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同志们!我的结论讲三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三个问题。

我们的方针，我们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这条方针里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说的组织队伍；“在我党的领导下”，就是说的总司令、指挥官；“打败日本侵略者”，就是说的敌人；“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就是说的目标。

关于放手发动群众问题，昨天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手是我们自己的，放不放在我们。谁不叫我们放手呢?有许多人，其中就有蒋介石。现在国民党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三十条政纲中有一条是“绝对禁止违背政府法令及在外交、军事、财政、交通、币制上有任何破坏统一之设施与行动”。比如军事的统一，那就是要我们把军队统统交给他们，不要八路军、新四军。这个斗争早就有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1]，就是不让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大革命为什么失败?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主观原因，就是蒋介石不让我们放手，汪精卫[2]也不让我们放手，我们自己也就不敢放手。那时我们应该大大放手，但我们却不敢放手，所以失败了。内战时期我们放手了，但又过了一点，没有把放手发动群众同冒险主义相区别。在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就是这条路线，这次大会只是批准这条路线，并对这条路线有所发挥。如果没有过去多年的经验，我们的大会不可能作出肯定这条路线的决定。放手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而不是冒险。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放手而不冒险。这一个方针一直到全国胜利都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的压力很大，要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束缚手足的精神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容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如此。第二国际一直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一八四八年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第二国际违背这一方针，崇拜自发论，一切听其自然。共产国际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联共党的领导下，先打倒沙皇，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后打倒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我们要宣传这条方针，肯定这条方针。朱总司令、少奇同志和我的报告[3]，都是贯穿着这个精神，坚持这条方针。阶级不消灭，我们的这条方针是不会取消的。由于各个阶段情况不同，政策会有变化，但总方针是不变的。至于如何实行这条方针，这须要根据周围情况及其内部联系来决定。

一　国际形势

我在报告中这样说:“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这是历史的总趋向。这一看法到底对不对?世界是不是会倒退?“倒退”这个问题，报告中也讲到了，说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那就要作另外的一种估计，报告中的某些基本点就要修改。最近四五年来，国际局势经常是矛盾的，一会儿是好消息，一会儿是坏消息，好了又坏，坏了又好，今后还会是这样，时好时坏，不好不坏，波浪式地发展。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世界上有两种势力在斗争:苏联和各国人民的势力是一方，反动势力是另一方。前一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好，第二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坏，这样就要经常斗争。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矛盾的世界。但是，说苏、英、美三国不团结，说英、美两国要联合日本，联合德国的那些俘虏，组织一个反苏反世界人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今天存在不存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客观实际上不存在。现在有两个客观实际，我上面说的不是按照反动派这个客观实际讲的，而是按照苏联和世界人民这个客观实际讲的，苏联和世界人民不要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说现在反苏反世界人民的大战的危险是不存在的。英、美资产阶级内部，有一部分反动派要干，一部分不愿干，一部分是想干而不敢干。旧金山会议[4]可能无结果而散，也可能有些成绩而散。苏联在旧金山会议的记者分析得就很好，我们只能就大势而论，有三种可能性:(1)有所成就但不甚圆满；(2)无结果而散，也不破裂(同我们跟蒋介石谈判一样)，下次再来；(3)最坏的结果是完全破裂，推翻克里米亚会议[5]的决定。现在看来，第三种可能性不大，第一、第二两种可能性大一些。但是，即令第三种情况发生了，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推翻了，这是不是说英、美就要组织反动派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进攻苏联呢?也不能作这样的结论。莫洛托夫[6]在旧金山会议上的声明说得对，他说即使这次会议不能成功，不能建立防止侵略的国际安全机构，也不等于将来也不能建立，我们要努力争取建立，这次搞不好将来再搞。他的这个话是包括对整个世界情况的估计，和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相信苏联的力量，相信世界人民的力量，相信印度、南美、中国人民的力量，相信英、美资产阶级内部不统一，不是完全反苏的，有一部分人还是愿意同苏联合作的。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还没有结束，只结束了一半，日本还没有被打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即使旧金山会议这次搞不成，也不能说就永久搞不成。在宣布欧洲胜利的那天，斯大林说，欧洲已进入和平时期。斯大林说得对不对呢?很对。在欧洲，战争时期过去了，和平时期到来了。斯大林的判断是根据整个情况说的。苏联是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了。列宁曾经讲过:俄国布尔什维克“只要在十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二十至四十年白匪恐怖的苦难”。[7]这是在一九二一年讲的。同志们，一九四记者分析得就很好，我们只能就大势而论，有三种可能性:(1一年德国进攻苏联，是不是二十年呀?在莫斯科危急时，斯大林说:或者胜利，或者灭亡。现在是胜利了。苏联的胜利是从在莫斯科打胜仗开始的，不是从斯大林格勒[8]才开始的，没有莫斯科的胜利，也就没有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现在苏联红军的旗子已经插在柏林，列宁的话讲灵了。苏联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了，现在只是努力巩固这种胜利。苏联的胜利，就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资本主义有它的历史，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两三百年以前，世界上才有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娃娃叫资产阶级，同时产生了另一个娃娃叫无产阶级。中国和外国的古书上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没有共产党，这都是近代的产物。按照列宁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而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削弱着帝国主义的力量，使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单独胜利。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讲社会主义将同时在所有国家胜利，至少在几个文明国家同时胜利。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列宁根据新的情况，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的话又说灵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十月革命，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从这时起，资本主义倒霉了，走下坡路了，社会主义走的是上坡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我也讲资本主义是向下没落，社会主义是向上发展。从十月革命起，资本主义缺了一只脚，剩下的资本主义，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变为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部分变为民主的资本主义。现在这两部分资本主义打架，民主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合作，将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夹，夹掉了一个德国法西斯，再一夹，就要把日本法西斯也要夹掉。资本主义好比一个四只脚的马，十月革命搞掉它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夹掉它一只脚，现在只剩下了两只脚，成了一个跛子，成了不完全的东西。资本主义残废了，它怎样走路呢?就装上木脚来走路。你们说这剩下的资本主义，是比过去更强大了还是更削弱了呢?不是更强大，而是更削弱了。

