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汾阳
过去闹得沸沸扬扬的“青年必读书目”，今天又在一些高校实行了。抛开鲁迅、胡适、梁启超他们争论的“语境”，在今天不仅仅是“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和“汲取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对今天的莘莘学子来说在当下世界“机器人”与“人机器”的交替运作中，“重理工，轻人文”已经积重难返，“人有病，天知否？”这已不是危言耸听的新闻了。
清晨绿阴草坪上，学子们喃喃的会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浓情诗句吗？黄昏碎石小径下，学子们切切攀谈的会是“生抑或死是一个问题”的怅惘猜想吗？对异国语言的苛求、阵阵相因陈词滥调的机械背诵、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传统方式……活生生窒息了那么鲜活跳跃的头脑。“老师呵，你说的那些书我真的一点也看不进去呢！”“老师哟，功课太重，你不要诱惑我们可好？那些书有什么用呢？”这是时常听到的话。初，与之辩；继，默默；终，还是我“迂”吧。你看：毕业要通过外语什么什么“级”的考试，可曾有母语的“水平考试”？求职要专业成绩外加关系党票公关面容姣好口齿伶俐，可曾瞧你终极关怀颜柳大楷诗意地栖活在大地上？
百年了，大家都在加紧做着“世纪回眸”的工作，有人说：“清华园里可读书。”有人问：“百年校庆庆什么？”有人怅怅：“过去的教授。”有人自审：“我们这是怎么了？”
大学，怎么叫“大”？蔡元培说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斯乃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五四”新文化发源地的北大；竺可桢说大学就是“求是”之地，“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正德厚生利用，还要有“真理的蕲求”与“但知是非不计利害”的作人原则，“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哉，此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斯乃有“东南民主堡垒”之誉的浙大；张伯苓说：“教育之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就人才，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这才有涌出周恩来的南开；梅贻琦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才有水木清华大师如林的场面，这才有“通才教育”的有力支撑。这些话，睽违已久了，大概是背时的迂腐话了，可怎的新世纪的今天听起来却沁人心脾，让人缅想不已？今天的大学，可曾再有如是的磅礴大气？
大学，当然不独是大教室大图书馆大操场大食堂大实验室，它的应有之义，一是要有“大”校长，起码是个教育家，不单单是大会计师和大乞丐，他须有大气。
二要有大师，不独是各抓着各领域的“大师”。竺校长说得好：“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育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他是深谙吾国传统道德和彼岸民主自由思想的精魂的，且身体力行，于是一校乃有向心力和凝聚力。苏步青说：“凡竺校长要我干的事，我都干。”为什么？谭其骧说：“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为什么？回首今天周遭，上海王晓明愤愤：“知识界中竟有这么多卑琐、狭隘、怯懦和无耻！”充斥着这么些人，又如何转移风气、培塑新人呢？很多人说：社会如此，学校自非世外桃源。然而他们忘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道理。竺校长在抗战西迁途中，目睹时艰，有一番对学生的讲话，今天听来仍觉亲切：“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但大学犹如海上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低道德之标准。切记：异日逢有作弊机会是否能涅而不缁、磨而不磷，此乃现代教育试金石也。”那么，今天大学教育能算得上是成功的吗？不止一次为了“教授”们的行藏脸红、嗟叹，没有操守的人却大讲着“人文精神”，令人想起鲁迅沉痛而又耐人寻味的话：“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不要说执著坚忍的俄国了，庶几连“过去的教授”都可望而不可及时，那实在是一种大悲悯。今天的“教授”，已非个体的沉沦，而是群体的堕落，湖南曾国藩“风俗厚薄实视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矣”还有震顽立廉的力量吗？
大学之三，是“大学生”。校长、教授，其“大”当视其培育之大学生能称“大”否。“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者”，是宵小。工匠专能，罕能称大。竺校长标高清响：“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这个“领导人才”其实绝非心存魏阙的痴想和野心，实在就是说“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鄙校有个好传统，每届新生入校，大门前必悬一醒目语，即竺校长当年向新生所发问：“诸位为什么来本校？”“诸位出校后将何所为？”意味深长。在他看来，以中国之贫弱，大学生之可怜人数，当仁不让须为“社会上各业之领袖”，然而“既要成为领导人才，社会栋梁，那么只是掌握一些专门知识、专门技能是不够的，应该知识广博，拥有科学头脑，做到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考，而不致于盲从”。今天很难有更多的大学生这样要求自己了。许是时代已变迁，竺校长的“一个民族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特别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没有科学头脑，轻信、盲从，这样的民族有亡国的危险”，在今天国运昌盛时很难入耳，然而一旦有事难免不露出窘相，庶几也可以用“单向度”、“空心人”这些话称今天的大学生了。那么，他们“幸福”吗，“丰满”吗，还会把“求是”不仅限于求知的态度和方法且去定位于一个人的责任、理想、处世立身的要义吗？
大学是出知识分子的地方。从上世纪中叶有了这个称谓始，什么是“知识分子”百年来颇多歧义。以眼前的现实来说，就是指受了相当程度的教育、从事脑力工作而已，像西方学者标榜其为“一些对神圣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其所处环境的本质和导引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对我们尚感“奢望”，人们也乐于津津于自己绍兴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旱涝保收无下岗之虞但脑体倒挂囊中羞涩的小乐惠处境。“过去的校长”气局是可观的，1926年《京剧》评选“新中国柱石”十佳人选，蔡元培获首选就是一个证明。理想的知识分子称号，应有之义是应该包涵科学、人文、民主、自由以及浪漫主义、民粹主义气质的，他是以求知识为目的而不是下降它为手段的，他也能够“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他的思想原则是“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可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综合百家，超越背景的局限和世俗的顾虑，以了解、解决社会问题为职志的。这中间，大学应有的品位，如李敖所说，是应“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地方，而现在恰有人主张知识分子的分解、缩小、专业化也就是鼓励他们工具化的单一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