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找回中国人应该有的一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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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着找回中国人应该有的一张脸──上海新闻晨报2012年4月8日专访薛仁明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谢岚 

 

 

薛仁明笑话自己是个“乡下人”：九点多睡觉，五点多起床， 

 

对两岸的文化圈而言，他也像是个“乡下人”。 

 

没有显赫的学历；在台东乡下当了十多年的中学老师；第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时，早已四十出头，白头发都有了。 

 

就是这个“乡下人”，却在短短两三年间成为后起之秀。他所写的胡兰成和孔子，迅速得到了读者和文化界的瞩目，很快结集出版，一纸风行。此后两岸的新书、签售、讲演约请不断。

 

一开始，薛仁明自己都有些诧异：我真的写得有那么好吗？不过现在，他大约知道自己为什么受欢迎了。 

 

与其说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人的见解，不如说是他实在地说出了弥漫的“时代病”： 

 

“怎么大家都那么紧绷？”“我们怎么变成了今天这个德性？ ” 

 

并且，他经历的困惑、选择和思考，为纾解这些病症提供了一种回答。 

 

春色浪漫，再做江南之游的薛仁明接受了我的访问，分享了他的困惑、触动和思考。 

 

薛仁明，1968年生于台湾，祖籍福建漳州，父母就未受过学校教育。毕业于台大历史系，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1993年大学毕业当完兵后，长居台东池上乡下。关心的焦点，是文化的重建和生命的修行。着有 《胡兰成·天地之始》、《万象历然》、《孔子随喜》等。 

 

 

 

 

 

你是不是也有一张紧绷的脸？ 

 

薛仁明惊动台湾文化圈，是因为一本挑战主流看法的处女作《胡兰成·天地之始》。 

 

不过，薛仁明在大陆引起关注，却和一篇随笔大有关系。 

 

2011年春，《孔子随喜》在大陆出版，薛仁明跟随签售的旅程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走了一大圈。他很早就来过大陆，去过不少地方，但和这边文化圈、知识分子的亲密接触，可算是头一遭。 

 

回到台湾，薛仁明先后在《南方都市报》、《联合报》发表了《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一文，且因大量网站的转载，在两岸引起了相当的回响。“十余天的大陆之行……所见所闻，多有感触。其中之最，则是，大陆的读书人，实在太不快乐了。……读书人的郁结忧深，两岸皆然……但相较说来，大陆的读书人，除了忧郁干枯，普遍是更急躁，也更容易激愤。知识分子才相聚一堂，动辄开骂，个个义愤填膺，人人宛若社会良心。……我看到许多知识分子一张张的脸，躁、怒、愤、戾，全然全然，都是纠结。” 

 

文章接着写道，读书人一脸躁郁，没有个好性情，误人误己，“正是百年来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 

 

此文激起了相当的反弹。有人击掌叫好，有人不以为然，也有人认为此文造成了薛仁明和大陆一些知识分子的间隙。 

 

但事实上，当薛仁明观察到大陆读书人“躁、怒、愤、戾”神情时，他并不是一个带着莫名其妙优越感的旁观者，相反，他的心头浮现了很多人的脸，也包括他自己曾经的脸。 

 

换言之，“躁郁”不仅仅是大陆读书人的脸，而是这个时代的“众生相”。 

 

“我读高中的时候，整个人很抑郁，心里有个很沉重的焦虑：在一个行将崩坏的世界，个人如何安身立命？我也不知道这么严肃的焦虑是哪里来的，也没有办法和同学讲，说不清楚。就只是觉得凡事都没意思，我老困惑着：大家谈论的那些东西真的重要吗？可什么是重要的，我也搞不清楚。 

 

我先是考上了政大，读了两个月，觉得心越来越累，只好休学半年，回到老家，天天睡大觉，醒来后就去海边散步，在沙滩上来来回回走两个小时。那时候，台湾有个作家孟东篱，带着妻小隐居花莲海边。我蛮向往这样的隐士生活，常常看孟东篱的书。 

 

后来，我又考上了台大历史系。我想历史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许可以解决我的困惑，可是没想到，书越读，脑子里的东西越来越沉，一直往下压，压得整个脸都僵硬了。 