我们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许多同志往往对于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看不见，只看见局部的小量的东西。十月革命，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法西斯资本主义打倒了，法国内部最坏的东西垮台了，许多小皇帝也垮台了，小国家起了变化，都进步了，这又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这些都是大事情，必须看到这些大事情，才能正确地进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时不会犯错误。

现在英、美各国的通讯社和报纸，专为一些小问题咬住不放，吵闹不休，令人看起来很觉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说资本主义有一种特性，就是“蚀大本，算小账”。第一次世界大战失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失掉一只脚，现在却抓着一根头发死也不放。本钱蚀去了，不仅把法西斯打掉了，而且英国本身也打得五劳七伤，这表示资本主义残废了，苏联和欧洲人民强大了，他们不抓小辫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的资本很小了，所以只得抓着小辫子不放，放不得，放了就无话可讲了。这是我们的看法，但他们也有他们的用意。世界各国反动派的反苏言论，其作用在于:(1)阻止苏联及欧洲人民力量的发展，在苏联及欧洲人民面前，抓着小辫子讨价还价。(2)调动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给自己撑腰。要找人撑腰，就不得不唱些适合于反动派的调子，才能调动那些反动派，团结那些反动派，作为自己的基础。(3)压制革命人民。丘吉尔[9]发现他处在欧洲人民包围之中，处在英国人民包围之中，所以要唱一点反动调子，压压人民。由此看来，我们便可懂得，旧金山会议争论那么凶是为了什么，将来东方问题还要争论的。这些争论，好比做文章，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他们还有两只脚未砍掉，还可以走路，还不甘心，所以有争论是可以解释的，如果没有争论反倒成为不可解释的了。

现在世界上大国的外交政策，只有苏联是主动的，英、美、中都是被动的。波兰问题的小辫子也抓不了几天了。苏联没有挂牵，所以能主动。英、美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被动的，英国原来是搞“慕尼黑”的，想叫希特勒去打苏联，把苏台德区等送给德国，但是它雇佣的希特勒这个“劳动力”有点闹独立性，先打了老板一顿，打得哇哇乱叫。对日本也是如此。美国和英国原是出钱雇“劳动力”去打苏联的，送铁送汽油给日本，也就是出工钱的意思。日本就在边界向苏联挑衅，从美、英拿工钱，把工钱弄到了手，它不去打苏联，而去打珍珠港了。日本打了珍珠港，美国和英国才对日本宣战，英国并与苏联签订有效期为二十年的《同盟互助条约》，美国与苏联签订在反侵略战争中互相援助的协定。资本主义的主动性，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十九世纪上半世纪还有一点，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便昏庸腐朽，变成帝国主义，即处于被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是被迫打的，没有计划的。对南斯拉夫，他们不承认，后来又承认了。现在对波兰也不承认，将来还是要承认的。现在他们不承认中国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将来也会承认。

