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而言，像我这样生于七十年代的一代人，从整体来说却是非常幸运的。这代人稍稍懂事时正好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凡努力，多有报偿。虽然其间不乏时代的波折，但中国走向开放与多元的大脉络、大趋势已经无人可以改变。
但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我们又无法说谁更幸运，谁更不幸。因为我们最需要面对的，也恰恰是我们最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从孙志刚案到“躲猫猫”，从“短信狱”到“跨省追捕”，从“临时性强奸”到“我爸是李刚”，从农民看不起病到“乱世用盛典”、大项目烧钱，没有谁可以对此视而不见。
在此意义上，写作必定成为对时代尽责的一种方式。只是，真正让一个时评家感到疲惫的，不是频繁的约稿，而是不断的自我重复。我知道很多写时评的朋友都有这样懊恼的体会。所以，当大家聚在一起时，免不了会异口同声地谈到“无力感”这个词——对于你曾经评论或者批评过的事情，一月、两月……一年、两年过去之后，还在发生，依然故我，你会不会觉得沮丧？书生论政，你的批评还有什么意义？类似这样的话我听到很多。
然而，我却并不这样认为。一方面，如前所述，你大可不必将自己视为药到病除的神医，改造社会与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心。倘使这个世界会因为一两篇文章便改天换地，它岂不早就成了人间天堂？与此同时，也要相信“功不唐捐”的道理。恶是摧枯拉朽的，善却是以蜗牛的速度前进。
事实上，这些年来，从网上海量的细碎留言到遍地开花的专栏文章，时事评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还是居功至伟的。草色遥看近却无，当我们隔着五年、十年回头望，就不难发现，因为近年来评论的中兴，中国的公共空间已经获得了可喜的成长。
有几位读者，自称看了我写在微博上的一些批评性的文字而陷入“绝望”。还有一位江西的高中政治老师给我留言，“读了你的《思想国》和《重新发现社会》，钦佩你的智慧，但与此同时，对现实又是多么悲观。”我时常检点自己的写作，这不是为了取悦谁，而是以我愿意的方式去担当。这些年来，我毫不掩饰对小说《废都》的反感。这是一部不仅作者要爬格子，还要读者爬格子的小说，里面充满了虚假的绝望。也许，我这样要求一个作家过于苛刻，但这与其说是要求他人，不如说是苛责我自己。在我内心深处，有这样一个坚定的想法：如果自己未得解脱，就不要面对公众写字，不要去说悲观的话，因为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绝望，更不缺虚假的矫揉造作的绝望。所以我才会那么热爱《肖申克的救赎》、《美丽人生》、《放牛班的春天》等电影。
另一方面，我也学会了适当的宽解。有些作品，只是让你恢复了痛感，这和绝望完全是两回事。如莎米拉?玛克玛尔巴夫的《背马鞍的男孩》（又名《两条腿的马》）。“一天一美元，也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匹马”，故事讲述的是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人如何奴役人，以及人如何自愿被奴役。这是一部残酷的电影，如果说《物种起源》论证了动物如何进化为人，那么《背马鞍的男孩》的意义则在于揭示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让人退化为动物。萨米拉是个“80后”，十几岁开始便在伊朗电影界获得很好的声誉。在她看来，导致我们不自由的，不是坏人，而是坏的关系。或者说，不是人坏，而是关系坏。这里的关系，既包括人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群己权界，也包括个体之间的关系。中国现在的很多苦难，就在于未能在制度上确立清晰可靠的权界，建立一种好的关系，结果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自由，都是弱势群体，都有挫败感。所以说，我们这代人在推动社会转型方面的努力，最关键还在于如何确立一种良好的基于个人权利的关系。我想说的是，有些好的作品只是让观众恢复一种疼痛感。而且，有疼痛感，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都是一件有希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