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投降提纲-1

反投降提纲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

　 (一九三九年六月)

报告

(六月十日)

目前形势的特点

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则是目前的实际。

目前的这种形势，是由于三方面因素造成的，即是:一、日本的诱降政策，二、国际的压力，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今分述于后:

一、日本诱降政策的历史发展

(一)日本对华基本方针是灭亡中国，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这是坚定的、不变的，在日本侵略者看来也是变不得的。今年一月二日东京《国民新闻》(军部机关报)的社论说:“眼前现实的课题，已不容寸尺后退，瞬间踌躇。事变入于收拾期，万一国步的统制有疏漏，则不但将丧失战果，且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战争的后期是比初期困难好几倍，历史上有过教训，欧洲大战时代德国和俄国不幸的事例，为政者和国民须得深加洞察。”(《世界知识》二月一日出版的九卷一期)

做一句话来说，就是:基本的侵略方针非贯彻不可，否则有德、俄革命的危险。由此可知，以为日本可以根本上让步，可以不经长期战争而用英、美压力恢复卢沟桥以前状态(蒋介石，国民党许多人)，只是梦想。

(二)它的“灭亡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基本方针(总路线)是坚定的，不会自己动摇的，但是它执行此基本方针的方法(或策略)是软硬兼施的，有伸缩性的，并可作出某些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的让步，以求达其根本目的。

大体上:卢沟桥以前——政治诱降为主；卢沟桥至武汉——　军事打击为主；武汉到现在——再以政治诱降为主。

(三)为了明白敌人根本方针的坚定不变与其施行策略的软硬兼施，只要看下列各种材料就可知道:

1.卢沟桥以前——规定硬的方针，并实行占领东三省，对全中国则采取外交诱降办法。

(1)满洲事变前的田中奏折(一九二七年即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函致宫内大臣一木喜法，请代奏明天皇者)有云“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规定了灭亡中国的方针。

(2)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占领满洲。

(3)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1]声明(天羽代表外务省发出声明)有云:“东方和平日本负责为之，反对中国与东方和平抵触之行为，反对他国任何妨碍东方和平之举动”。公开表示其灭华方针。

(4)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的广田三原则(广田在议会正式宣布三原则)，即:第一、对日亲善，第二、承认满洲，第三、共同防共。

(5)一九三七年春，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的秘密条呈，结论六条，均表示施行方法之软硬兼施。

2.卢沟桥到武汉——为执行其硬的方针，采取坚决的军事进攻方法为主，辅之以政治诱降。

(6)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的几天，外相广田宣布不扩大主义。我党八月决定[2]曾指出这是“掩护进攻的烟幕弹”，但同时含有“降则免打”之意。

(7)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陆相杉山在特别议会的战争演说，“断然决定膺惩，陆军当局已采取重要措置”。表示方法是硬的，打，为着降。

(8)开战以后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据英国《标准晚报》称，日政府负责人曾以这些条件提交蒋介石，内容凡六条:A.内蒙独立；B.华北自治；C.上海占领地作为日本租界；D.山海关到安南[3]沿海的捕鱼权；E.中国退出国联；F.不得设空军。(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解放报》)表示所要的东西，至今大体上不出这个范围。

(9)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后，二十七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凌发表谈话:“日本帝国决不满意于今日的成功，盖距总局之前途尚远，帝国军人基于帝国之总意，为东洋永久之和平，希望达到彻底进步的目的。”表示要继续军事进攻。

(10)广田的除夕(一九三七年)演说:“友邦中国若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之重要观点，则能免今日之惨痛。日本政府深愿于一九三八年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表示方法是可以用软的，只要降。

(11)有名的一月十六日宣言。十二月十一日(南京占领前两日)阁议决定，十二日御前会议通过，十三日占领南京，十七日中国蒋委员长发表告国人书，到一月十六日政府就发表此宣言。其大意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新政府成立。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与列国在华权益。表示方针是硬的，方法也是硬的。