 

当时有个同学叫汪平云，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汪平云很有才情，写诗、读哈贝马斯、唱国际歌、听陈明章（台湾著名音乐人，闽南语歌手，有人称他为台湾的民谣大师——记者注），努力学着闽南话。他为人诚挚，读书很多，善思辨，理论水平很高。但是，他不快乐、不明朗，平日总是苦笑。我们一起喝酒，喝到最后他常常几番泪流满面。几年前，汪平云自杀身亡，报纸上说是忧郁症。 

 

我休学重考，不仅是想换个喜欢的专业，而是希望走出抑郁，获得安稳、轻朗的生命状态。可是我在台大历史系，东瞧西望，开朗的不多，期待中的自信、新鲜、厚实与安稳，更难遇到。心里的向往——生命和学问严丝密合的想法，在学院中则是显得有些滑稽。学院教人念书，强调的是分析、排比、论证、思辨，而历史系最在意的是，论文结构缜密、证据充足、客观严谨。尽管经常读着‘中国历史’、谈着‘中国文化’，但我们和中国传统是非常隔膜的，对天地万物都有一种不自知的漠然无感。 

 

比如说，台湾民间祭祀盛行，我读的是历史，却感受不到祭祀背后的辽阔； 

 

我对中医完全陌生，不知道"寒热虚实"究竟是什么意思，更不用说背后哪一套中国人的身体观及宇宙观； 

 

我也很少听中国传统音乐，古代文人最寻常操弄的古琴，甚至都没有见过； 

 

歌仔戏、南北管，偶有听闻,，而京剧昆曲，半出都没看过； 

 

…… 

 

那时候，我也和很多大学生一样，希望在西方文化中为苦闷的精神状态找找出路，认认真真去听古典音乐，看艺术电影。可是老实讲，古典音乐，听着听着，我始终有种深层的隔阂；看艺术电影，更是‘自残’，越看越压抑。那时，我隐隐然都觉得不对，但何处不对，却说不明白。 

 

这种状态并不是我或者台大独有。 

 

这几年我有一位朋友，本科清华毕业，接着念北大，后又留学牛津，现居德国。在大家看来，她真是个让人羡慕的天之骄子，但事实呢？她曾经告诉我，读清华本科时，苦不堪言，当时所有的课程都感觉非常 ‘疏离和痛苦’，始终就想着要如何逃离那种‘被机械、仪器和自动化所充斥的生活’，甚至还想过退学，因为她觉得，那些学习，‘都和生命无关’。 

 

后来我才认识到，不止是我们这些学院中人，其实大家都那么紧绷。我看到职场白领的纷纷爆肝 （过劳导致肝脏不堪负荷），大学教授频频过劳，他们都很认真、很聪明，却有种实实在在的不对劲。我也常常看到同侪朋友的人生起落。那些主流价值观中的成功者，常常更令我感慨。他们中间，当然有生命安稳厚实的人，但为数很少，更多的是外表光亮，内心抑郁虚空。他们都是好人，也都是极优秀之人；但是，他们不自由，他们半点都不快乐。 

 

我意识到，事实上，是我们整个时代的‘感知系统’出了大问题。很多人，包括以前的我，读越多的书，越僵硬，越不自在。很多人被概念、价值观绑住了，性情常常有一定程度的异化。 ” 

 

我喜欢这种感觉，真正有人味 

 

大陆的各种文化热也会传到对岸。2010年，因孔子热暴红的某名家，许多台湾人看了频频摇头，却又不无尴尬，就像《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掌门人杨泽问道：台湾自诩传统深厚，但放眼望去，一时半晌，竟不知哪儿找人来谈谈孔子？ 

 

不久，薛仁明在杨泽的邀请下，开始《人间副刊》“连载”，写写他心目中的孔子。这时候他已经年过四十，白发不少。 

 

孔子这位仁兄，在两岸的命运不无相似之处。 

 

