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北大50周年纪念时曾有一个“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展览”。
“展览说明书”是这样写的：
洎自民国五年蔡孓民先生长校，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聘请各派著名学者来校，奠定学术自由研究自由之宏模，促成新文化运动之勃兴。一时众说争鸣风气大开，始成大学之所以为大
。其时，陈独秀李大钊二先生首先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与新青年。其后李大钊先生主持本校图书馆，汇求社会主义文献甚力。旋招军阀之摧残，李先生竟以身殉。本大学优良之传统横告灭绝者经年。民国十八年冬，本校社会科学院设有社会主义之理想及其统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学。二十年，蒋梦麟校长返校，胡适、刘树桤、周炳琳三先生分长文理法学院，去旧布新，步入校史之复兴时期。本院遂请陈启修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研究，许德珩先生讲授社会制度研究（内容分封建制度、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三部分），赵乃抟先生讲授社会主义（内容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其他社会主义等），秦瓒先生讲授马克思学说研究，卢郁文先生讲授劳工运动及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文献之汇求遂为法政经济纪录室工作之一。抗战军兴，该室所在之红楼为敌寇宪兵队侵占，是项文献，胥告劫散。学校南迁之后，赵乃抟先生继续讲授社会主义于西南联合大学。胜利复员以还，复得许德珩先生讲授社会制度，吴恩裕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樊弘先生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陈振汉先生讲授比较经济制度（内容分资本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制度），吴惟城先生讲授苏联政府。至于社会主义文献之采录，前由经济学系自总图书馆书库检出敌伪时期毁去目录卡片并加禁阅之劫余旧藏西文书籍，复自教育部平津区办事处收回伪新民会中央总会劫持并列为禁书之本校藏书，旋由方经恢复之法政经济纪录室于接收伪新民学院等敌伪机关图书资料中备加搜罗，为数遂大有可观。其中尤以伪新民学院劫掠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藏书中最众，其书目卡片具遭毁弃，书籍藏诸密室，并加“禁”字、“伊”字或“特”字戳记，以事禁阅。年来积极从事极端繁重之整旧工作之结果，十年禁书卒得重见天日。同时，增新工作亦在极端困难之条件下积极进行。兹值五十周年校庆，特选出所存中文及日英俄法德诸国文字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之一部，都一千余册，以供展览，并资庆祝。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时任大学堂总监督的严复成为北大首任校长由此看出当时中国国立大学的大概情况。1949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主要活动在北洋和国民政府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里，越往后政府对国立大学的控制意图越明显，但因为国立大学校长通常由具广泛社会声望的人担任，所以在政府和国立大学校长之间，形成了一种有合作但更有独立的关系，政府对国立大学校长的干涉并不严重。
二、国立大学校长与学潮
1949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真正安定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个时代里除了外患以外，还有不断的内争。这样时代里中国的高等教育还能发展，实属不易。这个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努力造成的，也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能在政府和大学之间保持平衡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大学独立所保持的相当尊重，应当肯定。在动荡的时代里，政府和大学可以说是天敌，因为有大学就有学潮。1949年前的中国学潮，从“五四”到“三·一八”，从“一二·九”到“一二·一”，越往后学潮发生的原因越简单，明显特点是党派介入不断加深。学潮是国立大学校长和政府之间最矛盾的事。既要保护学生，又要对政府负责，在两者间找到平衡点是很难的，但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长在这方面表现杰出，他们没有因为自己是政府任命就对政府惟命是从，而是在保护学生的首要前提下，调适自己与政府的关系。
有大学就有学潮。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长很少不曾遇到过学潮的，无论大小。在那个时代里，没有平息过学潮的国立大学校长，不能说是真正的大学校长。大学校长的社会声望常常是在学潮中确立的。在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中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对待学潮。蔡元培说过：“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劝阻他们了。他们因激愤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这是蔡元培对学潮的基本态度，大体代表了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对学潮的一般认识。
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对待学潮的态度上也非常有独立性。40年代末，国民党特务有一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先送来了一个名单，大概有几十个人。这个名单本来可以不给清华，因为负责人是清华毕业生，对梅贻琦有相当的尊重，事先秘密地通知了一下。学校为此开了校务会，梅贻琦极力主张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马上离开学校，使这些学生免遭逮捕。当时国立大学校长在对待学生这一点上大体是相同的，这些大学校长在政治上不完全一致，但在对学生上，无论是一般的罢课还是大规模的学潮，无论学生是出于什么动机，有什么背景，国立大学校长总是以保护学生为自己的职责，在学生和政府之间，学生比政府重要。
国立大学校长知道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免于任何迫害。国立大学校长似乎有一种自觉，这是国立大学校长的基本行事原则。1937年，“七七事变”前，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被捕后，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大事。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这三位是著名的红色教授。但蒋梦麟和胡适却多方奔走，设法营救，最后使三位教授获得释放。在教授和学生受到威胁时，国立大学校长是受害者和政府之间非常重要的调节因素，他们的选择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