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与蒋介石：不得不说的故事（2）

这家54号经?纪人营业所，就是由蒋介石组建的“恒泰号”，具体买卖业务则交由陈果夫操办。“恒泰号”的营业范围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资本总 额为银币万元，共35股。蒋介石在其中占了4股。后来蒋介石投机生意失败，被人上门逼债，还是虞洽卿将其介绍给黑社会的头目黄金荣，拜入黄金荣的门下，由 黄金荣出面才清理了债务，并出资供其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

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国际银行家们的头等大事，就是动员中国买办阶级绞杀中国革命。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 解放上海后，英国驻美大使立刻向美国国务卿凯?洛格表示：“在那里（上海）撤退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权利会全部损失，我们政府考虑以一 切力量来保卫作为英国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我们热忱欢迎?美国在上海、南京文武各方面的协?力合作。”

就在1927年3月，为了保卫“（国际银行家）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聚集在上海的英军有17000多人，日军4000多人，美军3500多人，法军2500多人，连同租界工部局武装“万国商团”和巡捕等，帝国主义武装共达30000多人。

同时，老谋深算的国际银行家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发出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民面前，简单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实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偿失。要稳定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还要靠国际银行家在中国的直接代理人——买办阶级。

而此时中国的买办阶级最大的利益诉求则在于向国际银行家要权。国际银行家的在华利益集中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最高权力当局是租界工部局。由于租界 的特殊地位，很多大买办、江?浙财阀都定居在租界，要向工部局照章纳税。然而奴才注定是不能与主子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这些大买办、财阀在工部局里根本 没有一席之地，“朝中无人”则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资产阶级共和原?则，这些买办阶级早就心怀不满了。

1926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人员就与上海中国资产阶级的大人物们在大华饭店聚餐。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在饭桌上解决问题。这件 事称为“上海历史中之又一里程碑……?此种会议之召集，在本市历史中尚属创举” 。工部局的美国董?事，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辞称：“我等乃诸君之东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国缙绅光临此会，实觉庆幸之至……?与我们共聚 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规范及指导一庞大及惊人之力量，此种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舆论是也。”

在餐会做主题演讲的工部局董?事会主席费信惇，单刀直入主题：面对革命力量的燎原?之势，“想出对付手段”是必要的。如果要动用武力，可能“很快便 招致一个极端严重的国际形势”。“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指中国共产党）的易欺的牺牲品了，这些‘第三者’诱使他们破坏工厂的安全。那么，为什么不 利用中国工人阶级这种极端的轻信……?以谋他们的好处和我们的好处呢？为什么不建立另一种领导，以区别于他们已经?熟悉的领导呢？他们对这一新领导至少要 像他们对其他任何领导一样乐于服从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们聚首一样的人士（对他们加以领导）。”

虞洽卿立刻起立致答词：“我们(指在场华商)通通十分知道这个非常紧张的局势……?我们毫不夸大地说，只须略一撩拨，立即便发生火焰……?为了我们 彼此共同的利益，我们必须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指革命）。”时候不多了，听天由命是危险的。“我们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地方的初步工作与全国及国际规模 的共同行动打成一片，使我们的重大问题得到最快和最满意的解决。”紧接着虞洽卿话锋一转，“但坦白说来，我们不想以‘任何代价’得到它。”洋人必须多少承 认“种族平等”和“主权”的原?则。尤其是此刻，他们应该让中国资产阶级参加上海的行政。

三个星期之后，上海公共租界外国纳税人年会通过华人参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破天荒有三位华董?参加。此后，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着工 部局董?事会的一个席位，其他的华董?中还包括江?浙财阀系的旗舰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新六。这显然是笔交易，上海的中国大资产 阶级、大买办和江?浙财阀就用这样的价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国际银行家们。

这样一个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的虞洽卿，对于急于镇压中国革命的国际银行家来说，正是“面试”蒋介石的合适角色。

“四一二”政变背后的金融势力集团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终于开进了上海。蒋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与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实此前达成的交易。虞洽卿马上牵头组织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银行、钱庄、银楼和商业、工业团体在内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准备为蒋介石融资。

这个联合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就是上海银楼公会，代表人物是席云生。而洞庭山帮的席家，正是江?浙财阀体系中的顶梁柱，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官办银行、商办银行、钱庄票号与实业商业界，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并编织起一张巨大的人脉关系网。

苏州洞庭山帮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汇丰银行买办以来，祖孙三代把持着汇丰银行买办位置长达半个多世纪，汇丰银行一切对华业务，包括对上海 钱庄票号的拆票业务，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贷款、铁路贷款以及对鸦片贸易的垫付银款业务，都由席家把持的汇丰银行“买办间”进行操作。清朝洋务派的高官，从左 宗棠、李鸿章到盛宣怀，一旦需要融资，就势必要求席家帮忙，无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铁哥们儿。日常业务中需要经?常融资的上海钱庄，更是对席家言听计从。

