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真的是太大了，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其实就在涡阳县的县委扩大会开得热闹非凡，以致不欢而散的时候，在这个县一个名叫“新兴”的边远小镇上，却正在酝酿着注定会被写进共和国改革史的一桩大事。
我们确实没有理由把今天乡村干部的素质想像得太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想把农村经济搞好的，正是出于这个强烈的愿望，新兴镇党委书记刘兴杰，镇长李培杰，才会对《农民日报》上一篇极易被忽视的文章，发生了那么大的兴趣，并当即热烈地展开了讨论。
这是一篇署名为杨文良的《为农民松绑把粮食推向市场》的文章。他们对文章中提到的税费改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萌动了要试一试“税费一把抓，用钱再分家”的念头。
两人一扯到征收税费，无不感到头皮发麻，脑袋发炸。眼看征收的任务年年在加大，这一年，全镇就要完成农业税三十一万元，农业特产税二十四万元，耕地占用税二点四万元，烤烟产品税八十一点五万元，提留统筹款一百六十二万元，再加上修路、治水的费用，总计就是三百二十万元，人均负担高出一百元，亩均负担也在五十元以上。为完成以上征收任务，他们必须组织人员上门催缴，这些人员所需费用一般达到征收总额的百分之十，有时甚至达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这笔额外的花销又要加到农民头上。特别是烟税，上边年年派任务，镇里就只有分摊到农户，每亩摊到八十多元；但是农民花在地膜育苗、施肥、烤烟用煤、灌溉等生产性的投入上，每亩成本就将近二百元，一年辛苦下来反倒要贴钱。农民怨声载道，镇村干部每年都要用十个月时间，在骂声中强迫种植，在骂声中催促收购，弄得镇村干部上下不是人。
刘兴杰刚过而立之年，年轻气盛，眼看这一年又难以完成收费与收购的任务，深有感慨地对李培杰说：
“国务院几番下令，农民负担不能超过上年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结果呢，这个本用来限制乱收费的‘上线’标准，如今却成了加码收费的‘底线’。虚报浮夸风又这样盛行，农民人均收入明明只有一千元，也得报到一千五甚至两千元，最后就都按照这些虚夸数字的百分之五来征收，怎么得了！”
李培杰比刘兴杰的年龄大上许多，经历的事情自然也就比刘兴杰多，听年轻的书记这番议论，他就为当年的粮价算了一笔账：
“国家粮食定购价与市场价的差别也太大，就说黄豆，国家收购只是三角八到四角钱一斤，而市场上现在已经卖到了九角到一块，农民对此极为不满。这办法总得变一变！”
“是呀，如何设定一个合理的办法，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刘兴杰叹着气说，“收费收得叫农民明明白白，又能让乡村干部从一年忙到头也完不成的征收任务中解放出来。”
刘兴杰自担任新兴镇的党委书记以来，一直就在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发现为征税收费，镇村两级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积怨已经太深，党群关系早变得严重恶化，他很想在这方面有些作为。
李培杰说：“咱不妨试试报上讲的这个办法。”
刘兴杰说：“我喊你来也就是合计合计这件事。”
于是后来被人们称作“新兴二杰”的刘兴杰和李培杰，一拍即合，两人坐下来，按照杨文良文章提供出的办法，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核算：新兴镇每月工资支出为七万元上下，全年就是八十五万多元；办公经费精打细算一年得要二十万元；农业税一般是定在五十万元；加上建设费四十万元，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所需的二十万元，以及“五保四扶”要的二十万元，杂七杂八扣除以后，全年全镇所需资金起码在二百六十万元左右。而全镇耕田面积是八万七千亩，细算下来，每亩一年一次性地上交三十元便能基本满足全镇的财政需求。
这样，“一亩耕地一次交清三十元，任何人不得再收费”的大胆设想就产生了！
这个办法群众能不能接受呢？刘兴杰和李培杰动员乡村干部去走村串户，广泛征求农民的意见。农民一听一次交清税费后，再没有人上门收钱纳粮，全都乐得拍巴掌。
新兴镇土生土长的镇党委书记刘兴杰，听罢分头下去征求农民意见的汇报之后，在镇党委和镇政府召开的联席会上，他同大家推心置腹地说：
“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农村的许多事都亲身经历，亲眼目睹；我这是在家乡的土地上工作啊，如果干不出一点实事，只知道收钱，父老乡亲是会骂娘的！”
主意已定，接下来，他们就想方设法地寻求上级领导的支持。这年十月初，刘兴杰和李培杰专程前往涡阳县城，他们是小心翼翼地向县委和县政府汇报工作的。
县委书记王保明、县长汪炳瑜，十分认真地听取了二人的汇报，特别是了解到他们已经广泛征求了农民的意见，镇党委和镇政府还开会形成了专门的决议，决心很大，感到十分高兴。他们不但明确表态可以试点，还把何开荫有关农业税费改革的具体方案作了介绍。
刘兴杰和李培杰听了，大为振奋。更让两人喜出望外的是，书记县长非但鼓励他们搞好这个试点，还当场敲定，县委、县政府决定于明年一月三日就在他们新兴镇召开一次现场会，为他们助威叫阵。