资本主义是向下的。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下降了，日本的资本主义下降了，英国的资本主义也下降了。只有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它的生产在战争中是它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大发展，超过它战前生产的一倍半到两倍。一九二八年繁荣期间，美国的生产总值为六百万万美元，现在，有人说是二千万万，有人说是一千八百万万，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说是一千五百万万到二千万万。如果说过去六百万万是两个指头，那末现在若为二千万万就差不多是七个指头。它的生产有这样大的发展，所以说美国资本主义是向上的。但是，美国现在的繁荣，带有特殊性，是特殊的繁荣，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就要到来了。从经济上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喜马拉雅山，但这个山是要倒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应该这样来认识。美国的危机，归根到底不能由资本主义自身来克服，而是要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

这次旧金山会议，即使搞不成，第二次旧金山会议还是会要来的。因为世界情况需要它。关于建立反苏堡垒线，英国保守党是有这种企图的，从前是以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组成的这道墙壁，现在被苏联拆掉了。若它再搞这一套，那就回到张伯伦[10]那里去了，但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了。希特勒倒了，苏联强大了，欧洲人民觉悟了，英国人民觉悟了，美国资产阶级中有想与英国反动分子结合反苏的，但大部分人是愿与苏联搞好关系的。英、美都是现实主义的，一手打日本，一手抓一把(做生意)。打败日本后，两只手都要做生意。

总起来讲，第一次大战以后，所谓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没有了，不稳定就经常产生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有的，大概是十年八年来一次，是有规律的有周期性的。这次美国的战时繁荣是带特殊性的，以后也不会有稳定。他们要和平，要建立国际安全机构，要做生意，都是求得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也可能稳定下来，但不是长期稳定，其中包含着危机。

世界上这几个大国谁是领袖?是苏联还是美国?有人说美国是领袖。这种说法不对。从经济上可以这样说，但经济之外还有政治，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才是更强大的，那就是苏联。苏联在经济的量上说不如美国，但苏联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它产生了伟大无比的力量，产生了强大的红军和英勇的人民。苏联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英、美各国的人民，对苏联的信仰都是非常高的。

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前边说过，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主要的已经打垮了。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它一方面打德国，一方面又压迫人民，打法西斯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它打法西斯的时候，对它的压迫人民要忍一口气。蒋介石也是这样，他打日本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他还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二　国内形势

第一，《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原稿上有“两三年中将是中国情况大变化的关键”这样一句话，在发表时删去了。删去这句话，不是因为说得不对，而是不说为好。但是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

第二，三个大会。去年九月民主同盟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日前国民党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正在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个大会如果说有一点相同，那就是都要打日本。不同的是国民党的大会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实际上也是法西斯主义的。昨天和今天的《解放日报》上都有文章批评国民党的大会[11]，同志们可以去看。国民党的这次大会上有一点特殊，蒋介石的话就是国民党的命令，过去这仅仅是事实，这次变成了纪律，中央委员要赌咒发誓服从总裁。世界上除法西斯政党外，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都没有这样一条。还有一条，就是规定国民党员不准加入其他政党。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党章规定要经过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入党是有条件的，但出党是自由的。上面这两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国民党现在更虚弱了，更惧怕了，他们的党员中想要加入其他政党的人更多了。但这个赌咒发誓，在现在这个时代往往是不行

第三，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在抗战以前近一百年中间，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国民党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赖美国，这样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这将是一九三一年日本进攻中国以来十六年中的大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是有利的。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来了一个“特殊繁荣”的美国，它现在控制着国民党，所以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争取美国的无产阶级援助我们。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第四，有一个问题要讲清楚，叫做“准备吃亏”。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些困难，又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点光明。我看光明多得很，国内民主运动已经兴起，将来更有希望，苏联援助我们，美国、英国的无产阶级将来也还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都是光明。但是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我下面讲的困难有十七条:

