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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4》 作者:宋鸿兵

卢布帝国的扩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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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并不仅限在欧亚非发动了对美元的“反围剿”作战,而且还将“黑手”直接插到了美国的后院——中南美洲。自从门罗宣言之后,中南美洲被美国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对美国后院下手较晚,同时也更隐蔽。为了不激烈地刺激美国,在更多的情况下,苏联的意志是通过捷克与波兰援助来体现的。1958年,当智利总统准备善意出访美国寻求更多市场机会时,美国却冷冷地甩下一句,即将开始对铜制品的进口恢复高关税,而铜却是智利贸易的生命线。美国不讲情面,迫使智利总统取消了访美计划。智利的贸易面临巨大的危机,此时,苏联与东德出现得恰到好处,他们大量购买智利的铜制品,并暗示更多的订单还在后面。虽然苏联并没有承诺未来一定会采购,但已经在智利激起了巨大的苏联热潮。这是苏联玩影响力杠杆的高明之举。

当阿根廷迫切需要1500万桶石油,而又囊中羞涩没有美元向美国采购时,又是苏联扮演了扶危救困的白马王子,它不仅答应出售石油给阿根廷,而且还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没有美元?不要紧,苏联接受原材料支付,而阿根廷正愁原材料卖不动呢。苏联简直成了阿根廷的大救星。

阿根廷的邻居乌拉圭正面临经济破产,它最大的出口产品羊毛,被美国对羊毛的特殊高关税逼得无路可走。同时,美国在粮食市场的倾销,害得乌拉圭的农业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而乌拉圭急需的石油、现代工业设备和交通基础设施,却由于没有美元而无法购买。乌拉圭痛斥美国人搞鬼,在即将大选之际,美国试图扳倒现任政府,换上更加亲美的人来掌权。苏联人此刻又如观音菩萨般降临了,它先是采购了1800万美元的羊毛,支付的不是卢布而是硬通货英镑,接着又卖给乌拉圭125万桶石油以解燃煤之急,而且还是低于国际市场价[18]。乌拉圭人举国欢呼苏联人够义气。

紧接着,在巴西再度上演了一出大戏:大选前,巴西首要出口商品咖啡突然滞销,库存大量积压,外汇收支急剧恶化。咖啡对于巴西,正如铜对于智利,羊毛对于乌拉圭的意义一样。而这些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都掌握在美国手中,如果中南美洲哪个国家的总统不听话,美国只需通过经济手段,就足以使该国经济急剧恶化,在大选中败下阵来。但苏联进来这么一搅和,美国的好戏纷纷砸了场子。巴西与其他中南美国的国家一样,富有各种农产品和原材料,但缺乏石油和美元,一旦贸易收支逆差,国内经济顿感窒息。苏联还是老办法,石油换巴西的咖啡、可可、棉花和原材料,一举扭转了巴西的经济困境。而此时巴西甚至尚未与苏联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自此以后,巴西开始对苏联热情高涨。

外交的目的,就是扩大一国的势力范围。而所谓的势力范围,就是该国货币能够到达的流通域极限,在此范围内能够有效地影响当地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关系中,从来不存在单纯的政治影响力,有的只是以政治面目体现出的经济影响力,也就是货币的实力!

经济援助和卢布外交,已成为苏联对付美元帝国的大规模杀伤武器。

粮食困局,高速工业化的恶果

卢布对美元最具冲击力的时期就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战后成功而迅速的经济复苏,为卢布版图的大规模扩张创造了条件。但是,苏联经济的好景却不长,进入60年代后,苏联的经济增长逐渐乏力,制约了卢布的扩张势头。美元与卢布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80年代美元则开始发动了决定性的反攻。

苏联经济首先暴露出问题的领域就是农业。一个占地球陆地面积高达1/6的庞大帝国,仅有不到三亿的人口,居然在60年代以后的大多数年份,不得不依赖越来越多的粮食进口才能养活自己,这的确是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俄国并非无法自给自足,事实上,俄国直到20世纪初,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占据了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45%。而苏联1980年以后,却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占世界粮食进口总额的[19]。60年代中期是苏联粮食问题开始恶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的确,20世纪30-50年代是苏联经济发展的黄金30年,倾全国之力搞工业化获得了非凡的成功。用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来概括就是,“苏联在他上台的时候仅仅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在他去世之际却是一个装备了原子弹的世界超级大国”。但是,极度的倾斜发展必然隐藏了极度的增长隐患。

