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善川
执掌中大十年校政
国立中央大学，民国时期作为首都大学，“冠全国中心之学府，树首都声教之规模”，其在全国各类高校中的地位和影响，当可想见，因而管理也实属不易。从1928年到1949年的
21年间，该校校长八易其人，一般在任均一年左右，而独罗家伦先生，执掌十年校政。在当时国难当头、战祸频仍的艰苦条件下，罗家伦凭着执著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使得中大获得较大发展。
罗家伦（1897-1969年），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4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在北大求学期间，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鼓吹自由民主，与傅斯年等共同创办的《新潮》杂志，成为当时继《新青年》之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第二种最有影响的刊物。“五四”那天，北京13所学校3000多人的大游行，罗家伦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并被推为代表之一，到美、英、法、意等国使馆，递送说帖和意见书，希望各国给以“同情之援助”。
“五四”那天所散发的惟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就是罗家伦起草的，宣言主张“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断然表明：“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宣言虽只有180多字，却写得大气磅礴，字字铿锵，极富号召力。23天之后，亦即5月26日，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山东问题”栏内，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重要概念。它的意义不在于名词的推敲，而在于将“五四”这一事件，作为一场酝酿已久的民族自决运动。这位“五四”运动的健将，直到晚年，对于“五四”的激情和称道，始终未衰。
1950年“五四”31周年之际，罗家伦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五四真精神”一文，仍旧强调“五四”是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它是以爱护国家民族为骨干的，“无论你赞成五四也好，反对五四也好，五四在中国近代史上自有其划时代的地位”。
改制清大归教育部
1920年秋，罗家伦获得上海工商界巨子穆藕初资助留美，从1920年到1925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研读历史、哲学，1926年回国。出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教授，随后参加北伐，加入国民党，曾做过蒋介石的秘书、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和代理教育长等职。
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蔡公时等，在负责交涉时，被日军挖眼割耳残杀，时为该会教育处长的罗家伦，受蒋介石委派，与熊式辉一道，涉险调查，严责日军，其胆识颇受国民党上层所赏识。3个月后，1928年8月时年30岁的罗家伦被委派为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1932年，罗家伦离开清华大学，同年8月，当罗家伦带着一腔热血和勃勃雄心，准备在清华大干一番的时候，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的势力控制了华北，阎系人物提出“清华人管清华”的口号，校园里掀起“驱罗运动”，罗家伦被迫辞职。尽管如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罗家伦对清华所做出的成绩，依旧是令人瞩目的，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使清华改归教育部，而不再受外交部的牵制。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谈到这点时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发展中大教育事业
罗家伦离开清华后，曾受聘为武汉大学教授。1932年8月，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当时的中大正处于动乱之中，先是易名风潮，1927年6月到1928年4月，10个月内，四易校名，先后经历了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随后又是易长风潮，1931年到1932年，两年不到，7易校长（含代理及未到任），最后只得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解散中大，成立中大整理委员会，由蔡元培任委员会主席，当时的罗家伦是委员之一，后不到两个月，整理委员会解散，由罗家伦出长中大，至此，这场易长风潮遂告平息。
有鉴于国难当头，作为首都大学，应当对国家和民族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所以罗家伦上任伊始，在对全校师生作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讲演中，就提出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既是民族精神的结晶，也是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决心把中大办成一所兼容并蓄的大学，就像十九世纪初的柏林大学一样，肩负起建立民族文化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先养成一种良好的学风，于是他进一步提出了“诚朴雄伟”的新学风，勉励中大人对于“学问事业应当一本诚心去做，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树立崇实而用笨功的朴厚学术气象，以大雄无畏相尚，挽转纤细文弱的颓风，以造成一种伟大崇高的意境。如此这般，中大便可以为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自任”。
与此同时，罗家伦又提出“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治校方略，在安定中求充实，在充实时求发展。这样，中大于易长风潮之后，遂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时期。其学科建设方面，中大原有文、理、法、教育、工、农、医、商8个学院，自中大整理委员会决定把地处上海的商医两院划出独立后，南京仅存6个学院，罗家伦根据社会急需和学科发展趋势，对中大的系科设置，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扩充，1935年再度创办医学院，使中大成为当时学科最为广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拥有7个学院，30多个系科，其系科之多，位居全国之首。在教学科研方面，罗家伦多方延揽人才，注重教授专任。1933年8月，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10多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1934年，专任教师的课目已占四分之三，确保了师资队伍的稳定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提倡科研，鼓励办刊，先后出版了《文艺丛刊》、《教育丛刊》、《农学丛刊》和《社会科学丛刊》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杂志，一时间，学者名流云集中大，科研气氛隆盛，声誉鹊起。在改善办学条件方面，罗家伦上任之后，扩建了学生宿舍，重修了生物馆、东南院和南高院，加建了图书馆，不仅使阅览室的面积扩大了4倍，而且书库的容量也增加了一倍半。同时，图书杂志数量也大有增加，据统计，1932年9月至1937年5月，中大共购置图书计中文书63381册，西文书34828册；中文杂志286种，西文杂志233种。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大教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