(12)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驻华大使川越茂对记者发表谈话，谓:“奉令返国，参赞日高留沪，但留沪目的，并非尚欲与中国政府交涉，而是与外国外交人员接洽可能发生之事件。与国民政府重开交涉之门户已经关闭，即使国民政府将来重新考虑其态度，亦仅能与中国新组织交涉，不能以日本为对手。”从一月十六日宣言后，以战为主，以和为辅，打倒蒋介石，建立新政府，此谈话最露骨。

(13)但战中仍有和。一月二十日路透电所传广田在七十三届议会中宣布德国调解的和平条件四条:A.放弃联共抗日，承认“满洲”；B.在若干地带成立非战区，在此区内设立管理机关；C.中、日、满经济合作；D.中国赔款。此为最低议和条件，即陶德曼[4]交蒋之条件。蒋曾拟考虑接受，汪精卫的《举一个例》即指此(蒋、二陈、何[5]，还有孙、于、白[6]都参加讨论接受问题)。最后蒋拒绝，广田乃在议会宣布。

(14)一月下旬在七十三届议会中:

近卫[7]的开幕演说——“战争之解决，尚须长久时日”，“现政府采取坚决之政策，嗣后不再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

广田演说——宣布陶德曼提交之四条件(见前)。

民政党议员——要求政府保证，嗣后决不与国民党政府讨论媾和条件。

议员岛田俊雄——质问为什么不对华宣战?

日本政府宣布对华政策四要点:A.绝对不与国民政府交涉；B.为阻止军火运华，仍可对华宣战；C.对华北新政权居监护人地位；D.绝对不容第三者调停。

但至一月二十九日那天，近卫又在本届议会表示:“宣战之举仍在考虑中，视中国将来态度为断。”和平之门仍然是开的。

此乃反映日本政府中主和派与主战派之斗争，杉山为此曾于此时发表“必须准备长期战争”之文告，与主和派对抗。

(15)日本驻沪大使(维新政府[8]的)谷正之，三月九日发表谈话，谓:“蒋介石政权行将崩溃，但须继续加紧战争促蒋政权倒台，并使第三国放弃援蒋企图。战争以外之法如能使蒋氏议和，则耗费较少，效力更大。”一个人一次谈话中主战又主和。

(16)五月二日近卫演说准备长期战争:“为推翻蒋政权，铲除东亚祸根，虽费数年光阴亦所不惜。同时，全国国民应极力援助华北、华中两亲日防共政权。”

(17)五月九日广田在地方长官会议演说，主张慎重处理事变:“中国事变进到第二阶段，蒋介石政权宣传长期抗战，从事于国内之团结，但未能达到团结之目的。他方面，各国军需品之输入及苏联援助中国，这是事实。因此，帝国政府必须顾及此种事实，慎重处理此次事变。津浦线占领之时，临时[9]、维新两政府即刻实行合并，帝国政府对此极力加以支持，使能合并统一，并圆满健全发展。”敌以军部与外务省一个代表硬，一个代表软，但或硬中带软(军部之特务机关)，或软中带硬(外务省)，装红白脸。

(18)徐州陷后，敌声言打到昆明。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二十二日敌前线指挥官发表谈话，谓:“徐州攻陷，战争并未停止，战争步骤有三:第一步即徐州大战，第二步进攻汉口，第三步进攻重庆或昆明。”不亦硬哉!

(19)六月十七日永井递信大臣发表谈话，谓必须打倒蒋政权:“目前政府之对华政策在于打倒蒋政权，援助新政府，建设新中国，奠定东亚永远之和平。其他政策亦须沿此路线进行。”

(20)张高峰事变[10]时，外传日本向中国提出和平五条件:“日苏边境纠纷日烈，有成为大规模战争可能时，中日和平空气今日(八月五日)又盛传于香港，上午《孖刺西报》首传日本向中国求和五条件，下午各晚报均刊载。五条件是:A.日军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得驻军；B.承认“满洲国”；C.虹口、闸北、江湾，租给日本，定期九十九年；D.赔偿此次战争损失；E.共同防共。”(《星岛日报》二十七年八月五日，香港通讯)