“考试之后，就再也不愿看到有板有眼、老在训人的至圣先师，孔子俨然是逐渐僵化封闭的传统文化的象征，台湾高喊复兴中华文化，每年也都有祭孔大典，但只能令人敬而远之。”东海大学教授、前台湾美术馆馆长倪再沁写道，“（而）薛仁明谈孔子，就像在替相识已久的老朋友讲几句公道话，经常把他摆在近日的现实情况来比拟，能把早已概念化的孔子，描述成如此有趣、清新、通达且生机活泼的寻常人物。” 

 

薛仁明笔下，孔子温良恭俭让中隐藏着“反骨”；常消遣学生，又老被学生“吐槽”；身为一个“老江湖”，不忘其忧，却不改其乐，再如何困顿忧伤，只消隔一会，又意兴扬扬、兴高采烈起来了。 

 

大家都是知道孔子是个老师，而薛仁明对其师生关系的描画，新鲜吸引人： 

 

“孔门之所以深阔，是在于他那几个高弟的个个精神、色色鲜明，且看他前期三大门人——大家都极熟悉的颜回、子路、子贡，一个静默澄澈宛若高僧，一个慷慨豪迈直世侠客，一个聪敏通达游走政商。三人均非一般，个个不可小觑，但又大相径庭，彼此泾渭分明，然而，这三种截然有异的鲜亮人格，却又能在仲尼门下齐聚一堂，笑语吟吟，且又长期追随，实在让后人很好奇这老师是何等的格局和器识。” 

 

“孔子被弟子修理，子路不时就骂老师，似乎是以‘骂’老师为乐，‘骂’老师为荣。但是到后来，老师还以学生为荣，多好！他们的师生关系是很宽松的，很自在，这时候就有很真实的东西出来。”薛仁明说。 

 

因写胡兰成而结缘的朱天文这样看《孔子随喜》：“那些原先缄默似石看来全部一个样的故人，突然间，你说我说，连语气、连举止、连性格、连身世背景、连他们的命运，清晰到像《红楼梦》里写出的百样人，每一个都难忘。” 

 

那么，当初杨泽何以邀请薛仁明来写孔子呢？ 

 

“我讲的孔子之所以与别人不同，是因为有一份‘底气’。”薛仁明说。 

 

大学毕业以后，意识到自己“性情异化”、“感知系统除了大问题”的薛仁明，很清楚自己不想要都市和学院里继续生活下去。他离开台北，来到台东乡下，就此定居下来。正是这个离开主流的选择，让他得以在活泼扎实的民间生活中体会到了“先感后知”，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鲜直接的认识和实践。 

 

“大学毕业后我去当兵服役两年。有两次假期，我特地到台东乡下，搭火车，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走，看看哪个地方比较有感觉。后来来到池上，池上是全台湾稻米最好吃的地方，两边是山脉，中间是开阔的纵谷平原。我站在那里，就有种说不出的安稳。所以当完兵后，我就到池上的中学教书，一直住到现在。 

 

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民间保存得最好。台湾民间很自在活泼，也温良恭俭让。一到那里，就会感觉到很有人情味，很温厚，对人不设防。我从小在乡下长大，叔叔伯伯那辈人都有中国传统男人风范，话不多，不太计较，厚道，对人不会太过分。 

 

如果到台湾自由行，一定到真正的乡下走一走，逛逛市场。你看那些市井小民，日子也不见得很好过，却懂得苦中作乐，嘻嘻哈哈；即使唬人，也唬得虎虎生风，有种人该有的活气。所以我比较不喜欢超市，超市比较冰冷，不过大陆的超市倒是还好，还有点菜市场的味道，有点爱理不理的味道……我最怕那种态度非常好，但你却觉得那一切都是假的，这时，一个人的职业和性情是会出现断裂的。台湾有几家特别有名的老字号，服务员大都有两个特点。第一，年纪很大，六十几岁，跟那家店的掌柜至少几十年以上，有种古风。第二，服务态度都不算太好，给你菜单的时候，也不会毕恭毕敬地等，会提供你意见，也会说‘这样差不多了啦！ ’，好像不是来服务的，而是和你平起平坐。我喜欢这样的感觉，真正有人味。 

 

你还要去当地最大的庙看一看。台湾乡下的每个庙都是活的，是整个乡下的中心，影响力非常大。庙周围通常都有当地最好吃的小吃，因为那里人气最旺嘛。 

 

