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教育：必要的乌托邦》文/陈远早就知道萧雪慧先生出版了一本关于教育的随笔集，在市面上找了好久也没有见到，于是给萧先生打电话索书，萧先生告诉我她手头的样书已经被朋友们索要得所剩无几，但是她会尽快给我寄来。几天后，我收到了萧先生寄来的书。
我承认阅读这本书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因为凡是有良知的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被书中的叙述和现实的境况刺痛灵魂的深处，尤其是像我这样对于当下的教育有些了解的人。
在本书选入的文章中，《教育：必要的乌托邦》是作者用力最重也是着笔最多的篇什。在文章中，萧先生尖锐地指出了当下教育最为严重的三个问题，一是提供教育机会的不公正，其中最为严重的是义务教育名存实亡；二是“中小学教育从教育思想、培养目标到教材内容、课程安排都贯穿了一种政治功利主义，孩子的个性和愿望完全不受尊重”；三是“大学因缺乏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而丧失了她作为学术和教学自治中心的地位”。然而当下的教育与这一目标恰恰相反，它在少数利益集团的垄断下变得极其狭隘。在摩罗等人编著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中，摩罗写道：“我们的教育目前的基本状态跟我所理解的教育目的是相反的，它尽可能地切断学生跟人类文化和大自然的联系。它只得告诉学生在人类所有的思想财富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其他的都是坏的，是对人类精神有损害的。”这种不公平的、狭隘的教育如果不尽快改变，那么我们民族的未来岌岌可忧。
在《南橘北枳的“教育产业化”》一文中，萧先生对近年来盛行的“教育产业化”的说法进行了批驳。从理念上来讲，我并不反对“教育产业化”这种提法，1949年以前的南开、光华、燕京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以及萧先生文中提及的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都在教育产业化上有过成功的探索。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可以产业化，教育的目标、其基本的理念却不可以产业化。尤其需要澄清的是，教育产业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减少对教育的投资或者不对教育进行投资，因为从教育成本与教育收益上来看，个人诚然是教育的收益者，但是社会才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对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复杂的计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教育成本可以精密地计量计算，而对教育收益进行精密的计量计算几乎是不可能的，下面的计算方法尽管精密，也只是大致上的精密。
在这里，我们采用如下计算方法：每名毕业生的社会直接成本=（学制期各年各项费用支出总和-无关费用）×（学制期各年平均在校生数总和÷学期制）个人直接成本=学杂费+书籍文具费+生活差距费-助学金（奖学金）教育收益通过教育收益率来计算：∑nt=1Et（1+i）t=∑nt=iGt（1+i）t教育成本收益比值：①《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研究》王善迈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V/G=∑nt=1Et（1＋i）t÷∑nt=1Gt（1+i）t教育收益现值：Epdr=∑nt=1Et（1+i）t-∑nt=1Gt（1+i）t贴现后的个人教育成本：G=∑nt=1Cet+Cit1+i=∑nt=1Gt（1+i）t预期教育收益贴现值：V=∑nt=1Et（1+i）t式中，V=n年收入的总贴现值Et=第t年的教育收入R=利率，即教育的机会成本Cet=t年的直接成本Cit=t年的间接成本G=n年的总成本贴现值i=内在收益率（教育收益率）然而无论是通过计算还是通过已有的统计数字进行分析，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一般均高于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但是有一个常识性的事实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社会的发展却是历百年而不衰经千年而不竭的，从教育收益的长期性多效性和扩展性等特性考虑，教育的个人收益在社会收益的面前几近于零。
因此我认为，“教育产业化”只可以作为在多元化办学格局下的一种思路，而不能成为政府逃避教育投资的借口。
在《大学之魂》一文中，作者着重阐述了大学中的“不服从”传统。在这一点上我与萧先生的看法有些不同。大学的职能和功用决定了她应当是一个保存、发展、传播价值和文化遗产以及诞生新思想的机构之所在，这一根本目的决定了大学的超现实性和超功利性，也决定了大学的精神在于对学术的探求。贾谊有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我觉得这倒颇为符合大学的精神。对于这一点，陈平原先生在《北大传统之建构》一文中有淋漓尽致的阐述，陈先生在搜集了严复（《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1912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的演说词》，1918年）、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1919年）、胡适（《北京大学》，1922年）、李大钊（《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1922年）、蒋梦麟（《北大之精神》，1923年）、鲁迅（《我观北大》，1925年）、马寅初（《北大之精神》，1928年）、刘半农（《北大河》，1929年）、周作人（《北大的支路》，1936年）等10位先贤的文章一一加以注解阐释，最后意在指出大学的精神重在对学术的探寻与建构。诚然，学术的探求精神与“不服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高压致使学术的独立性无法保存的时候，“不服从”便成了学术独立的前提，半个世纪以前的陈寅恪在这方面给后人树立了极好的典范，但是说到底，陈先生的“不服从”还是着眼于学术而非对当局的干涉。而对学术的探求精神，如果从严格的规范来说，本身就包含了“不服从”的外延。（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