书记县长作出的这个非常的决定，使得刘兴杰和李培杰兴奋得有点儿“受宠若惊”。有了县领导的撑腰，“新兴二杰”底气更足了。
不过，这以后不久，二人先后听说了县委扩大会上发生的那场争论，以及汪炳瑜在会上摔笔记本的故事，隐隐感到这事真的干起来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因为税费合并征收明显违背了当时的政策法规。县委扩大会尚且开得如此艰难，何况他们一个小乡镇？二人不能不感到有些后怕。
但，怕归怕，该干还是要干。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刘兴杰说，“谁追查下来，反正我们还有小平同志的这句话！”
李培杰说：“我看这项改革对各部门都有利，惟独没有利的就是乡镇干部、村干部，因为他们再揩不到农民身上的‘油’了。既然有利于国家，有利于集体，又可以把农民负担降下来，就是个人受点委屈，甚至‘倒霉’，咱也认了！”
刘兴杰寻思着说：“为减少风险，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后来，这个“更好的办法”，终于想出来了。他们干脆把税费改革的方案提交新兴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这样就可以争取到镇人大的参与和人民代表的支持。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兴镇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全镇一百一十名人大代表，那天除因事因病有两人请假外，其余的一百零八人均如期到会。会上，李培杰代表镇政府作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土地承包税(费)制度》的工作报告。经过代表们充分而认真的讨论，一百零八位到会代表全都投了赞成票。
新兴镇的人民代表在审议通过大会的提案上，从来还没有如此齐心过。
可以说，靠一个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如此重大的改革工作，这在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
会后，共和国的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由乡镇政府宣布改革的第一张布告产生了。有着镇长李培杰亲自签名的这张布告，一个早上就贴遍了新兴镇所有的村庄和集市，广而告之：“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全镇将试行土地承包税(费)制度。”
布告内容如下：
一、实行税费提留全额承包，农民只承担按照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不在(原文如此，应为不“再”，笔者注)承担任何费用，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农民摊派或增加提留款；
二、全镇八点九万亩土地，每亩承包费全年上交三十元(午秋各半)，实行税费提留一次到位，农民按照国家规定交售的粮食，谁出售，谁得款；
三、镇财政所直接与农民签订协议书，在收款期间，自然村、行政村干部负责落实，同时要求全镇干部、国家职工、教师、党团员带头交款……
这是一张绝无仅有的布告，它虽然是以一个基层政府的名义张贴的，却是最朴实地表明了亿万中国农民渴望摆脱历史的重负、勇敢地走向市场的决心。其中许多内容，对于今天中国的广大农村无疑具有理想化的典型意义。它理所当然要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样被我们所铭记！
新兴镇闹起了税费改革，这消息，像一道骤然亮起的闪电，划过淮北平原这片空寂的原野，惊动了整个涡阳县的乡村干部和农民。干部们都被征收税费弄得焦头烂额，农民更是被“三乱”搞怕了，听说新兴镇试验起“一次清”的“费改税”，干部群众全打心里欢迎。一时间，去新兴镇参观取经看热闹瞧新鲜的人，滔滔似水，络绎不绝。
大家都生活得很累，都被说得清和说不清的各种束缚绑得太久，太紧，渴望得到解脱，寻找一种变化，现在，新兴镇带了头，闯出了一条新路，其他乡镇自然也都跃跃欲试。闻风而动的，首先是丹城乡，他们几乎是前脚和后脚似地，仿照新兴镇的办法，召开了全乡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审议通过了同样的税费改革方案。马店乡也不甘落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各项筹备。
每年的元旦，淮北还是天寒地冻的冰雪世界，肆虐的西北风几尽卷走了大平原上的一切生机，然而，一九九三年元旦，涡阳县，以及涡阳周边的蒙城、利辛、太和、濉溪和亳县，却都是在热谈新兴镇税费改革的话题中度过的。
新的一年的第三天，涡阳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领导，以及全县各乡镇党委政府的负责人，云集新兴镇，如期召开了四大班子的联席会议。按照县委书记王保明、县长汪炳瑜事先的计划，是要通过这样一次现场会，把新兴镇的改革作为典型示范推广到全县去。
会议安排刘兴杰代表新兴镇首先讲话，他也是作了认真准备的，并满怀豪情地汇报了他们为减轻农民负担进行的“土地承包税(费)制度”改革的做法与心得。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是在全身心地聆听着，整个会议处在一种亢奋的气氛之中。然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连县委书记、县长都感到意外的情况，县人大主任突然提出了异议，并严肃提出：新兴镇的改革方案虽然合理，却绝不合法！
