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和繁荣的代价

香港和北京的本外地之争，在近一段时间持续发酵。无论是孕妇赴港生子，还是“外地人”在京高考，都被一些人说成“外地人和本地人争夺资源”，因而演化成不同地域之间的对喷。

先来说香港，香港这个地方有没有本地人呢？答案是“基本没有”。在1842年香港开埠以前，香港只是广东新安县一隅。现在香港人都讲广府话，可是开埠前的香港，还属于客家话的领地呢。香港开埠一百多年来，发展的基础是港英管治下的成熟体制，但发展的动力却是源源不断的内地移民，也包括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

1949年以前，香港虽然是华南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但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地位远远不能同上海相比。上海是当时中国乃至于整个东亚地区的唯一经济、金融、文化、娱乐产业中心，拥有最重要的交通和贸易作用。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侵袭，上海的地位为香港所取代。香港从航运和战略价值上，和上海及其周边的地区相比是有差距的。但是“资本主义的草”，绝对比“计划经济的苗”要长得繁茂，香港取代上海最后也成为水到渠成。

香港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内地移民的后裔。香港的繁荣，本质上是移民创造出来的。时至今日，香港市民反对内地人无条件在港生产的心态可以理解，但是以修法使得香港放弃出生地主义，以促使内地人放弃在港生子的做法，并不可取。

诚然，现在的香港人有大量都是通过各种方式“逃港”迁入香港。无论是1949年大江大海裹挟到香港的北方外省人，还是1949年以后冒着生命危险偷越边境入境香港的人，确有些相对于内地其他人的优越性。这一部分人，或者是相对富裕与文明的上等阶层，或者是敢于冒着死亡危险而逃亡的人，相对于留在内地的同胞，可以讲这部分人是更有冒险精神、商业精神和抗争意识的。“与其等着饿死，不如拼死争条活路”，这便是“狮子山下”精神的源头。

正因为如此，这些港人及其后裔，对内地其他人有着一定的优越感，并非不能理解。然而这种优越感是否应该成为排斥内地人在港生产的理由，笔者以为是否定的。

上世纪中叶以前，英国人规定逃到特定地方，便可以留下。现在，香港法律指一个人在港出生，就可永久居留。这两种规定的立法逻辑并无区别。“出生地主义”是英美法系的一大特点，香港特区法院针对“庄丰源案”所作出的判决，既符合北京制定《基本法》原始条文的规定，也是香港特区独立行使司法权力，坚持港英法治传统的表现。因为当时没几个内地人来港生产，现在来港生产的内地人多了，就想修法，释法，或者修改判例，这种“朝三暮四”，功利主义的观念与香港法治社会的精神格格不入，倒是同中国大陆的“因人设事”的恶质传统一脉相承。

反对在港产子论者，内心里面的感觉是很复杂的。香港是全世界贫富悬殊最大的发达经济体，富有者恒富，穷者日子也不好过。单就房子而论，香港的住房自有率极低，而居屋、公屋的居住条件也非常之差，大陆所有的大城市居民，在房子上都过得比香港人好。有资金和实力来港产子的这部分人，就生活的绝对水准而言，并不比香港社会福利保障的对象差。因而香港的一般民众对于这些明明已经不穷困的人还要来香港“抢资源”的感觉是不好的。

平心而论，“在港产子”的父母的经济条件都不差，真正就是为了让孩子将来领“综援”的还是很少。他们看中的是孩子的“香港身份”在未来升学、就业乃至出入境、移民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对于这些内地中产及富贵阶层的民众而言，孩子的“香港身份”最重要的符号是“自由”。即便对于我而言，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在一出生的时候就不是拿着中国内地的户口，因为境外的居留权和国内的户籍在许多方面高下立判。让孩子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实际上是父母对于他（她）未来的一种承诺，是对现在中国内地各种不确定风险的规避。