我在池上住下来后，除了上课，就是看书、看戏，接触书法，听了大量的中国音乐，当时最常来往的朋友是一位大我20岁的长者，就每天看他写书法，听听戏曲，再和他聊聊。 

 

这时候读书的心态不一样，没有任何目的，纯粹就是好看，读着读着，一个个句子就会跳出来，很受用。然后慢慢发现，看山，看花，看学生，甚至看人吵架，都会看出些东西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原来真的是那么回事。 

 

我以前从来没听过京剧，后来看到几篇郑培凯谈京剧的文章，心里一动，就想找来看看。我记得看的第一出京剧是《锁麟囊》，感觉和艺术电影完全不同，清清爽爽，就很有好感。后来常常看。刚开始会打盹，慢慢就看出味道来了。比如，《龙凤呈祥》、《群英会》里赵云出场，按剧情来说，应是很紧张的一幕，可是你看，赵云一亮相，就先来个‘起霸’，五分钟，十分钟，似乎全和剧情无关，好像就在那里‘耍帅’，‘扮酷’嘛！有人常常说，京剧拖沓，不紧凑，但我的理解是，那就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你可以说是随随便便，也可以说是幽默，其实是一种是解脱的心境。中国人即使在那样的节骨眼上，都还有能耐回过身来转个弯，人就自由豁脱了嘛！所以，看着看着，越来越有意思，人就松下来了。以前乡间有许多老者，也没读什么书，但看起来就有一种从容自在，没有暮气，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戏曲的感染。 

 

住在乡下，会有很多祭祀。我结婚那天，子时要拜天公，阵仗很大。晚上十一点开始，我必须斋戒沐浴，全身洗得干干净净，所有的衣物，连袜子都要是新的。我和我父亲、弟弟，行三跪九叩大礼。旁边演傀儡戏，唢呐演奏。我在那边来磕来磕去，膝盖痛得要死。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有个感觉，唉，我的人生好像开始走到另外一个阶段了。我第一次意识到，中国人讲‘天地人’原来就是那么一回事。在那一个当下，心里面就有很深很深的感受。这种感受，跟读书、别人给你道理，是两码事。透过那个仪式，中国传统就有种真实感。我似乎和天地，和整个自然，和过去联结起来。一个人如果和自然，和历史联系起来，生命的安稳就出现了。 

 

十年前，我有个特殊的因缘跟随了自己真正的老师林谷芳，他是一个音乐家和禅宗修行者。

 

林老师的艺术研究所独树一帜，不重视任何学究的研究，放弃任何没有感受的知识。他有门最重要的课，就是春天带上研究生到大陆江南呆个十天八天。从十年前开始，我几乎每年都会想办法跟他出来。跟林老师出来，其实是一种全面的学习，几乎从早上看到晚上，一举一动，甚至包括他和林师母闹不高兴，我都觉得太有意思了。事实上，我和内人的关系的转好，受了林老师很大的启发。 

 

有一次我跟着他来内地，路上有个厕所非常臭，我屏气出来，正好碰到林老师。 ‘臭吗？ ’‘很臭！ ’‘那好，我要去撇条’！ （闽南话大便的意思——记者注）好像还有些开心。我就觉得，这老头哦，实在不简单。还有一次，一群茶人和民乐队去巴黎举行茶会，林老师是总指挥。那天，整个场地布置地非常雅致，但是露天的。演出前一个小时，突然乌云密布。茶人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大家都千里迢迢跑到巴黎哎。大家问林老师怎么办。他就说，你们喝茶不是标榜淡定从容？喝了一二十年，难道只有喝茶的时候从容？他后来说，其实在可能下大雨的一刹那，他陷入了一种异常兴奋的状态，他是一个期待有状况的人。 

 

某种程度上，我跟着林老师，好像是在印证在胡兰成先生书上读到的话。讲道理人人都会讲，但遇到一个真实的东西，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林老师其实和一般人不一样，但又不是遥不可及的，你会觉得很可以亲近。透过他感受到的中国文化，是真实、鲜明的。 ” 

 

 

 

 

 

路旁的花草，你至少要认得一半 

 