人大主任的语气是毋庸置疑的，冷静的措词透出坚定不移的否决态度和毫不动摇的原则立场。深谙政界仕途的人，一听便知大有背景。没谁不清楚，这次的联席会议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二人倡导的，为了张扬新兴镇的改革精神和推广他们的改革方案，书记县长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赤膊上阵”了。同样，没谁不知道，敢在全县几大班子以及所有乡镇党委政府负责人面前公开这种与书记和县长相悖相左的意见，不是有省人大至少也要有地区人大在背后支持。
这使得差不多的与会者都感到始料不及。
这对新兴镇的改革，对县委、县政府决定召开的这次联席会议，无不是一记当头棒喝！
正因为大家都明白人大主任的意见丝毫不掺杂个人的恩怨，即便是在这样的场合表明相反的看法，不仅合理合法，名正言顺，而且是在行使人大依法享有的权力，是在维护国家政策法规的严肃性，因此，不再需要人大主任点明，谁都知道：大张旗鼓地宣扬非法的决策，对于一个县委、县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
会场上，顿时呈现出一片令人窒息的宁静。
整个会议原先笼罩着的那种亢奋的氛围，就在突然出现的这种寂静之中迅速地消失了，消失得甚至找不出一点儿痕迹。
会议的宗旨也就在转瞬之间发生了变化。
无论县委书记王保明还是县长汪炳瑜，在这种情势之下，都不便再说什么。
既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者的县人大主任指出方案的非法，县委书记和县长又变得如此缄默，人们思考的方向便自然而然地很快从改革的思路上跳了出来，接下去的发言就开始变得模棱两可起来。
现场会最后总结的情景，许多出席了那次会议的人至今印象深刻，尽管县委书记内心是向着新兴镇的改革的，但话已不再是那样旗帜鲜明，甚至说出了如果实在不行再回头也来得及的话。
总之，现场会过后，所有支持的领导就变得不再那么理直气壮了。
新兴镇的税费改革陷入了巨大的困惑。
是呀，这样的改革还能再干吗？
刘兴杰和李培杰犹豫过，但是，他们不甘就此罢休。镇里的党政班子经过认真磋商，决定不改初衷，硬着头皮也要把税费改革继续下去！
刘兴杰和李培杰认准了一个理：这种改革对农民有好处；一个农村基层干部不为农民谋福利，就是最大的失职！
他们当然知道组织原则的重要，也知道“试行土地承包税(费)制度”是有悖于现行政策法规的，这些，他们全知道；不过他们更清楚，江泽民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大家“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无疑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待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口是心非，还是不折不扣地照办，这显然是高举不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执行不执行江总书记重要指示，有没有党性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证券”、“股市”，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邓小平却语重心长地指出：“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并说，“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甚至说，“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读着邓小平这些气吞山河的讲话，刘兴杰和李培杰不仅感到亲切，感到心灵的震撼，更感受到一种大彻大悟。
他们按照既定的计划，把税费改革的《试行细则》和税费合并后的《收缴结算办法》发到了全镇每一户农民的手上，并按规定挨家挨户签订了协议。
于是新兴镇义无反顾地将中国税费改革的序幕拉开了！
曾经准备和新兴镇一同进行改革的马店乡，终因党委书记见势头不妙，主动缩手；而同样是由基层人大开会通过了改革方案的丹城乡，却受到新兴镇的鼓舞，依然决定与新兴镇一起坚持干下去。
然而，好景不长。三月一日，县人大法工委与县财政局突然兴师动众地派员下到新兴镇检查工作；三月三日，镇党委书记刘兴杰被调离。
有人说，调走刘兴杰，那是对新兴镇税费改革的“釜底抽薪”；也有人说，让刘兴杰出任副县级的城关镇镇长，李培杰接替刘兴杰当了新兴镇书记，那是县委、县政府对他们的重用。但是，不管怎么说，税费改革正处在十分艰难的起步阶段，刘兴杰的调离对新兴镇来说毕竟是种损失。
因为镇长李培杰出任了党委书记，副镇长龚保杰就当上了镇长。龚保杰也是个税费改革的坚定派，因为他的名字里也有个“杰”字，后来人们便把“新兴二杰”改称为“新兴三杰”。
新兴镇的改革并没因此而中止，倒是由于改革的得民心，顺民意，很快便迅猛发展，势如破竹。
可是到了四月二十七日，形势就陡然急转直下。这一天涡阳县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一项决定：撤销新兴镇和丹城乡人大通过的实行税费改革的决议。