(21)板垣[11]的强硬论。七月一日板垣发表谈话:“在蒋政权依然存在之时，中日间绝无和平可能，今日日本不能再与蒋介石携手开和平谈判”。七月七日，事变一周年纪念日，板垣发表谈话:“今后战争，无论延长多少年，帝国所走之路只有一条(按:指以武力征服中国)，除此以外，不能达到东洋百年之和平。”

(22)设立对华院，总揽对华统治大权——总裁副总裁即五相。不但占领区，而且非占领区，均归其管辖。

(23)九月二十九日军部赶走宇垣[12]。宇垣因对华政策与军部不合愤而辞职。

3.武汉到现在——策略改变，由硬到软。

(24)十月十二日占领广州，二十五日占领武汉，看见三十日蒋介石发表主张长期抗战的告国民书，故日本政府择了十一月三日明治纪念日即所谓天长节这一天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明显地表示改变策略。其要点为:A.“国民政府已为一地方政府，如继续抗日，则该政府歼灭以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B.“日本之目的，在于建设东亚长治久安之新秩序，即日、华、满三国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互助连环之关系。”C.“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予拒绝。”政策已变，宣布废止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及必须建立伪政权之政策，声明可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但须蒋下野。

(25)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声明，即汪精卫通电拥护、蒋介石演说痛驳之声明。其要点:A.“中、日、满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的，互相结合，互相亲善，并实行共同防共，以及经济提携”；B.“因此，中国必须与‘满洲国’树立完全之国交关系”；C.“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在特定地点驻军防共，以内蒙作为特殊防共区域”；D.“中日经济提携: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之自由，在华北与内蒙予日本以开发与利用资源之便利”；E.“日本允许考虑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重申十一月三日宣言的基本政策，加具体内容。只要降日，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允许蒋存在自此始)均可存在，华中、华南可以退出，华北是要的，但主权名义仍可不要。

(26)平沼[13]内阁继续此方针，至今不变。

(27)日本在中国策动广大的“和平运动”，设立所谓“和平息战会”，到处开大会、发传单。设立统一中央政府，很久不提了，虽偶一提及，无外吓蒋，除非蒋抗战到底，它是留以待蒋的。

(28)离间国共合作、利用三民主义的大阴谋。日人松本慎一做了一篇题为《争取支那民族大众问题》的文章，其中说:

“帝国行使武力之目的，第一在彻底打击抗日政权及军队，第二在要日支两民族提携、融合及东洋和平之确立，前者乃达成后者之手段。然此二者，证诸支那之现实，实为互相对立之矛盾。试观事变以来之经过，抗日政权之指导原理虽属误谬，但蒋政权已具有民族政权之本质，而有支那民族大多数之支持。现政权所以能得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和抗日联合各界以及旧军人之热烈拥护者，即缘于此。今吾人，一方欲击灭蒋政权，他方欲与支那民族相提携，事实上诚不啻缘木求鱼。盖欲倒蒋，愈使支那民族拥蒋。要倒蒋就不能抓住民众，要抓住民众即不能倒蒋，故我国根本困难即在于此。”

“临时、维新两政府，尚无民众基础，有民众基础则南北两政府自不难合流。而新政府之纲领，应以国民党三民主义为旗帜，新政府之任务应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实现。或曰:敌人之旗帜与我相同，难免混淆不清。但吾人可告以彼等以‘一面抗战，一面实行三民主义’为号召，吾人则以‘一面与日提携，一面建设三民主义’相号召。”

“国共之合作，乃抗日联合阵线之基干，实有加以打击之必要。”

“武汉作战之目的，乃在分散国共合作，故武汉占领好似在国共间插入一个楔子，战略政略双方都在分散国共力量。”

(上文见《大公报》本年一月二十三日)

