的，在图书馆花两三个小时，草成一篇作业匆匆交上去。事隔多日，同学转告我说吴老师想见见你。我便到他25楼的筒子间去，吴老师瞅瞅我，温和地说："看你很面生，是不是很少上课？"我稍微愣一下，如实回答说："我没有上过课。"这让吴老师倒反愣了一会儿，"不过，关于象征主义的基本点，你文章里都有了，都有了。"我只能赧颜不作声，他接着说："让你过来，因为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我给你很高的分数。"
那时候图书馆（今天的老馆）二层南侧有一间"中文系教师研究生阅览室"，只对本科高年级以上的学生开放。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那里，其中的一道风景是季羡林老头，季老每天一开馆不久就准时坐在最靠近大库的阅览室东南角，安安静静地读书。偶尔有熟悉的人给他鞠个躬，相互微笑一下，然后也迅速寻找自己的座位，各自安安静静地读书。这里出现吴组缃、林庚等人的身影绝不奇怪，也许他们都来过，只是我不认得罢了。那里有几架硬壳蓝皮的文学类图书，也许是对学生特别推荐，图书馆做了特别包装的优质译本，记忆里最多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选译"和上海译文出版社"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等，我读了其中大部分部头不太大的作品。
第57节：逃课记 文/蒙木(3)
这就是我的文学启蒙。用逃课逃出来的时间随意泡图书馆，听讲座。当然也出去游逛。我有四个高中同学在清华，但那时我对清华校园比他们都更熟悉，因为他们必须孜孜板板地上课做实验，他们的父母朋友过来，也经常是我带着傻玩，手头没有钱，于是对北大清华这免费的游览地非常熟悉，当然那时候圆明园可以从21中后面的围墙钻过去，所以还没有完全开发的圆明园对于北大逃课的学生有些像鲁迅的百草园。
毕业后我去见一些在高校教书的朋友，发现很多高校居然固定座位，固定晚自习，还一过11点就关闭大门。这样的大学和高中有什么区别呢？无非多培养一些凡事必请示的好员工罢了。不过，这个社会的确更需要好员工，而不是有点独立想法的人。从谋生的角度来说，北大给我的未必是好处，不过她给我的黑屋子掀起一角，我曾瞥过一个世界，应该是自由而尊严的。尽管还无力冲出去，但我可以向往着，甜蜜并痛地向往着。
蒙木，原名高立志，籍贯江苏邳县，1973年3月出生，北大中文系1991级，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1996年毕业。2000年返校读研，专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2003年硕士毕业后，供职于中央编译出版社。现任职务：策划编辑。
第58节：一点往事 文/洪子诚(1)
梦入少年丛
王瑶先生的书斋妙语极多。某次，不知怎么谈起一个人与他母校的关联，他放下他那有名的烟斗从容道来：如果毕业的学生名气比学校大，学校就积累你的名气成为名校；反过来，学校的名气就输送给你了（大意）。我不知道先生是否有意鼓励我们做出大学问，也不知听众中其他同学作何感想。我当日就悟到：我将永远浸透在母校的光芒和温煦之中了。
一点往事（洪子诚）
1965年秋天到1966年上半年，我和学生一起，在北京近郊农村的朝阳区小红门参加"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我毕业留校任教已有四个多年头。6月1日，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后，学校很快派进"工作队"，并要我们立即返回，参加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踏入校门，看到到处贴满大字报，到处是骚动激昂的人群：这很有点像我想象中的或从文学作品看来的"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十月革命"）的样子。按当时的规定，我不再到学生的班里去，而是返回教研室，教师集中学习、开会。
6月上旬的一天，我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的一个学生干部来到我的宿舍。敲开门后，站着，且神情严肃地通知，下午去参加他们的班会。我问会议的内容，他不肯坐下，也没有回答便径自离开。下午两点我来到32楼，楼道里贴满了大字报。也有关于我的，还配有漫画，好像是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说着什么--《凡卡》是我给他们上写作课时分析过的文章。我来不及细看，屋里出奇的安静；都看着我，却没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看到床的上下层和过道都坐满了人，只有靠窗边空着个凳子：意识到这是我的座位。便低着脑袋，匆匆走到窗边坐下。
这时，主持人宣布："今天我们开班会，对洪子诚同志进行批判。"这突如其来的"批判"，和突如其来的"同志"的称呼，顿时使我陷于慌乱之中，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接着便听到"洪子诚你要仔细听大家的发言，老老实实检查自己……"的话。于是，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掏出笔记本，转身面向桌子做着记录。从批判发言中，我逐渐明白了我的问题是什么。一是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特别是小资阶级情调。另一是当班主任犯了"阶级路线错误"，重用出身反动阶级家庭的学生；不错，支部和班会干部大部分出身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家庭，但"洪子诚没有真正依靠我们，思想深处是喜欢那些少爷、那些小姐的"。发言有的尖锐激烈，有的语调措辞却有些迟疑；前些天还称我老师，现在当着我的面，不知怎样才能做到理直气壮呼我的名字。桌子是靠墙放的，这使我记录时可以不面对学生，情绪也因此稍稍安定。