面对县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丹城乡顶不住了，退缩了。李培杰也面临着痛苦的抉择。接到正式下达的决定时，人们发现，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呆呆地望着墙壁寻思了一个上午。
第二天，李培杰去了趟县城，他专程拜访了县人大主任。
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主任那儿得到哪怕只是一点儿松动的口风。但是这种企望最后还是破灭了。得到的回答是丝毫没有回旋余地的：“不要再搞了，这是非法的！”
但他依然不甘心，又跑到县委，提出继续改革的请求。县委书记王保明当然知道，县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那个决定，是受到上面支持的，到了这一步，他显然也不便再明确表态，于是就说：“再干，就撤了你！”说完这一句，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撤了你，也还是可以重新启用的嘛！”
李培杰自然心领神会。
在回新兴镇的一路上，李培杰的心情十分复杂，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真理有时会在少数人手里”的那样一种悲壮。
他想：如果有悖现行政策和法规的事都不加分析地一概反对，都要坚决制止，一概扼杀，那么，中国的农村还会有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的经验吗？小岗人不是敢为天下先，没有不怕坐牢杀头的勇气去闯去“冒”，又怎么可能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呢？
他想，这镇党委书记又算个几品官呢？追查下来，大不了掉顶乌纱帽，只要能为老百姓干好一件他们称心如意的事，就是发配回家重新种田也值！
李培杰于是横下了一条心，要把“这条道儿走到黑”！
这以后，无论大会小会，只要上边询问，李培杰都声称没再改革，干的还是原先的一套。他抱定是要“瞒天过海”、“我行我素”了。
由于新兴镇同农民签订的协议规定，每亩耕地交足三十元钱之后，就不再承担除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以外的其他义务，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少农户主动干起了高效农业，仅药材和涡阳的特产苔干，就都一下扩大到一万亩，分别比上年增加了两倍和九倍；池藕也扩大到五千亩，比上年增加到五倍以上。因为大家舍得投入，用心种地了，老天又帮了忙，午季出现了少有的大丰收。结果，这一年午季税费的征收，一没用民兵，二没动民警，更没有乡村干部上门牵猪扒粮，全镇仅用了十天时间，就顺顺当当完成了任务。这是多年来不曾见过的。
因为有着改革《试行细则》的约束，乱伸手的现象，在新兴镇得到了遏制，全镇农民人均负担和亩均负担，都比改革前的一九九二年同期分别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七和百分之二十点六。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最出乎李培杰意外的是，试行土地承包的“税费合一”之后，土地的合理流转“浮出水面”，土地开始向种田能人手里转移。李培杰派人去摸底，发现全镇自发转包土地的就多达一百多户，其中一户转入土地六十多亩，一茬优良大豆的纯收入便是两万多元。还因为不要组织人员上门催款逼粮了，许多编制就不需保留了，仅此一项，全镇精简分流的村组干部就是三百多人，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
尽管李培杰和龚保杰，对外守口如瓶，只字不提“改革”二字，但这一切是瞒不过县政府信息科的。科长王伟认为，新兴镇税费改革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他有责任向省里反馈。这一天，王伟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写成了一份几百字的材料，简明扼要地报到省政府信息处。
新华社安徽分社一位记者得到了王伟提供的材料，觉得很有新闻价值，就把它编成了一份内参，在《半月谈》内部版上予以发表。谁知，这只有豆腐干大小的一则消息，却激怒了涡阳县人大的一些领导同志，了解到是王伟透露出去的信息，便找到王伟问罪：“你怎么能把这样的信息报上去呢？”他们认为这消息为涡阳县捅了“漏子”，给涡阳人民的脸上抹了黑！
在县政府召开的征收任务完成情况的汇报会上，李培杰发现不少人竟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就估计改革的风声可能传开了。为不给县委、县政府领导招惹麻烦，在轮到他汇报时，干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说：“新兴镇完全是在遵照县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没有再实行原先税费改革的办法。”他说得煞有介事。他不得不学会认真地说假话。
李培杰一旦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就下定决心要把这场改革坚持下去，同时又不得不把违心的弥天大谎继续编织下去。党性和良知，其实一点不矛盾，本来应该是一件事情，但为新兴镇的“土地税(费)制度改革”，李培杰，也包括龚保杰，每天差不多就都生活在“组织纪律性”与良知的痛苦抉择中……