因此，只要“一国两制”存在，只要香港还能够比内地更自由和开放，那么就一定会有内地人想在港产子，这就是香港“自由”和“法治”的代价。Freedom is not free. 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要为自由支付不同的成本，香港要支付的成本之一，就是要面临内地的来港产子潮。

那笔者是否赞成现在这种内地孕妇赴港生产越来越多的现象呢？个人的观点是，香港作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可以考虑限制内地人来港生产，但是应该依靠市场手段而非强制力量。试想，如果香港规定在港出生不能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这样的限制和北京上海的户籍制度、人口控制手段有何区别？香港为了因应内地人涌入生产的压力，于是就降低下限，用北京这样的城市那种简单粗暴的管理方法？

现在在香港生一个孩子，给香港医院的费用不过3到5万港币。即使是加上中介等费用，最多不过十多二十万就能搞定。香港大学一年学费是5万港币，针对非本地生的学费是10万港币，所以三年下来，非本地生的学费要比本地生多出15万港币。且不说在香港要上港大比在内地要考上港大容易不知道多少倍，就连学费这个因素，内地人要上港大和香港人都有如此之大的差距（在港大的内地生中，获得全额奖学金的只是极少数，多数还是自费的）。也就是说，在香港生一个孩子的成本，将来在香港读一个大学的学费就能赚回来，如此廉价地就能取得一个比内地户籍强得多的香港护照，理性的人都会考虑的。

笔者主张，以价格控制人口。如果现在在港生产的非本地居民，不是39000到48000港币，而是390000到480000港币，恐怕很多现在到香港去生孩子的内地人就不会去了，他们自然会到其他缺少人口鼓励移民的国家去生。

目光投回北京。

笔者从不认为现在就应立即实现“外地人就地高考”，笔者过去的报道中已经说过，存在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折中方案，并且笔者赞成这种方案。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如果一项改革让北京“本地人”利益受损，它必然是难以推出的。

回溯北京“本地人”的概念，其实北京的“本地人”非常少。1949年的时候，北京的城市人口仅排全国第六，不及当时上海的三分之一。六十余年来，北京城市常住人口翻了十倍有余，户籍人口也增长了五六倍，这显然不是北京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现在拥有北京户籍的人，绝大多数也是1949年以后来到北京的新移民的后裔，没有多少是1949年以前的“老北京”，即使有的籍贯算是“北京人”，其实也有外地血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北京人的，那是极少数。所以那些“皇城根下”如何如何，明清遗老如何如何的言论，经不起什么推敲，大多不值一驳。

北京是北方最大的移民城市，甚至因为移民具有了“南方化”的色彩。在北京，吃米饭的人居于绝对支配地位，从作息时间到生活方式都远较其他北方城市接近南方。由于南方人基数本来就大，加之从唐宋以来一直在各种考试和选拔中居于优势，通过体制内的方式【所谓体制内，是指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分配，从地方工作调动到北京等】来到北京安家落户的“新北京人”中，南方人比北方人还要多。【改革开放以后自行涌入北京的人不算】

北京相对于上海，天然地是不那么排外的。原因也在这里。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发展和扩张并不迅速，但由于人口基数很大，所以长期以来上海都是中国内地最大的城市。因而，在改革开放以前，“上海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认同。民国时代，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不厉害，跨区域流动更少，说来民国很多大师大家，但是基本没有贫家子弟出身，当时的交通条件都决定了，跨区域的移民是比较少的，加之江浙一带本身经济发达，文化昌明，所以1949年上海500万人口，基本上除了土著都是江浙移民。这些移民和上海土著最后以上海话为核心，形成了一种紧密的“上海人共同体”，是有文化、地缘和血缘基础的。近些年来，随着上海的非江浙移民越来越多，普通话也开始盛行起来，上海的排外情绪和排外色彩，在“80后”“90后”身上反而已经弱了很多。