第一条，外国大骂。现在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都在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他们有人曾经向我们示过威，说:你们那样不行，美国舆论要责备你们。我说:你们吃面包，我们吃小米，你们吃面包有劲，嘴长在你们身上，我们管不了。这叫做没有办法，要准备着挨外国人的骂。

第二条，国内大骂。是大骂，不是小骂，他们将动员一切人来大骂，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等等。只要是世界上数得出的骂人的话，我们都要准备着挨。

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不是说几小块，也不是说统统占光，而是被他们占去几大块，他们要打内战“收复失地”。在十年内战时期，他们就曾经占去我们几大块，这次我们还要准备被他们再占去几大块。

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一九四一年中央曾打电报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说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那时我们有五十万军队，准备被搞掉二十五万，还有二十五万。这二十五万是什么?原来五十万是伸开的手掌，这二十五万是握紧的拳头，虽然缩小了，可是精壮了。现在我们的军队差不多有一百万，我们还要发展，到将来蒋介石进攻我们时，我们可能有一百五十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有一百万，搞掉一半，还有七十五万。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12]，使我们很不好办。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马上就占了，我们来不及。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第六条，爆发内战。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制止内战。现在的揭露就是一种方法，我们要经常揭露，在大会文件上、在报纸上、在口头上揭露。此外，还要用别的办法来制止内战。内战越推迟越好，越对我们有利。抗战八年以来，我们的政策就是使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还要这样继续下去，使他不敢轻意地发动内战，但是我们要准备他发动内战。

第七条，出了斯科比[13]，中国变成希腊。这种情况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如果发生了，就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我曾经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第二条“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14]中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第三条“礼尚往来”，这是《礼记》上讲的，礼是讲究往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你来到我这里，我不到你那里去，就没有礼节，所以我们也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叫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把这三条告诉胡宗南[15]，希望他们也采取“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的政策，这样就打不起来。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无论斯科比来了也好，蒋介石来了也好，我们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不打第一枪这个原则我们要谨记，从一个时期来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很有利的。当然到了该打的时候，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有人讲两面作战怎么得了?他们要搞两面作战，我们有什么办法，我只好准备这一着。我们现在好像坐牢一样，前门是日本人守着，后门是蒋介石守着。

第八条，“不承认波兰”。这里是比喻我们得不到承认。现在我们是一个中指头，你不承认，将来是一个大指头，你也不承认，到了是一个拳头、两个拳头的时候，看你承认不承认?你九十年不承认，一百年不承认，将来到一百零一年，你就一定得承认。因为我们的政策正确，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有些党员就向后转开步走，跑掉了，散掉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散得最厉害的是一九二七年，还有散得多的是内战时期，有组织的党员只剩下三几万。在不好的情况下，党员中有一部分悲观失望的人就跑了，有一部分被压散了，也无非就是这样，我们准备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

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中国革命是长期的，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二十四年了还没有胜利，还要搞下去，还要牺牲许多党员和军队。党内会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的问题，不仅要对我们大会、中央、中央局，还要对区党委、地委这些领导机关都讲清楚。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

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天灾是天不下雨，玉皇大帝不帮忙。最近得到报告，华北、华中很多地方都天旱。古人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16]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今年我们边区没有收成，这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要讲节省，从中央起都要讲节省，准备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共产党有本领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打出一条生路来!华北、华中许多地方都要准备这一条。

第十二条，经济困难。有天灾经济是困难的，没有天灾经济也是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大力学做经济工作。我们曾经提出这样的口号——在两三年内学会做经济工作，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克服困难。

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有的同志问:日军退出华南、华中，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怎么办呢?现在日本法西斯作战是寸土必争，看样子是不会撤的。但我们要把事情往坏一点想，即使长江流域的日军统统撤到华北，难道我们就呜呼哀哉了吗?中国抗战的局面是明年日本就要被打倒了，它横行不了多久了。敌人集中华北，提出和平妥协的条件，跟英、美讲和，假如这件事出现了怎么办?我们准备想各种办法对付之，这些办法大家想，中央也想。