曾任俄罗斯政府代总理的盖达尔,曾这样概括苏联的农业问题,“集体化,剥夺农民迁徙、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点的自由,强迫从事无偿劳动,必须依靠个人副业养家糊口,这一切都无异于恢复了农奴制。差别仅仅在于,国家并非充当了农奴主之一,而是变成了唯一的老爷。在拥有监控和实施暴力的现代手段的条件下,在缺少道德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坚信,较之对工业基础建设投资的增长,农村所发生的事情无关紧要。所有这一切都突破了农业社会特有的向农民索取资源的最大限度,而将资金从农村向城市实行再分配的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如果农村的劳动是强制性的,如果劳动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劳役地租,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恢复俄罗斯文学中所描绘的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前的劳动道德标准。” [20]

“只有傻子才爱干活”,正是这种苏联农村劳动道德标准的真实写照,人在为自己和自己家人干活时的热情与为公家打工所表现出的慢怠,已经在许许多多的国家和社会中反复地被验证了。懒惰懈怠的工作态度,二等公民的社会待遇,微薄的收入水平,迫使农村人口中最具文化、最有能力、最身强力壮的劳动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奔向城市生活,这种“鲤鱼跳龙门”的冲动和压力,使得农村丧失了最具生产力的精华。

在工业革命时代,一个国家最关键的发展,要看工业技术扩散的规模,而进行工业技术扩散的核心要素,就是人才。只有人的创造性参与,才能将技术、设备、资金、原材料整合成最终的产品。在苏联工业化的过程中,它成功地关注了工业技术扩散的效应;而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却忽视了农业增长同样需要技术扩散,而实施农业技术扩散的,必须是同工业人才同等优质的农业人才,才可能产生同样的投资效益。大批农业人才的流失,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造成了苏联农业问题无法用加大投资来缓解的困窘。

在美国或西欧,农场主与城市人口之间,并无阶层地位上的差距,也并不存在收入上的明显鸿沟,选择从事农业或者定居城市,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生活志趣偏好,因此,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素质使之能够承载资本高投入所期待的高回报。

当苏联政府明白过来不能再继续剥削农业时,工业的积累也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苏联政府从60年代初开始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力度,从1960年农业投资占苏联经济总投资的,增加到1980年的,由于经济总规模的扩大,对农村的投资规模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比例,都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水平,但苏联的粮食却在多数年份无法满足国内需求。1960年,苏联尚可出口部分粮食,而到1970年却不得不进口220万吨,到1982年剧增到2940万吨,1984年更达到4600万吨!

正如安德罗波夫在60年代所说:“农业尤其糟糕,今后再也不能容忍连国家都养不活、年年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粮食的情况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要饿着肚子过日子了。”1963年,由于农业歉收,苏联的外汇又严重不足,苏联不得不出售吨黄金,在国际市场上买粮食。苏联一次就损失了黄金储备的近1/3,赫鲁晓夫视之为奇耻大辱。到1965年,苏联不得不再次出售了吨黄金来购买粮食,这回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再往后就越来越麻木了。

为什么苏联的粮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亏空呢?导致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就是30年代的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使得人们的工资收入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对于食品供应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也随之提高,特别是对于肉、蛋、奶等高营养价值食品的追求,导致更多的粮食被畜牧业的饲料所挤占,这使得粮食短缺问题更加恶化。

60年代中,国营商店的平价肉就失去了踪影;70年代初,各大城市排队等待购买食品的现象日益普及;80年代连凭票供应的食品也难以搞到。这一切,严重破坏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再加上分配中出现的各种特权现象,更加重了大众的不满情绪。

一方面,苏联工业化造成农业经济长期不振,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另一方面,畸形工业化挤压了轻工业部门的资源,难以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中有竞争力的产品,无法换回外汇。结果,为了缓解粮食短缺的危机,苏联不得不主要依靠出口石油来换得硬通货。

终于,苏联将自己的经济软肋暴露给了虎视眈眈伺机下手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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