与之相反，北京近年来的排外气氛日渐升高，但真正发表排外言论的北京人，大多并不是北京的中老年人。真正的“老北京”，生在皇城根下，一直把皇帝老爷供着，反倒没有好多商业城市的那种市侩气息，也没有那种锱铢必较的精神头，反而是有些“温良恭俭让”的。现在很多跳得高叫得欢的北京青年，尤其是“80后”“90后”的一些“小屁孩”，并不懂什么“老北京”的文化，敢情高考分数线低也是一种“文化”，这不是开国际玩笑么？民国时候北大清华燕大的本地人，恐怕还没有现在多呢。那就是他们所谓的“老北京”，所谓的没有外地人的“好日子”。

北京的繁荣，从根本上是“外地人”推动下实现的。定都北京的中共高层，是“外地人”，在北京创业在北京取得成就的精英多数也是“外地人”。不同的只是，在北京，多数混得好的“外地人”都有了北京户口，在现行体制和这个体制荒诞的评价标准下，真正没有北京户口又没有大富大贵的“外地人”，无非是离权力比较远，或者挣的钱不够多。所以，有北京人觉得这些“外地人”是“卢瑟’，没资格来维权。

其实，要捍卫北京“高考特权”的北京人何尝不是北京本地的“卢瑟”？外地人中的“温拿”有了北京户口就变成了北京人“温拿”，本地人“温拿”呢？现在北京稍有些钱的家庭，或是高官，都以孩子到香港或海外念书为目标，北京文理状元多少年来绝大多数都去了港大科大和中大？北京每年成千上万的高中生在考SAT，考托福，考雅思，就是为了本科就出国。对于这些人而言，对于这些家庭而言，他们有什么好怕“外地逼”的？现在中国的精英阶层，有谁满意现行的教育体制？

笔者不喜欢激化矛盾，绝不会同一部分所谓的北京小市民一般见识。去年以来，笔者也开始从事包括北京异地高考、内地孕妇赴港等问题的报道，更感觉到一部分人的言论没有必要被放大，争取公民权利的人不需要被一些杂音所左右。在笔者所在的媒体，从事“异地高考”报道的编辑和记者都有北京户口，甚至于有编辑的孩子还在北京上小学，但是她一样支持“外地人”的维权行为。你可以说他们这些人是因为不想让孩子参加高考所以无所谓，但是毕竟有这样的“北京人”，知道个人的权利是值得被尊重的。

笔者不认为“外地人”可以通过“就地高考”占北京的便宜，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现行的高考录取制度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这一个现象应该被改变。要控制北京的人口，从控制北京的特权开始，控制不了北京的特权，就控制不了北京户籍人口的增长，控制不了北京户籍人口的增长，就没有办法让产业布局向其他地方转移，更没有办法控制为北京户籍人口服务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增长，如此一来，恶性循环，北京人口控制将成死结。

北京现在的困局在于，北京已经没有可行的制度途径来解决它当前面临的问题。

笔者主张在香港，用价格限制人口，但在北京，你能让东西涨价吗？你能让北京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基本资源都涨到它应该的成本价上去吗？北京现在存在着三个群体，一个群体，是高官和富豪，他们无所谓，妻子孩子可以送出国，孩子可以上哈佛耶鲁，高兴了可以去海南夏威夷度假，至于北京的种种，他们也不用管。地铁票价便宜，公园票价便宜，高考分数线低，这一切他们都不用去“享受”，因为他们不屑于。

另一个群体是北京普通的“本地人”。这部分人才是所谓的“北京特权”的享受者，这部分人实际上一方面是高层的统治之基，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他们得罪不起，为了“维稳”，要保证这些人的升学，就业，这个思路大家都能理解。如今这部分人和“外地人”数量相当，势均力敌，政府的政策最终选择为“本地人”所绑架，虽然事实上各类“排外政策”“歧视政策”他们都不屑享受了，他们甚至连北京户口中国护照都想扔掉呢。

但是，任何一个北京人都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没有可以不付代价的繁荣，没有可以不计成本的“特权”。容纳“外地人”涌入北京，是你们所要付出的代价，而来到北京受“歧视”，是很多这个时代还残存一丝“中国梦”的人所不得不面对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