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要有准备，以防万一。

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不要以为不会发生意见分歧，上述困难一来，许多情况出现，就可能产生党内意见的分歧，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满意等等。如果我们准备了，分歧就可能少一些，没有准备，分歧就可能多一些。

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中国革命是长期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国际无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帮助我们，他们还料不到我们的困难来得这样早，就是料得到也没有办法，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做外交工作，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但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而没有援助，我们怎样办?还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

困难我讲了十七条，下面讲我们一定要胜利。

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这个原则是不会错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吃亏都是暂时的，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此处吃亏，彼处胜利，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们总有道路。

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天要下雨，他硬要跑那有什么办法?就让他跑掉吧。党员中间的动摇分子，他们在革命热闹的时候来凑热闹，在困难的时候就跑了，要跑就跑，我们开欢送会。今天有一些人跑了，明天有一些不怕困难的人又来了，我们党二十四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说一定有许多的人会来的。

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

第五，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我们要感谢何应钦[17]，他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

第六，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共产党会捉蝗虫，这些经验很好。

第七，党内发生纠纷，这也是给我们上课，使我们获得锻炼。来一次大纠纷，就是一次大锻炼。毛铁炼成钢，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敲打的。

第八，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没有援助有一个好处，援助太多了也有一个坏处。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个国际主义的原则下，要学会自力更生，准备没有援助。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大考验，考验我们究竟成熟了没有，有本事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不是只有外国援助我们，我们也援助外国。二十四，年来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支队伍，我们这个队伍的斗争就援助了外国无产阶级，也援助了苏联，国际无产阶级也一定会援助我们的。

三　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

上面讲了国际国内形势，现在讲第三个问题，关于党内思想政策问题，这里面又包括若干个问题。

(一)领导问题　 《解放日报》昨天发表了一篇苏联人华西里也夫写的文章，叫做《论科学的预见》。这篇文章我们很久以前就翻译过来了，这是在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几个月写的，所以文内没有讲到关于这次大战的情况，但是可以从中看到对于这次大战也有预见。

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18]整个人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有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例如原始社会变成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发生革命变成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又发生革命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革命往往是自发的。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比如，我们中国有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我们能看清它们的前途。这三个阶级都在活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都在那里准备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去年九月召开的民主同盟代表会议，日前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正在召开的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我们的文章，我们的大会文件，根据我们的预见，指出了中国人民将要走什么道路，并规定了我们的政策。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这是斯大林讲的。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人们通常看得见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但是有些大东西，也看不见。比如，大城市是一个大东西吧，国民党加帝国主义是大东西吧，可是我们就是看不见，总叫国民党是“总崩溃”。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一个大东西吧，但是我们也曾看错过，以为这个东西很容易打，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赶走，于是产生轻敌观念、速胜论。陈独秀[19]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看不见，也会犯错误，但那只是一点一件的错误，牵涉的面不大，这种错误十个、八个也不是很关紧要的。当然，犯了这样的错误也不好，但毕竟不算大错误。凡是大的错误，就是对大量的普遍的东西看不到。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我们这次大会提出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就属于这种预见。现在还有很多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感觉不到，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在农村，还是在关内。大城市是一个大量的普遍的东西，东北四千万人口也是一个大东西，但是在今天来讲，还不是一个眼前的现实问题，还不容易注意到。现在我们大会就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是一个大量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二十四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有二十四年还不解决，那就一定要灭亡。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规军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过了四十八年还没有，那还不灭亡吗?我们要依靠老百姓，但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还能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其实，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农民运动，我们比较会搞，工人运动就比较生疏了。我们党走过的路是这样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过去我们是从工人运动起家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比如内战时期、抗战时期都是搞农民运动，将来我们要再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搞正规军队等。这就是我们的预见。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