3月22日，薛仁明在历史系教师唐小兵的邀请下，来到华师大闵行校区演讲。讲座设在季风书园，而室外，宽阔的马路开肠破肚，尘土飞扬，庞大的水泥搅拌车隆隆驶过。从市区搬来不久的同学们戏称新校区为“闵大荒”。 

 

薛、唐二人有些意外，当晚的讲座来了不少年轻学生，好多人站着静静听完。 

 

讲谈快结束时，一个男生款款从末排走上前来，只见刘海蓬松，斜斜梳着，遮住了小半脸。他轻声诉说了自己的困惑：心中迷茫，对周围感到失望，数门功课红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薛仁明看着他，好像看着大学时代的自己。这样的学生，大陆的行程中屡屡遇到。 

 

“我在大陆真切地感觉到，我写的东西，谈的东西，是真的有人在看在听，这对我的触动很大。我谈的只是平常的东西，竟然会对他们造成那么大的触动，为什么？是不是大家内心深处都有个不安，需要有一种安顿？2009年，《天地之始》出版，两岸回响不小，尤其是这边年轻人的反应，我最心动。我觉得，两岸文化是在一个消长的状态。如果大陆这边文化过了低潮，一些年轻人对真实的生命状态有憧憬，想更接近深层的中国文化，想去看去摸，或许我可以扮演一个看得见、碰得着的小小的角色。 ” 

 

从2010年开始，薛仁明仍然住在池上乡下，但辞去了教书的工作。 

 

“那时候开始有些约稿，如果一边上课，一边写作，家里还有三个小孩，照顾不过来，我会把自己绷紧的，我非常不喜欢把自己绷紧。这个时候，我就只好有所抉择。说实在的，这个抉择不太容易。在台湾中学教书，待遇不错，我教了十几年，薪水相当够了。这个时候放弃，连半毛的退休金都没有，从世俗的角度来讲，是个比较大的牺牲。可说实在话，这个时候来写作，来说话，对一些人可能有些小小的帮助，这会比我在乡下一个中学教书来得有意思。辞掉工作第一年，收入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但第二年就笃定多了。因为确实是有些人愿意读你的东西，有所受益，同时慢慢也可以变成一定的经济基础，理想和现实可以搭配，我觉得挺好。 ” 

 

除了到学校讲演，薛仁明很喜欢离开学院，去和"业余"的传统文化爱好者谈谈。 

 

“有一次，我去成都，在一个民间文化研习会讲讲。他们里面的成员多样，有公务员、咨询师、电视主播，还有企业主管。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水果行老板，他识字不多，平均十个字，会写错四个。但我谈中国文化，一字一句，他都听得有滋有味。别人提问，我才答罢，他便用四川话又再评唱一番。他的评唱，我不甚听懂，但看那满堂和气，哄堂笑语，我于是相信，中国人该有的脸，是找得回来的。谈中国文化，恢复中国文化，说穿了，不过是要恢复中国人的那张脸，不应该那么紧绷。后来，那个水果行老板跟我说，薛老师，你说的话，我都听得懂。 

 

这回到南京，朋友带我去一个茶室。空间疏朗，还有一个禅堂。我想，这样一个茶室能挣钱吗？朋友说，茶室隔壁有间很大的KTV，老板用那里挣来的钱来养这个地方。后来，老板出来了，一看，嗯，果然长着一张KTV老板的脸。可是有意思的是，一会儿他进去内室，换了件灰色的袍子出来，他的脸瞬间又变成了一个修行人。我们聊到胡兰成，张爱玲，他以前可从来没听过这两个名字，但是他才一听，便说了些自己的看法，很到位呐。这就是我所说的‘有感的知’。 ” 

 

薛仁明来大陆，有个年轻人陪着他，就像古代的那种弟子，端茶倒水，安安静静。两人在虹桥机场会面，然后转高铁去南京，从机场出来到地铁站沿途有段路边，茶花开得明艳。薛仁明问，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吧？年轻人就一脸迟疑。十多天后，薛仁明在回台湾前，给他交代了两个功课： 

 

“第一，下回我来上海，路旁的这些花花草草，你至少要认认得一半。第二个功课呢，就是赶快找个女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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