中国农民调查其实就在涡阳县的县委扩大会开得热闹非凡，以致不欢而散的时候，在这个县一个名叫“新兴”的边远小镇上，却正在酝酿着注定会被写进共和国改革史的一桩大事。
我们确实没有理由把今天乡村干部的素质想像得太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想把农村经济搞好的，正是出于这个强烈的愿望，新兴镇党委书记刘兴杰，镇长李培杰，才会对《农民日报》上一篇极易被忽视的文章，发生了那么大的兴趣，并当即热烈地展开了讨论。
这是一篇署名为杨文良的《为农民松绑把粮食推向市场》的文章。他们对文章中提到的税费改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萌动了要试一试“税费一把抓，用钱再分家”的念头。
两人一扯到征收税费，无不感到头皮发麻，脑袋发炸。眼看征收的任务年年在加大，这一年，全镇就要完成农业税三十一万元，农业特产税二十四万元，耕地占用税二点四万元，烤烟产品税八十一点五万元，提留统筹款一百六十二万元，再加上修路、治水的费用，总计就是三百二十万元，人均负担高出一百元，亩均负担也在五十元以上。为完成以上征收任务，他们必须组织人员上门催缴，这些人员所需费用一般达到征收总额的百分之十，有时甚至达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这笔额外的花销又要加到农民头上。特别是烟税，上边年年派任务，镇里就只有分摊到农户，每亩摊到八十多元；但是农民花在地膜育苗、施肥、烤烟用煤、灌溉等生产性的投入上，每亩成本就将近二百元，一年辛苦下来反倒要贴钱。农民怨声载道，镇村干部每年都要用十个月时间，在骂声中强迫种植，在骂声中催促收购，弄得镇村干部上下不是人。
刘兴杰刚过而立之年，年轻气盛，眼看这一年又难以完成收费与收购的任务，深有感慨地对李培杰说：
“国务院几番下令，农民负担不能超过上年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结果呢，这个本用来限制乱收费的‘上线’标准，如今却成了加码收费的‘底线’。虚报浮夸风又这样盛行，农民人均收入明明只有一千元，也得报到一千五甚至两千元，最后就都按照这些虚夸数字的百分之五来征收，怎么得了！”
李培杰比刘兴杰的年龄大上许多，经历的事情自然也就比刘兴杰多，听年轻的书记这番议论，他就为当年的粮价算了一笔账：
“国家粮食定购价与市场价的差别也太大，就说黄豆，国家收购只是三角八到四角钱一斤，而市场上现在已经卖到了九角到一块，农民对此极为不满。这办法总得变一变！”
“是呀，如何设定一个合理的办法，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刘兴杰叹着气说，“收费收得叫农民明明白白，又能让乡村干部从一年忙到头也完不成的征收任务中解放出来。”
刘兴杰自担任新兴镇的党委书记以来，一直就在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发现为征税收费，镇村两级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积怨已经太深，党群关系早变得严重恶化，他很想在这方面有些作为。
李培杰说：“咱不妨试试报上讲的这个办法。”
刘兴杰说：“我喊你来也就是合计合计这件事。”
于是后来被人们称作“新兴二杰”的刘兴杰和李培杰，一拍即合，两人坐下来，按照杨文良文章提供出的办法，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核算：新兴镇每月工资支出为七万元上下，全年就是八十五万多元；办公经费精打细算一年得要二十万元；农业税一般是定在五十万元；加上建设费四十万元，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所需的二十万元，以及“五保四扶”要的二十万元，杂七杂八扣除以后，全年全镇所需资金起码在二百六十万元左右。而全镇耕田面积是八万七千亩，细算下来，每亩一年一次性地上交三十元便能基本满足全镇的财政需求。
这样，“一亩耕地一次交清三十元，任何人不得再收费”的大胆设想就产生了！
这个办法群众能不能接受呢？刘兴杰和李培杰动员乡村干部去走村串户，广泛征求农民的意见。农民一听一次交清税费后，再没有人上门收钱纳粮，全都乐得拍巴掌。
新兴镇土生土长的镇党委书记刘兴杰，听罢分头下去征求农民意见的汇报之后，在镇党委和镇政府召开的联席会上，他同大家推心置腹地说：
“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农村的许多事都亲身经历，亲眼目睹；我这是在家乡的土地上工作啊，如果干不出一点实事，只知道收钱，父老乡亲是会骂娘的！”
主意已定，接下来，他们就想方设法地寻求上级领导的支持。这年十月初，刘兴杰和李培杰专程前往涡阳县城，他们是小心翼翼地向县委和县政府汇报工作的。
县委书记王保明、县长汪炳瑜，十分认真地听取了二人的汇报，特别是了解到他们已经广泛征求了农民的意见，镇党委和镇政府还开会形成了专门的决议，决心很大，感到十分高兴。他们不但明确表态可以试点，还把何开荫有关农业税费改革的具体方案作了介绍。
刘兴杰和李培杰听了，大为振奋。更让两人喜出望外的是，书记县长非但鼓励他们搞好这个试点，还当场敲定，县委、县政府决定于明年一月三日就在他们新兴镇召开一次现场会，为他们助威叫阵。
书记县长作出的这个非常的决定，使得刘兴杰和李培杰兴奋得有点儿“受宠若惊”。有了县领导的撑腰，“新兴二杰”底气更足了。
