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之后，沪江大学迁回军工路原址，迎来了最后一任校长凌宪扬。41岁的凌1927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商科，1929年获南加州大学工商硕士学位。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建立中央印制厂，负责印制钞票。
在教学上，兼工商管理学系主任的凌力主扩充沪江的传统强项——商学院，提高淘汰率，以实现其“学术复员”。
除了教学工作，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四处讨钱养活学校。他向美国援华联合会、联合国救济总署及国民政府伸手“拉赞助”。1947年中，凌宪扬访美120天走了59个城市，对捐助者作了91次演讲。
面对通货膨胀，凌甚至做些投机生意让捐款得以保值。有一次，他得到7.5万美元修教工宿舍。经校董会批准，他用这笔还没有到位的钱从政府那里囤积了一批平价纸张并高价售出，用售得的钱来造房子。
1948年初，米价一日三跳。10月蒋经国改革失败之后，这位挣扎着办学的货币银行学专家终于“不知道为了让教师养家糊口，到底该给他们多少钱”了。
一段昏暗的日子之后迎来了解放。面对新政权，凌宪扬分析：“共产党人可能对我们的课程设置会施加一些控制，但我们想他们不会接管学校。……我们将留在这里，只要学校还能办下去。”凌拒绝担任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发行处处长，拒绝离开上海。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妻儿都在这里。在这个时刻他们选择和我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快乐。……只要我对大学还有用，我就会坚守岗位。”
1949年5月，杨树浦刚解放，凌就遭到了校园里“革命群众”的嘘声，无奈辞职回家。沪江大学从此没有校长，只有校务委员会。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校。凌宪扬于4月被捕，1960年死于狱中。
大道无行：高等教育“一边倒”
新中国的教育被分为“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三个阶段。“十七年”是新中国教育的原型。
1950年10月，教育部接办“闹情绪”的私立辅仁大学。
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已经逝世的陶行知被点名批判，陶的“生活教育社”随即停止活动，民间办学至此中断。
在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看来，1952年是个“多事之秋”：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被取消；学分制改为学年制；采用苏联教学大纲……还有，招生和就业的两个口子被“扎”起来了，“自由知识分子”已无立锥之地。
“院系调整”之后，全国的综合性大学由55所调整为14所；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圣约翰、震旦、沪江的负责人都对解散各自的大学表示了热情支持。
1992年，高校再次调整。与1952年不同的是：变“条块分割”为“条块结合”，变“专业化”为“综合化”。学分制等被丢弃的做法被重新拾起。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莘莘学子已成垂垂老者。
2003年，震旦校友举行了母校“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在西藏南路青年会宾馆，圣约翰、沪江的校友会仍在活动，每年校庆都有大小不等的聚会。沪江校友会还和机械学院合作，重新办起了夜校。
记忆中的影像日渐模糊。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