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点，已经有些平淡的会议，突然出现一个小"高潮"。一位坐在上铺的学生揭露我在课堂上"放毒"，说到激动处，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们写游行见到毛主席，是什么居心？！我们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最热爱伟大领袖，我们最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见到他老人家，你却不让我们写……"他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这真诚、发自肺腑的控诉，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有人便领着呼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我愣住了，但他说的确有其事。在写作课上（毕业后我一直给中文系和文科各系上"写作课"），通常对一年级刚进校的学生，会出"初到北大"之类的作文题，许多人便自然会写他们参加国庆游行的情景。在文章讲评时我好像说到，如果我们要战胜平庸，就要注意和培养你的敏感，发现你的真实体验；拿游行这件事来说，每个人的发现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要千篇一律地从准备、出发，写到见到毛主席，到最后回到学校；可以写出发之前，也可以写归来之后；你所认为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值得写的……这个同学说的，应该是指这件事了。在这个"高潮"出现之后，批判会倒不知如何再进行下去。于是，主持人宣布结束。屋子里又回复到开始前那种异样的安静。我收起本子，在众人沉默的注视下，匆匆离开。
回到宿舍，从本子上一条一条地看着我的"错误"，越看越觉得伤心、委屈，甚至产生怨恨的情绪。回想着我如何认真准备每一次课，如何批改每一篇文章，在上面密密地写着批语，如何对学生个别指出存在的问题。我忘记了当时的社会和社会心态，钻牛角尖一样想不通，真诚的劳动为何得不到承认，反而受到指责。很长一段时间，便陷于"自艾自怜"的沮丧之中，并为这种情绪的合理找到解释。但这件事很快就被"我们"忘记。说"我们"，是因为不管学生，还是我，都被引导、并投入到对更大的事件，和更大的人物的关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在那几年，也已成为家常便饭。我和学生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很快也恢复到原先的状况。而且，好像是一种默契，关于那次批判会，我们后来谁也没有再说一个字。但是，对我来说，存在于心理上的隔阂、障碍，却没有完全消除。
第59节：一点往事 文/洪子诚(2)
重新想起这件事，是到了1969年夏末秋初的时候。那时，我和大多数教员，已被宣布到江西鄱阳湖畔的"五·七干校"劳动。临走前，有许多事要处理：书籍装箱存放；购置劳动生活的用品；觉得很可能不会再返北京，便和谢冕、周先慎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有名的古迹胜景摄影留念……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大学入学以来的十多本日记如何处理。不论是带走，还是放在系里寄存下放教师物品的仓库，都觉得不妥当，倒不是里面有什么"里通外国"之类的秘密，而是写给自己的文字，不愿意让别人读到。想来想去，终于，走之前的一天，在十九楼（中文、历史系的单身教员的住处）前面树丛间的空地上，一页页撕开烧掉。烧时不免留恋地翻读，然后看着它们成为黑灰。在读到1958、1959年间的那些部分时，我发现，原来那时我也充当过激烈的"批判者"的角色。
1958年，我已是二年级学生，"反右派"运动结束不久，便是全国的"大跃进"。除了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参加除"四害"、大炼钢铁，参加为创小麦亩产十万斤记录深翻土地的运动外，在学校便是"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北大是著名学者会聚的地方。我们进校之前，对文史哲"权威"的名字就耳熟能详。他们大多在这个运动中受到"冲击"。记得，中文系的语言学家王力、岑麒祥、袁家骅、高名凯，作家和文学史家吴组缃、林庚、游国恩、王瑶，他们有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在这期间都受到批判。而我所在的班，批判的是王先生。
直到现在，我仍不清楚这个"任务"为什么交由我来承担。我清楚的是，无论作为一个运动，还是具体批判对象和批判方式，都不只是学校的事，更不可能由我们这些很少政治经验和阅历的青年学生所能决定。对王先生的著作，主要批判的是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建国后最早出版、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未学习现代文学史课程（那是三年级的必修课），书中述及的许多文学现象和作品，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但是，既然认定《史稿》是资产阶级性质，我们这些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小人物"，就有资格藐视权威，于是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就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党的领导""研究方法"等若干专题，进行准备。我被分在最后的小组。