不过，这以后不久，二人先后听说了县委扩大会上发生的那场争论，以及汪炳瑜在会上摔笔记本的故事，隐隐感到这事真的干起来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因为税费合并征收明显违背了当时的政策法规。县委扩大会尚且开得如此艰难，何况他们一个小乡镇？二人不能不感到有些后怕。
但，怕归怕，该干还是要干。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刘兴杰说，“谁追查下来，反正我们还有小平同志的这句话！”
李培杰说：“我看这项改革对各部门都有利，惟独没有利的就是乡镇干部、村干部，因为他们再揩不到农民身上的‘油’了。既然有利于国家，有利于集体，又可以把农民负担降下来，就是个人受点委屈，甚至‘倒霉’，咱也认了！”
刘兴杰寻思着说：“为减少风险，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后来，这个“更好的办法”，终于想出来了。他们干脆把税费改革的方案提交新兴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这样就可以争取到镇人大的参与和人民代表的支持。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兴镇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全镇一百一十名人大代表，那天除因事因病有两人请假外，其余的一百零八人均如期到会。会上，李培杰代表镇政府作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土地承包税(费)制度》的工作报告。经过代表们充分而认真的讨论，一百零八位到会代表全都投了赞成票。
新兴镇的人民代表在审议通过大会的提案上，从来还没有如此齐心过。
可以说，靠一个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如此重大的改革工作，这在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
会后，共和国的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由乡镇政府宣布改革的第一张布告产生了。有着镇长李培杰亲自签名的这张布告，一个早上就贴遍了新兴镇所有的村庄和集市，广而告之：“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全镇将试行土地承包税(费)制度。”
布告内容如下：
一、实行税费提留全额承包，农民只承担按照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不在(原文如此，应为不“再”，笔者注)承担任何费用，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农民摊派或增加提留款；
二、全镇八点九万亩土地，每亩承包费全年上交三十元(午秋各半)，实行税费提留一次到位，农民按照国家规定交售的粮食，谁出售，谁得款；
三、镇财政所直接与农民签订协议书，在收款期间，自然村、行政村干部负责落实，同时要求全镇干部、国家职工、教师、党团员带头交款……
这是一张绝无仅有的布告，它虽然是以一个基层政府的名义张贴的，却是最朴实地表明了亿万中国农民渴望摆脱历史的重负、勇敢地走向市场的决心。其中许多内容，对于今天中国的广大农村无疑具有理想化的典型意义。它理所当然要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样被我们所铭记！
新兴镇闹起了税费改革，这消息，像一道骤然亮起的闪电，划过淮北平原这片空寂的原野，惊动了整个涡阳县的乡村干部和农民。干部们都被征收税费弄得焦头烂额，农民更是被“三乱”搞怕了，听说新兴镇试验起“一次清”的“费改税”，干部群众全打心里欢迎。一时间，去新兴镇参观取经看热闹瞧新鲜的人，滔滔似水，络绎不绝。
大家都生活得很累，都被说得清和说不清的各种束缚绑得太久，太紧，渴望得到解脱，寻找一种变化，现在，新兴镇带了头，闯出了一条新路，其他乡镇自然也都跃跃欲试。闻风而动的，首先是丹城乡，他们几乎是前脚和后脚似地，仿照新兴镇的办法，召开了全乡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审议通过了同样的税费改革方案。马店乡也不甘落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各项筹备。
每年的元旦，淮北还是天寒地冻的冰雪世界，肆虐的西北风几尽卷走了大平原上的一切生机，然而，一九九三年元旦，涡阳县，以及涡阳周边的蒙城、利辛、太和、濉溪和亳县，却都是在热谈新兴镇税费改革的话题中度过的。
新的一年的第三天，涡阳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领导，以及全县各乡镇党委政府的负责人，云集新兴镇，如期召开了四大班子的联席会议。按照县委书记王保明、县长汪炳瑜事先的计划，是要通过这样一次现场会，把新兴镇的改革作为典型示范推广到全县去。
会议安排刘兴杰代表新兴镇首先讲话，他也是作了认真准备的，并满怀豪情地汇报了他们为减轻农民负担进行的“土地承包税(费)制度”改革的做法与心得。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是在全身心地聆听着，整个会议处在一种亢奋的气氛之中。然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连县委书记、县长都感到意外的情况，县人大主任突然提出了异议，并严肃提出：新兴镇的改革方案虽然合理，却绝不合法！