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无产阶级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无产阶级成为自觉的阶级只不过几十年。一八四三年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到一九0三年整整六十年，地球上的俄国才产生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叫做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工党内出了一个派别，叫做布尔什维克派，然后全人类才找到新的方向。六十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没有普及，没有去实现，六十年以后，才产生了这样一个派别，后来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行动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一四年，十一年后，世界上来了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又是三年，来了一个十月革命。一九○三年到一九一七年，十四年，十月革命胜利了。没有一九0三年在俄国出现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活动，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十月革命，我们中国会不会有共产党呢?当然中国大批的无产阶级产生了以后，总会产生党的，所以不能说不会产生共产党，但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产生，就不知道了。一九0三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就使得全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我们要提倡想问题。早几年前《新中华报》要我写几个字，我当时是有感而发，就写了两个字“多想”[20]。“多想”，就是说要开动脑筋。我们的同志过去不大想问题，这要怪过去的领导不提倡想问题。脑筋是“心之官”，是思想器官，这个器官专门做一项工作，就是“想”。孟子说“心之官则思”[21]，两千年以前他就规定了脑筋的任务。我们全党要提倡想问题。这次大会闭幕后，同志们回到各个地方去，要告诉每个同志，我们的脑筋要多想，想党内的各种问题，想阶级的问题，想国家的问题’想我们民族的问题，等等。遇到问题就分析一番，错了也不要紧，有错误就纠正。我们的同志见了面，不要只讲生活怎么样，不要把生活问题变成主要的话题。我们要提倡想各种问题，多思多想，开动机器，开动脑筋，还要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轻装前进。我们的同志们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所以，要提倡多想，这样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我们要善于跟同志们交谈。比如，《逼上梁山》就是一个集体创作，《三打祝家庄》也是一个集体创作，《白毛女》也是一个集体创作，让自己的功劳同大家共有，这有什么不好呢?《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合作写的。我们搞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搞了一个政治报告，如果不是大家都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搞得完全呢?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

(二)民主集中制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我跟他交谈过，这是我们共同的意见，别的同志也赞成。我想可以叫做高度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放手”这两个字，还可以再斟酌一下，，这是个程度的问题。我们党历来就讲民主，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不够民主，我们党历来也是讲集中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集中得不恰当或者集中不够。民主要有很高程度的民主，集中也要很高程度的集中，这两个东西有没有矛盾呢?有矛盾的，但是可以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这两个带着矛盾性的东西的统一。

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封建专制时代还有那么几个开明的皇帝能广开言路，何况我们共产党呢?我们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不要怕打开窗户可能吹进沙子来。进来一点尘土，坏处有一点，但并不大，而开窗户透空气的利益却很大，我们要从这种利害关系上看这个问题。我们是干革命的，还怕民主?还怕人家发表意见?你说对了就可以说出一个正确的道理来，说错了也不要紧，说错了还可以让人知道一条错误的道理，所以要实行高度的民主。

同志们!我们党是最公平的，最讲道理的，大多数的人是公平的，大多数的人也知道要集中，他们也要求集中。我们党内的同志是有这个觉悟的，他们不会不懂得集中，也不会妨碍集中。当然，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的思想也是有的，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要批评它，指出这些思想是不好的。现在我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同志懂得高度集中的必要了。我们不怕人家批评，我们是批不倒的，就是犯过路线错误的也不怕批评，也是批不倒的，只要有改正错误这一条就行。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我们要学会听闲话，我们长两个耳朵就要听闲话。我们的党员有意见要在组织里面讲，不许在组织外面讲，这是一个原则。但是还有在组织以外讲的，那是闲话，这也是事实。我不是提倡小广播，不是要大家在七大以后去大搞小广播，我是说小广播是存在的，哪一年也有一点，我们要去听，去收集材料。这些材料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误的，一种是正确的。正确的收集起来，错误的也收集起来，都把它当作原料。我们现在是开工厂，七大就是开政治工厂，我们中央也是开政治工厂，这个工厂没有原料怎么行呢?原料贫乏制出的东西就不像样子，所以我们要收集原料。打开窗户就使原料有来源，我们还要登广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登广告就是为了要收集原料，为了使我们的政治工厂的原料多一些，其中包括小广播这种原料在内。如果我们扩大民主，把小广播合法化，把“黑市”变成合法的，原料就会多起来。大家有意见，有气，就应该打开窗户，让他们把气出完，把意见都说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同志，统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的集中。没有集中，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就要被消灭，所以没有集中不行。但是我们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

(三)干部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的性质，现在是一个农民问题，将来是一个全国人民的问题。从内战时期开始到今天，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农民问题。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列宁在一九二一年讲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应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的一段话，这段话很重要。我看也可以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十年至二十年之内，同农民有正确关系，那就可以保证中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如若不然，我们就要忍受二十年至四十年的白色恐怖。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如果同农民关系搞不好，那就会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