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志浩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追本溯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建立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这个“差序格局”存留了氏族社会的血缘宗亲的遗风，并且成为一种非常深厚的心理积淀，它能够有效地联结家族文化和国家体制。这种联结从文化上看，需要中介组织和中介人。但中国社会并没有很好的中介组织，能够担当中国古
典社会中介的，便是士人。士在中国古典社会有着重大的担当。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子集大成地开创了中国的私学传统，开创中国私学传统的孔子后来居然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圣人”，这是非常有趣的。这是否表明中华文化是一种非常注重教化的文明。
我们可以回眸中国哲学史，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胡适、冯友兰、毛泽东……哪一位不是中国教育史上灿烂辉煌的人物呢？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一种教化文化，中国自古就有“中和位育”的理念，这种理念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虽然历经沧桑，但依然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文化是一种向善的文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所以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两种文化类型，古希腊文化是一种“知”的文化，他们的哲学理念是“爱智”，西方的贤人认识事物可以完全离开人自身，可以说越抽象越好，最好建构一个庞大的逻辑体系。
中国哲学在路径上就变成向善的。中国哲学毋宁说是教育学。“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规划了中国古典社会的文化结构，并且由于孔子门人和在传弟子的坚忍不拔的努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马克思曾说古典中国社会是一袋马铃薯，当然是一种隔靴搔痒之论。如果中国真是一袋马铃薯的话，那么近代文明的曙光恐怕就会率先在东方升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文化中心区域，集中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欧洲文明并没有自己的中心地带，很大程度上这种文明在近代以前并没有吸引力和凝聚力，这倒非常有利于文化间的碰撞、交流、融合。单纯依靠政治和经济的力量，中国古代是不会有那么广大的区域的，所依靠的恰恰是非常具有弹性和凝聚力的教化作用。中国建设和培育现代文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的是现代的公民，需要的是具有平等、自由、科学、民主理念的公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障碍，这些障碍多数来自古典的文化结构。因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意思自治的“契约”，中国古典社会恰恰是“身份”，由“身份”到“契约”便是中国的现代化。
时贤指出，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实现现代化有着传统的精神资源，诸如希腊自然法、罗马私法，意思是说，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似乎中国古典社会没有任何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其实已经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套子里面了。直到现在，2003年4月5日，我在讲选修课的时候，还有一位学生固执地认为欧洲和美国就是现代社会的中心，此种情况绝对不会改变。这位学生中毒之深，可见一斑。现代化并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现代化也绝不会仅有一种模式，完全可以多元一体。再说，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许多古典文化的资源也不是一句话就能扔掉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地球存在和全球化的时代，对待各种文化，应该有一个文化自觉的理念，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就是对待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有一个自觉，深切认识国家的历史和现状。
通过我们对中国历史精神资源的梳理，我们看到，中国具有深厚的私学传统，这种私学传统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中具有重大的担当，为古代中国文明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孔子、朱熹、武训是中国私学的杰出代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私学传统焕发了新的时代风采和神韵，张伯苓和陈嘉庚便是私学的经典代表，他们为中国贡献了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陈嘉庚先生是富而好礼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国文化并没有深透的研究，他为什么能够倾其所有进行厦门大学的建设呢？私学传统对他有强烈的触动。这个“私”，绝对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私”，而是以一己之力，勇敢地担当一个国民对社会的责任。近代中国社会命途多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官学根本不能承担国民教育。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企业家，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兴起了捐资助学的义举，这种行动的背后，未必有多么高深的理论，是一种非常朴实的作为。近代中国，特别是民国时期，文化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之间呈现着一定张力的互动，相对来说，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之间，具有较为和谐的互动。那时候的企业家，特别是成功的企业家，多是儒商，他们识大体，为了在社会上更为体面，企业家往往愿意和文化人交朋友，喜欢捐资助教，以便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最终使企业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和社会声望。那时候的企业家确实具有很大的社会担当。
张伯苓先生出身北洋，目睹时艰，对作育人才有一种自觉。张先生认定：中国将来之希望，纯在人才之多寡。本校之创立亦即其以教育人才为目的，其引全国人民皆能觉悟，学校正如一小试验场，场内之人皆有信心，具改造社会之能力，将来进入社会，改造国家，必有成效。毅然与严修老先生联袂进行现代新教育的实践，本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创立了南开系列学校，南开大学成为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典范。相对私立中学、私立小学而言，一所私立大学的成功对社会的影响既深且远。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社会有许多事情没有走上轨道，但是，近代中国的报馆、出版社、大学办得是异常出色的。
具体来说，《大公报》、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对启迪民智、推动文明、促进现代化，厥功甚伟。张伯苓先生并没有因为南开大学是私立学校，便降格以求，张先生和严修老先生都认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项社会事业，在为中国培育人才。所以他们的目光非常正大、视野非常宽广、理念非常纯正、操守非常巍峨。张伯苓先生自言：“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尽瘁教育，淡泊一生。私立学校的经费，除了学费，主要是募捐。张伯苓先生风尘仆仆，在国内外奔波劳累，时有所获，便建设一个新南开。但筹得巨款张校长安于陋室。张学良为答谢张校长帮助整理东北大学，前往张宅拜望，怎么也没想到仅有两扇小门的小院子，竟是张校长的公馆。后来张学良叹曰：“偌大的大学校长竟居此陋室，非我所料，令人敬佩。”张伯苓先生可以称为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圣人，并与蔡元培先生、梅贻琦先生、竺可桢先生一起成为百年中国史上具有一流境界的大学校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