人大主任的语气是毋庸置疑的，冷静的措词透出坚定不移的否决态度和毫不动摇的原则立场。深谙政界仕途的人，一听便知大有背景。没谁不清楚，这次的联席会议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二人倡导的，为了张扬新兴镇的改革精神和推广他们的改革方案，书记县长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赤膊上阵”了。同样，没谁不知道，敢在全县几大班子以及所有乡镇党委政府负责人面前公开这种与书记和县长相悖相左的意见，不是有省人大至少也要有地区人大在背后支持。
这使得差不多的与会者都感到始料不及。
这对新兴镇的改革，对县委、县政府决定召开的这次联席会议，无不是一记当头棒喝！
正因为大家都明白人大主任的意见丝毫不掺杂个人的恩怨，即便是在这样的场合表明相反的看法，不仅合理合法，名正言顺，而且是在行使人大依法享有的权力，是在维护国家政策法规的严肃性，因此，不再需要人大主任点明，谁都知道：大张旗鼓地宣扬非法的决策，对于一个县委、县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
会场上，顿时呈现出一片令人窒息的宁静。
整个会议原先笼罩着的那种亢奋的氛围，就在突然出现的这种寂静之中迅速地消失了，消失得甚至找不出一点儿痕迹。
会议的宗旨也就在转瞬之间发生了变化。
无论县委书记王保明还是县长汪炳瑜，在这种情势之下，都不便再说什么。
既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者的县人大主任指出方案的非法，县委书记和县长又变得如此缄默，人们思考的方向便自然而然地很快从改革的思路上跳了出来，接下去的发言就开始变得模棱两可起来。
现场会最后总结的情景，许多出席了那次会议的人至今印象深刻，尽管县委书记内心是向着新兴镇的改革的，但话已不再是那样旗帜鲜明，甚至说出了如果实在不行再回头也来得及的话。
总之，现场会过后，所有支持的领导就变得不再那么理直气壮了。
新兴镇的税费改革陷入了巨大的困惑。
是呀，这样的改革还能再干吗？
刘兴杰和李培杰犹豫过，但是，他们不甘就此罢休。镇里的党政班子经过认真磋商，决定不改初衷，硬着头皮也要把税费改革继续下去！
刘兴杰和李培杰认准了一个理：这种改革对农民有好处；一个农村基层干部不为农民谋福利，就是最大的失职！
他们当然知道组织原则的重要，也知道“试行土地承包税(费)制度”是有悖于现行政策法规的，这些，他们全知道；不过他们更清楚，江泽民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大家“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无疑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待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口是心非，还是不折不扣地照办，这显然是高举不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执行不执行江总书记重要指示，有没有党性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证券”、“股市”，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邓小平却语重心长地指出：“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并说，“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甚至说，“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读着邓小平这些气吞山河的讲话，刘兴杰和李培杰不仅感到亲切，感到心灵的震撼，更感受到一种大彻大悟。
他们按照既定的计划，把税费改革的《试行细则》和税费合并后的《收缴结算办法》发到了全镇每一户农民的手上，并按规定挨家挨户签订了协议。
于是新兴镇义无反顾地将中国税费改革的序幕拉开了！
曾经准备和新兴镇一同进行改革的马店乡，终因党委书记见势头不妙，主动缩手；而同样是由基层人大开会通过了改革方案的丹城乡，却受到新兴镇的鼓舞，依然决定与新兴镇一起坚持干下去。
然而，好景不长。三月一日，县人大法工委与县财政局突然兴师动众地派员下到新兴镇检查工作；三月三日，镇党委书记刘兴杰被调离。
有人说，调走刘兴杰，那是对新兴镇税费改革的“釜底抽薪”；也有人说，让刘兴杰出任副县级的城关镇镇长，李培杰接替刘兴杰当了新兴镇书记，那是县委、县政府对他们的重用。但是，不管怎么说，税费改革正处在十分艰难的起步阶段，刘兴杰的调离对新兴镇来说毕竟是种损失。
因为镇长李培杰出任了党委书记，副镇长龚保杰就当上了镇长。龚保杰也是个税费改革的坚定派，因为他的名字里也有个“杰”字，后来人们便把“新兴二杰”改称为“新兴三杰”。
新兴镇的改革并没因此而中止，倒是由于改革的得民心，顺民意，很快便迅猛发展，势如破竹。
可是到了四月二十七日，形势就陡然急转直下。这一天涡阳县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一项决定：撤销新兴镇和丹城乡人大通过的实行税费改革的决议。
面对县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丹城乡顶不住了，退缩了。李培杰也面临着痛苦的抉择。接到正式下达的决定时，人们发现，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呆呆地望着墙壁寻思了一个上午。