(29)上海《导报》还在二月十七日就指出了远东慕尼黑的危险:“一方面，它在实事求是，努力加强地方政权，组织所谓江汉政府之类。别方面，它在进行更大规模含有国际性的阴谋。这阴谋的主要企图是压迫和诱骗英、法两国来用国际会议的形式(公开的或秘密的)强迫中国与日本妥协，虽然日本曾声明不愿第三国参加解决中日冲突。”并且说:“认为汪精卫完事大吉，是不对的，他将来还可起极恶劣的作用。”

以上我举的二十九条材料，说明日本对华诱降政策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下列三点:

第一，日本灭亡中国的总方针是非常坚定的，决不改变的，它一定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一定要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

第二，但它的实行方法是软硬兼施的，并且依时有所侧重，武汉以前以打为主，但亦战中有和；武汉以后，以和为主，但仍略打一打，压使投降。

第三，它还努力策动英、美、法召集远东和平会议，远东慕尼黑的危险就压在中国人的头上。

(四)上说三节，第一节指出它的基本方针坚定不变；第二节指出它的实行方法软硬兼施；第三节从二十九件材料说明其施行方法由硬到软的历史发展，证明投降是当前的最大危险。现在这个第四节从它的财政、经济、军事方面说明其主和的原因。日本已处于财政(三年一百二十亿元，第一年二十五亿五千万元，第二年四十八亿五千万元，第三年四十六亿五千万元)、经济(输入大增，输出大减，军事工业打倒和平工业，物价大涨，人民生活恶化，现金用尽，外汇不稳)、军事(兵力不足，兵力分散)大见困难的境地，它还要准备应付国际战争，故极力策动中国投降，分裂抗日阵线，利用汪精卫劝诱蒋介石，并准备利用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它的这个阴谋是十分恶毒的。敌人战不可怕，和则十分危险，《大公报》曾称为“缢鬼式之和平”，中国将无疾而终。

(五)为表示和之诚意给国民党看，给英、美看，日本用大力“扫荡”八路军(华北十五个师团)，现又企图进攻陕北，作为促进国民党降日反共之一步骤。

以上是日本的诱降政策。

二、英、美、法的压力

中国投降危险成为当前最大危险的第二个因素，是英、美、法投降主义者加于中国政府的压力。

英、美、法等非侵略国对于侵略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所取的放任政策，正如斯大林所指，不是由于他们力量不足，也不是单纯的由于他们畏惧革命，而是由于他们“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

他们开始即鼓励日本进行战争，说什么“三个月就可打败中国”。他们随即让出上海，使战争深入内地去打。他们宁可使香港受包围，让日本占领广州和海南岛。他们大量供给日本以军需品，使日本有可能进行消耗战争。

他们又声言援助中国，并且已实行有所援助，借点小款，供给点军需，使中国有可能与日本进行消耗战争。他们常鼓吹“中国必胜”，使中国在消耗战争中增加勇气。　一切这些，其中心目的，在于消耗战争双方，等到双方精疲力竭时，他们就以“健全的身体”出来喝令双方停战，使双方都听他们的话。

他们纵容德、意在西方的侵略行动，也是这个目的。

他们希望德国和苏联打，而他们从容观战，然后乘其疲惫而掠夺之。

他们始终不赞成苏联所提普遍安全计划者以此。

他们不愿意保障波罗的海三国[14]的安全者以此(开一缺口便于德国进攻苏联)。

战争的片面性(侵略战争是危害英、美、法利益的，但英、美、法却取旁观态度)的原因在此。

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这就是英、美、法帝国主义者的现时政策。

这些非侵略国与侵略国之间是有深刻矛盾的，但不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会放弃其“渔人”政策的。

莫洛托夫[15]谓“英、法有进步，但所谓进步是浮而不实的”，斯大林谓“不要被人利用”，即是说英、法的渔人政策并未放弃，不要上当。

英、法、苏协定有成立可能，但目前尚难乐观，成立了之后又有破裂可能。新慕尼黑危险并未消灭。

六中全会指出英、美、法政府不可靠，可靠的只有其人民。英、美、法人民反战反法西斯势力正在逐渐增长，只有这种势力才是最后可靠的。

苏联声明继续援助中国，但决不赞成中国投降。

英、美、法策动的远东慕尼黑，现在接近了一个紧要时节。他们似正在作这种想法:希望中国再打半年，双方都更疲惫一点，那时就到了远东慕尼黑开幕之时了。

中国投降危险的第二个因素，就在这样的国际情况上面。

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

(一)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1.一九三七年五月苏区代表大会曾经指出:“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

