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为什么美国少有“知识分子”？

在美国，有一个问题时时引起我的思考：美国人日常话语中，很少出现“知识分子”这一用语。美国人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比例很高，但美国人中很少有人自称为知识 分子，也很少有人以知识分子的责任、义务、使命感之类的豪言壮语，来表示贡献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以上我在荷尔顿所看到的，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社会公益事业 与政治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们心目中，理念与理论并不重要。 

　　 这里指的知识分子，不完全是一个与“劳心者”的内涵相当的职业概念。更具体地说，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这样一种人，这些人受 过高深的教育，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由于所受教育较高，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信息来源，因而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这种知识与 敏感相结合，使他们自愿地承担起关注社会、改造社会、改良社会为已的道德使命。这些人可以看作是社会精英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有别于平民百姓，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往往与个人所属集团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而与他们所自觉承担的道德使命感有关，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确认的信仰、价值与理念，献身于社会改造与 改良的行动，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为理念而献身的行动倾向性，是十八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即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人类历史，不同于以往历史的一大特色。从此，知识 分子为人类历史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知识分子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也往往带来灾难。往往导致理想主义型的知识分子，或称理念型知识人，以某种自己认为合理 的、全面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社会工程的蓝图，来改造社会。这种好心人式的知识分子，严复在1906年给他的学生熊纯如的一封信中，在批判梁启超等人以不切 实际的书生式的“纸的学问”来从事政治时，说了一句极其深刻的话：“须知吾人之深受苦痛，其由于恶人者浅，而成于好人者深”（严复年谱481页）。再也没 有比这句话更深刻地提示了乌托邦型的知识分子造成的好心人的灾难了。

　　 在欧洲、俄国与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是那些视理念为生命的知识分子来作为核心的。我在 国内时，曾经问过一位来我家做客的美国博物学者，为什么在美国没有欧洲人使用的那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也一时回答不上来，他只是说，在美国，知识分 子往往不是一个好称呼。那些被认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才会被人称之为知识分子。更有一位从美国回中国探亲的朋友说，如果一个竞选美国总统的人被一般民众认为 更象是知识分子，那他注定是失败无疑。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说美国人中没有进步、独立思考、争取公共权利的理念、以及为这种种自己认同的理念而斗争的行动倾向性。恰恰相反，美国社会中，这样一 些关注社会、为社会事业而人士，相当普遍。在美国，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而申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被称之这“专业人 士”（Professonal)。每个专业的人士中，总有一些为社会公益事业而积极活动的人士。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别？ 

　　 我对此做出的一个解释是，产生知识分子的社会，如欧洲、俄国、中国，是一个社会阶层分层较为显著的社会结构，这种传统社会结构中，只有少数人可能有机会受 到较高深的教育。这些精英分子与没有受过教育、较少受到人文价值熏染的人们相比，会油然产生一种精英主义的责任意识、道德义务感与某种优越感。这是一批高 于众人之上的、因拥有知识运思能力而变得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特别敏感、因人文价值的执着而具有对社会的批判能力的社会群体。他们力求从理论上来概括社会问 题，并力求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来对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及其根源作出根本的判断，并谋求对自己所意识到的社会弊症作出根本性整体性解决的人们。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托洛茨基的典型人格为例子，他无疑是这类乌托邦型知识分子中的姣姣者。印度革命家罗易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经历托洛茨基演讲 时印象，大意是，这位大革命讲演时，一动也不动，就像一座古代塑像一样，他先用俄文讲了两个小时，又把他的演讲用法文与德文重复了一遍。他的雄辩使所有的 人着了魔似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质就是左的乌托邦主义。 

　　这种人的最基本特点是，由于抽象理念中的理论因素而产生的社会政治判断，与道德关怀相 结合，而产生一种行动化的方向。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更具有激进的理想主义的倾向性。更为概括地说，在一个社会分层较为明显，从而为形成少数人受到人文性 的教育的社会，以及社会矛盾与问题成为资源的社会，是产生此类知识分子的温床。 

　　 而美国是一个移民的社会，职业化程度很高，而没有明显的阶层分化，受教育的程度很高，使每个职业中都存在着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他们可以站在本向职业的立场上，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背景或依据，来提出问题并为此承担起社会责任。 

　　 与欧洲各国相比，欧洲国家有过封建社会的历史，因则也少不了贵族文化传统的遗存，贵族文化是产生精英主义优越感的温床，凡是有精英主义价值，就会有精英与平民的分野，就会有一种人产生强烈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激情冲动。 

　 　 如果这个社会恰恰又有许多困难、矛盾与无法振拔的困境，那么掌握理念与思辩能力的精英们，就会充当了政治运动的发动机。而在美国，一则没有前面所说的封建 历史与贵族传统，二则没有灾变式的大问题刺激人们从形而上的理念层面去解释，去提出某种政治神话来安抚人心，而美国是平民主义倾向很强的社会。美国人的责 任感，则由那些专业人士来体现，他们关注社会，但已经不是怀着精英主义的优越感，而是以一个职业人士的身分，他们从事什么的职业，受过何等教育训练，与他 们从事的政治公益事业并无直接的关联。 

　　 当然美国的学院与书房里也有一些理想家，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是无疑的。问题在于，他们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正是那位我在 国会山见到的自称是“汽车推销员与地毯商人”的众议员，以及那位当小城议长的管道工人和当市长的木材商人。他们似乎没有理想家的想象力，他们也许使美国的 政治舞台少了几分诗情，但却同时具有几分使中国人颇为羡慕的优点，那就是大跃进式的、文化大革命式的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与他们无缘。 

　　 当然，我决非认为中国不需要知识分子，中国在现阶段的进步，实在更需要有知识分子的推动。中国还远远没有进步到无须知识分子运用理念来进行思考与选择的时 代。然而，中国恰恰是容易产生乌托邦型的知识分子温床，那里高喊“中国再来一次经济上的文化大革命未必就是灾难”的新左派，就是此类乌托邦型知识分子的最 新变种。美国恰恰很少有这类理念型的知识分子。我只是觉得，如果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能以一个专业人员那样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问 题，也许对我们民族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