我们先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周扬总结"反右"运动的文章，然后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些"武器"，来寻求《史稿》中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当时，暑假已经开始，我在参加了几次讨论后，便回南方的家乡，待到开学归来时，同学已写出几篇批判长文，并已交到杂志社。不久，这些锋芒毕露的长篇文章，便在下半年的文艺界权威刊物《文艺报》和《文学评论》上刊出。其中最主要的一篇，题为《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批判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写作"。是的，当时我们班组织的文学社，便以"鲁迅"命名。我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看到这些成果的发表，听着在校坚持战斗的同学对写作的情景的讲述，我感到很惭愧。在批判开始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给我写了这样一行字："你闻到硝烟的气味了吗？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了吗？"但我却临阵脱逃，这使我后悔，觉得这个缺憾，将难以弥补。
第60节：一点往事 文/洪子诚(3)
在批判文章发表后不久，王瑶先生的名，便从《文艺报》编委的名单中消失。我无法知道王先生受到批判时的内心活动，但我知道，他本来也是想顺应潮流的。在"反右"刚开始时，他就发表《一切的一切》，表示对于"右派分子"的谴责。这篇文笔、结构相当漂亮的短文，登在《文艺报》的头版头条。1958年初，他的评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运动》一书的长文，也刊在《文艺报》上。他批判冯雪峰的依据和逻辑，也就是半年后我们批判他的依据和逻辑。但王先生没有能使自己免于"厄运"。
临近毕业，不管是学校领导，还是我们自己，都觉得这几年中损失很多。许多该上的课没有上，该读的书没有读。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失去一些基本品格，例如，长幼尊卑的界限，对待事情（学问也在内）的老实态度。在上五年级的时候，便集中补上一些必修课。如古代和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采取讲座的性质，把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归纳为若干专题，由几位先生轮流讲。王瑶先生讲四讲，记得有五四文学革命、鲁迅、曹禺等。他浓重的山西口音，我听起来很费力，因此，每次总要先占好前排的座位。对于两年前的批判，我们（至少我自己）并没有正式向他道歉过，承认我们的幼稚和鲁莽。但我当时想，诚挚地接受他的授业，应该是在表示我们的反省。我看到，他在不久前指责他的学生面前没有丝毫揶揄讥讽的语气神态。他认真细致地陈述他的观点，讲到得意之处，便会情不自禁发出我们熟悉的笑声。他对曹禺等作家的分析，使我明白世上人事、情感的复杂。课后，又耐心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这种不存芥蒂的心胸，当时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约，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选择应该走的路。
在把"文革"发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经历放在一起后，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所遭遇的不正常的事态，它的种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锐、刻薄的言词，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预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这一对比又使我想到，对于生活中发生的挫折，我却没有老师的从容、沉着，我慌乱而失措。这不仅因为我还年轻，缺少生活经验，最主要的是心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有力的支柱。更让我难堪的是，批判会上，我被学生所"质询"、所批判的，竟是些什么"不让见毛主席"、"阶级路线"之类的可笑东西，是我那几年发表在报刊上追赶政治风潮的浅薄的"时文"。而我们五十年代想要"拆除"的，则是王先生的具有学科奠基性质的《史稿》，是他的也许更具价值的《中古文学史论》：这是让批判者最终要回头来请教的著作。在王瑶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鲁迅，有他理解的魏晋文人，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因而，在经历过许多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尊严，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给我们的形象。而我们呢？究竟有些什么？心灵中有哪些东西是稳固的、难以动摇的呢？
对于已走过一百一十年的路的北大，我们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光荣与耻辱，我们可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传统"。在我看来，北大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记那样。
洪子诚，1939年生于广东揭阳，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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