2.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决定上说:“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平津的丧失就是东四省[16]丧失后最严重的教训。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3.六中全会指出妥协危机的严重存在，把反对投降妥协放在第一条。指出国民党有光明前途，但同时指出其前途尚有障碍物，如不克服，则没有什么光明前途:“很明显的，所谓一切党派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光明前途，是包括了克服各党内部守旧倾向这种努力的。如果存在着不利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守旧倾向而任其发展下去，那就有断送其光明前途的危险。这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骨干的党，是在资产阶级指导之下的。　

(二)五中全会以后的国民党。

1.五中全会还是以联共抗日为主要方向，但同时已包含反共降日的因素:(1)决定了依靠国际压力和平解决中日问题的方针；(2)决定了防共与反共的方针(但不是战争)，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2.主和空气笼罩一时:

禁止反对远东慕尼黑。最近到的一期重庆出版的《文摘》，把一篇题名《英国会在远东来一个慕尼黑吗?》的文章删去了。

许多刊物发表提倡依赖英、美制裁日本的文章，其意即开国际调和会议解决问题。

政府中党部中很多人是主和的，军队中也有这种人。

“国民党投降可能”这一点，历来就存在，但在今天已成了最大的危险，如不克服，中国抗战将受到极大挫折。

3.国民党已在进行其投降的主要准备工作，即是反共，反共是投降准备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半年以来，华北、华中、南方、西北反共活动特别厉害。在华北:八路军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国民党从共产党手里“收复失地”。在西北:共产党没有超越边区寸土，国民党则用武力侵入边区许多地方(镇宁、宁县、旬邑、靖边、瓦窑堡)。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物，不反共则不能投降。

一切都是借口，进行投降准备工作则是实际。

制造了无数的假文件。

以上三个因素、三种原因，使目前时局处于投降派与抗战派的严重斗争中，投降可能成为当前的最大危险，而反共正是准备投降的一个必然步骤。

三种原因中，以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主要原因，如不自己动摇，则敌人的诱降政策无所施，国际的劝降压力无所用。

这种情况是与六中全会时不同的。那时，抗战还在高潮，十月三十日蒋之宣言、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之驳斥近卫演说就是证明。现在，是在敌人以诱降为主并已生效的时候，是在英、美加紧策动投降的时候，是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依靠英、美并执行反共政策之后。所以，那时，虽以反投降为第一条，但实际没有现在严重。

八个月以来，时局变到反共、投降最为严重的时候了。所以，现在增加了新的具体的任务，这就是用全力反对投降。

准备投降的各种借口:

第一个借口——共产党捣乱，这是不对的。伪造文件。边区的被攻。八路军的无饷。全国执行良好的统一战线政策，拥蒋拥政府。全国无土地革命。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作战。

第二个借口——苏联阴谋，这是不对的。一九二七年帮助中国革命。两年来援助中国抗战最大。它没有阴谋侵害过任何一国。各国多与它通好结盟。

第三个借口——财政经济困难，这是不对的。只要采取六中全会的新政策就能克服任何困难。过去红军即现在八路军克服困难的经验是明证。

第四个借口——人心厌战，这是不对的。日本正作这种宣传，这样说不啻响应日本宣传。人民不满兵役法，是怨恨方法不对，不是怨恨抗战。又极端地压制民运。

第五个借口——军心厌战，这是不对的。污蔑抗日军。多数官兵的为民族解放而战。多数官兵的厌恶内战。

第六个借口——国际无援，这是不对的。抗战主要靠己不靠人。苏联的有力援助，各国人民的同情。英、美、法政府本不可靠的。

第七个借口——敌人太强，这是不对的。敌人已消耗了很大，三年要用一百二十万万元，兵力不足与分散。我之地形好，士气盛。

还有许多借口。

抗战的前途(大概估计，不能死看)