第二天，李培杰去了趟县城，他专程拜访了县人大主任。
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主任那儿得到哪怕只是一点儿松动的口风。但是这种企望最后还是破灭了。得到的回答是丝毫没有回旋余地的：“不要再搞了，这是非法的！”
但他依然不甘心，又跑到县委，提出继续改革的请求。县委书记王保明当然知道，县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那个决定，是受到上面支持的，到了这一步，他显然也不便再明确表态，于是就说：“再干，就撤了你！”说完这一句，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撤了你，也还是可以重新启用的嘛！”
李培杰自然心领神会。
在回新兴镇的一路上，李培杰的心情十分复杂，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真理有时会在少数人手里”的那样一种悲壮。
他想：如果有悖现行政策和法规的事都不加分析地一概反对，都要坚决制止，一概扼杀，那么，中国的农村还会有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的经验吗？小岗人不是敢为天下先，没有不怕坐牢杀头的勇气去闯去“冒”，又怎么可能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呢？
他想，这镇党委书记又算个几品官呢？追查下来，大不了掉顶乌纱帽，只要能为老百姓干好一件他们称心如意的事，就是发配回家重新种田也值！
李培杰于是横下了一条心，要把“这条道儿走到黑”！
这以后，无论大会小会，只要上边询问，李培杰都声称没再改革，干的还是原先的一套。他抱定是要“瞒天过海”、“我行我素”了。
由于新兴镇同农民签订的协议规定，每亩耕地交足三十元钱之后，就不再承担除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以外的其他义务，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少农户主动干起了高效农业，仅药材和涡阳的特产苔干，就都一下扩大到一万亩，分别比上年增加了两倍和九倍；池藕也扩大到五千亩，比上年增加到五倍以上。因为大家舍得投入，用心种地了，老天又帮了忙，午季出现了少有的大丰收。结果，这一年午季税费的征收，一没用民兵，二没动民警，更没有乡村干部上门牵猪扒粮，全镇仅用了十天时间，就顺顺当当完成了任务。这是多年来不曾见过的。
因为有着改革《试行细则》的约束，乱伸手的现象，在新兴镇得到了遏制，全镇农民人均负担和亩均负担，都比改革前的一九九二年同期分别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七和百分之二十点六。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最出乎李培杰意外的是，试行土地承包的“税费合一”之后，土地的合理流转“浮出水面”，土地开始向种田能人手里转移。李培杰派人去摸底，发现全镇自发转包土地的就多达一百多户，其中一户转入土地六十多亩，一茬优良大豆的纯收入便是两万多元。还因为不要组织人员上门催款逼粮了，许多编制就不需保留了，仅此一项，全镇精简分流的村组干部就是三百多人，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
尽管李培杰和龚保杰，对外守口如瓶，只字不提“改革”二字，但这一切是瞒不过县政府信息科的。科长王伟认为，新兴镇税费改革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他有责任向省里反馈。这一天，王伟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写成了一份几百字的材料，简明扼要地报到省政府信息处。
新华社安徽分社一位记者得到了王伟提供的材料，觉得很有新闻价值，就把它编成了一份内参，在《半月谈》内部版上予以发表。谁知，这只有豆腐干大小的一则消息，却激怒了涡阳县人大的一些领导同志，了解到是王伟透露出去的信息，便找到王伟问罪：“你怎么能把这样的信息报上去呢？”他们认为这消息为涡阳县捅了“漏子”，给涡阳人民的脸上抹了黑！
在县政府召开的征收任务完成情况的汇报会上，李培杰发现不少人竟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就估计改革的风声可能传开了。为不给县委、县政府领导招惹麻烦，在轮到他汇报时，干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说：“新兴镇完全是在遵照县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没有再实行原先税费改革的办法。”他说得煞有介事。他不得不学会认真地说假话。
李培杰一旦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就下定决心要把这场改革坚持下去，同时又不得不把违心的弥天大谎继续编织下去。党性和良知，其实一点不矛盾，本来应该是一件事情，但为新兴镇的“土地税(费)制度改革”，李培杰，也包括龚保杰，每天差不多就都生活在“组织纪律性”与良知的痛苦抉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