席正甫同辈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简单，老大席嘏卿在英国渣打银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进去当了买办，是该行的元老。老三席缙华曾是英国德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老四被过继给席家亲戚、新沙逊洋行第一任买办沈二园，并继任沙逊洋行买办，人称“沙逊老四”。

除了给国际银行家当买办，席家还利用自己对外国银行的业务垄断和政府官员的人脉关系，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使席家参与创建了中国的官办银行体系，如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等，并成为主要股东。

可以说，整个上海的金融业，从外资银行，到官办银行，再到民营钱庄、票号，全都在席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当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试，就将号称中国首富的胡雪岩斩于马下。

席氏子弟陆续进入家族的买办关系网，成为13家外国银行的买办，更多的姻亲、同乡、同学也逐渐进入这一体系，一个势力强大的金融社会关系网络形成 了。例如，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时的同学，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 席德懋则担任中国银行的总经?理。

席家选择了支持蒋介石，就等于国际银行家对蒋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国，属于蒋介石的时代来临了。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拜访蒋介石，声称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财政援助。据当时《字林西报》报道，代表团强调“上海立即 回复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蒋介石做出了“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3月31日，虞洽卿与上海商业联合会牵头正式成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参 加委员会的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钱永铭等大银行家，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最大的华资银行代表，汇集了 当时中国金融业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大机构代表。

上海的银行与钱庄，于4月1日～4日，向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的财政援助。4月8日，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得知江?浙财阀已给蒋介石提 供了300万银元，但条件是，“坚持除非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银行家毕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虽然给蒋介石画?了 个6000万大洋的大饼，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儿干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蒋介石拿到这笔钱后仅一周，就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左翼人士。

蒋介石提出了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口号，银行家觉得很“给力”，马上又向蒋介石提供了700万银元。一时间，大 江?南北，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蒋介石用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头颅?，为自己投靠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缴纳了一张血淋淋的“投名状”！

蒋介石的“再融资”

此时完成“项目考察”和“一期融资”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后，“蒋介石项目”的投委会主任，换成了江?浙财阀中生代的代表陈光甫。陈光甫早年毕业于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回国后不久创办了在中国金融史上独树一帜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1915年吸收的存款万银元起家，到1933年达到存款 3330万银元的惊人规模，堪称金融奇才。

另外，陈光甫与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关系密切。陈光甫在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时候，一共募集到7万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万银元的股份，宋家以 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义也投了5000银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写信给陈光甫，邀其南下。有了这层关系，陈光甫俨然成为蒋介石最倚重的银行家。

陈光甫不辱使命，发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专门替蒋介石承销公债，为严重缺钱的蒋介石进行大规模融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 库券”。当时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蒋介石政权，为了凸显其“革命性”，继承以前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关关税5% 之上，另行加征的附加税，也就是所谓“二五附税”，以期保护民族工业。当然，在洋人同意之前，这个“二五附税”还只是一句口号，但是这并不妨°?银行家把 这笔“莫须有”的未来收入作为抵押，来发行蒋介石政府的公债。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认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是为了“防范军阀与共产党”。他们在政治上，选择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在经?济上支持蒋介石。债 券的发行明定还本付息，确立政府债务信用。为了监督发行公债所得资金得到合理运用，江?浙财阀还专门成立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主 任由江?浙财阀的另一巨头、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李馥荪担任。这个基金保管委员会加强了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关系。

“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发行总额为3000万银元，月息七厘，从同年7月起，分30个月摊还。这笔公债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两省共同 负担，此外加派两淮盐商300万银元。在所有认购蒋介石政权公债的人士中，江?浙财阀占了8成，其中，中国银行承购的数额最多。

中国银行的总经?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张嘉?H。张嘉?H早年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1914年，年仅28岁就当上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在张 嘉?H的领导下，中国银行拒绝与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财阀各大银行、交易所、大企业募集股本金近600万银元，于1923年买下北洋政府的500万银元 官股，将北洋政府的股份挤出了中国银行的体系，使中国银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国银行的私有化。

声名大振的张嘉?H与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李馥荪、陈光甫等人成为莫逆之交。为使上海银行界同行联合对外，他发起成立由各行经?理参加的星期五聚 餐会，借以交流金融信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张嘉?H利用这个聚餐会，广交朋友，分析各种信息，传播科学的经?营方式，很快打开了局面，使得这个聚餐会 逐渐扩大，后来演变成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银行公会以三个人为核心，即为蒋介石融资最多的张嘉?H，组织融资的总负责人陈光甫和监督资金去向的李馥荪，三人 关系密切，被视为江?浙财阀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仅仅两个月间，蒋介石就获得了4000万银元的融资，大大超过整个国民政府在1924～1927年间从苏联获得的3000万金卢布的资助。蒋介石的“投机生意”，看来大获全胜了。

他“剥离”了国民党内苏联和共产党的“危险资产”，拉?来了规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江?浙财阀及其背后的国际银行家。然而，他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就是依然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