然而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三民主义旗帜与三民主义共和国口号是一定要坚持的，这是党的基本任务。

国民党投降可能与继续抗战可能是两个可能。有投降者，有抗战者，又是两种状况。

“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这是一方面。“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与发展。”“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这又是一方面。(均见“八月决定”)

抗战可能有两个前途:第一前途——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第二前途——大部投降，小部抗战。

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第一前途，也是长期的曲折的；第二前途，则更是长期的曲折的。

我们从来也没有设想过抗战应该是速胜论、直线论(一字论)，而历来主张长期论与曲线论(之字论)。从来也没有主张过不发动全国人民，不实行国家民主化，可以克服投降，取得胜利。克服投降，取得胜利是要人民的大多数来干的，是要各党各派的一切爱国进步分子来干的。

不能设想，国民党整整齐齐一人不剩地投降。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全党投降帝国主义，举行反共战争。但那时的情况是:(1)没有一个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来；(2)所有帝国主义都赞助蒋介石反共，各国在暂时稳定局面之下；(3)国民党没有吃过反共战争的苦，能够动员军队；(4)全国人民没有尝过反共战争的味道，没有受痛苦的教训，也没有被欺骗的经验；(5)共产党没有统一战线失败期间的经验，又没有武装力量(都失败了)，主要的没有战争经验；(6)世界不是革命与战争时期，而是反动时期；(7)苏联没有今天强大。

然而还有宋、何、邓演达[17]等坚持革命，没有叛变。

“九一八”以后，有冯玉祥[18]，有蔡廷锴[19]，有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20]，有吉鸿昌、任应岐[21]，有张学良、杨虎城[22]，有陈济棠[23]、孙科。

况在今天，有两年抗战历史。

假如有米亚哈[24]，有哈恰[25]——中国也不是西班牙、捷克。

一、有投降者(这是必然的，已有汪精卫，还会有张精卫、李精卫)，也会有反对投降者。

二、有坚决投降，一往不返者，也会有一时投降准备再战者。

三、有先降后战者(有些人要当一回汉奸才能变好)，也会有先降后战再降者。

四、人民与军官可能初受蒙蔽，后来觉悟反抗。如像“共产党捣乱”、“八路军叛变”、“国际情况不佳”、“财政异常困难”、“苏联要赤化中国”、“暂时屈服徐图反抗”等欺骗，是必然会到来的。

五、敌人必不让有一个全国统一不受干涉的投降集团存在，它必然采取四分五裂政策。那时，可能有许多傀儡政权同时存在，以便利其统治。各种武装投降者之间可能发生内战——中国是内战最可能(地大，经济分散)与最有经验的国家。

六、敌人可能先让一步，然后干涉。当其让步时——可能投降；当其干涉时——又可能决裂。

七、佛朗哥[26]并没有收容米亚哈，希特勒也没有收容哈恰。日本最后只会收容汪精卫一类。

八、满洲人民与军队的经验，大家知道了。中国军队不能消灭，这是肯定的；缴枪必打，这也是肯定的。

总之，那时必是一个混乱局面，不是一个统一局面。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那时，日本与英、美、法的冲突是可能的。如果这种情况出现，正是中国革命长期性、曲折性的实际。

不能设想，不民主的政府如现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不能设想，这种政府能够争取最后胜利。我们一次也未希望过，也未说过。

只有愿意动员全国人民的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府，才是能够领导抗日胜利的政府。

旧东西的改造，经过叛变与克服过程。

那时，可能出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

那时，中国可能有三种性质的政府——日本的傀儡政府，半傀儡政府，抗日政府。这几种政府间的斗争，将组成所谓相持阶段的局面。所谓相持阶段，可能正是这样情况的阶段。

不能速胜也因这种情况。

不会亡国也因这种情况。

将来抗战局面不外二途，如前所说:一、大部抗战，小部投降；二、大部投降，小部抗战。如果是第二种前途，则其可能情况如上所述。但第一种前途，目前并未绝望。原因在于:

在国内——一、许多军人拥护抗战；二、国民党中的抗战派；三、共产党的反对投降；四、人民的反对投降。

在国际——一、苏联的援助；二、西班牙、捷克的教训；三、欧美人民的舆论。

在日本——财政、经济、军事的困难。

但是要巩固扩大统一战线才能办到。

如果出现第二种前途，那就不但是政府的分裂，而且是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分裂:

日本人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在做，经过汪精卫，这是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

中间性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萌芽，正在奔跑，这是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

中国人民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发生，正在发展，这是真三民主义与真国民党。

三民主义与国民党是否可以避免上述那样分裂(分裂是必然的)，要看国民党、共产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如何。

因此，相持阶段的可能情况便有几种:

一、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的相持阶段——即克服投降可能，取得大部抗战，打下去，除开破坏日本的政治阴谋之外，还停止它的军事进攻。这是第一种情况的相持阶段，这是最理想最希望的。

二、大部投降，小部抗战的相持阶段(共产党与一切不愿投降的人是要继续抗战的，即使是小部)——即使大部投降了，剩下小部抗战，但只要能巩固小部，巩固抗战根据地，亦能与敌相持，如同过去小部红军在根据地上与敌相持一样。不同的，过去是内战，今后是对日本与对汉奸，而不是内战。

在站住了脚，不是继续后退了这一点上说来，在它是全国唯一的抗日军这一点上说来，这也是一种相持局面。

这是第二种相持局面。

三、由小部再到大部的相持阶段——这是第三种相持阶段。

由于小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坚持国共合作，坚持三民主义，将投降派所把持的阵地分化过来，再争取大部抗战。那时，如果还不能对敌人反攻，则还是一个相持阶段。

我们力争第一种相持局面。不得已再是第二种，且其前途还有第三种。

危险是存在的。但总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

还在一九三七年苏区代表大会就指出了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还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又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

十一月又指出民族投降主义与阶级投降主义的危险等。

这些，我们都预料到了的，它的发生并不是突然的。

抗战前途，不外好坏二途。我们力争好的前途，同时准备即使很坏，我们也有办法。

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然经过长期的斗争与曲折的斗争。短期的与直线的胜利是没有的。我们历来反对速胜论与亡国论，今天仍一样。

以为地主资产阶级叛变就等于亡国，这是没有看到:一、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二、抗日友军中的抗日情绪；三、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四、资产阶级中目前不愿投降者；五、沦陷区仍然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六、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农民；七、苏联的援助。不看见这些正在生长的力量，只看见地主资产阶级投降了，就认为整个世界都黑暗了，于是发生惊慌失措、动摇逃跑等现象，这是完全不对的。

六中全会说，相持阶段必是“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的阶段。更加困难，就是敌人之外，还加上投降叛变。更加进步，就是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战争)，抗日的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国民党便能更加进步。一部叛变，大部抗日——这种情况是我们希望的，过去这样希望，现仍如此，要力争之。大部叛变(甚至一时表现为全体)，一部抗日——这种情况不是我们希望的，但是可能的。如果出现，我们就要把它颠倒过来，这也是可能的，也要力争。

当前的任务

估计到上述好坏两种可能情况，特别是可能的坏的情况，党的任务是什么呢?

第一，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

第二，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

在这里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与人员。

第三，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党的一般任务就是这样。

基于上述的任务，党应注意对下述各问题了解、解释并进行必要的工作:

一、六中全会的方针与现在的方针之间是否一致问题

六中全会的方针是正确的，六中全会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积极团结全国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因为六中全会文件的发布，更加深入人心了。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因为六中全会的指示在全国更加发展了。

现在，投降危险与反共阴谋成为当前主要危险，故须指出这种新的情况(过去还不是事实，只能一般指出，现在已有成为事实之可能，故须具体指出)，才能克服投降危险，并准备如果投降由可能变为事实时及时采取必要的对付政策，但基本方针仍然是六中全会的，并且只要指导适当，可能使抗战的实际内容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