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1990年的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副页》刊出何开荫改革设想一文时，就引起了河北省省长岳歧锋的注意。
河北省也是农业大省，产粮大省，同样也长期受到农业税费征收工作中诸多问题的困扰，因此，岳歧锋认真读罢何开荫的文章，立刻提笔作了批示；他不但自己对何开荫提出的改革设想发生了兴趣，还要把党委和政府两边的政研人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结合河北省的情况，立即进行探讨与论证。
当天，河北省委办公厅就作出决定，请省委政研室牵头办理。省政研室主任、后调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肖万钧，当即调兵遣将。于是，河北省委政研室农村处的杨文良，这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六八届的毕业生，将注定成为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上又一位重要的人物，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接到这项任务，他就一头扎进了“公粮制”的研究中，并在三个月之后拿出了研究成果：《对实行公粮制的探讨》。初稿完成之后，他给远在安徽的何开荫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满含敬慕之情地写道：
“我高兴地拜读了您的大作，受益甚大。我认为您提出的这些建议基本上切实可行，如被采纳，必将提高农民保护耕地和种粮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家庭承包制，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当然更有利于农村政治上的安定。
“安徽在纠正长期‘左’的错误、实行家庭承包制上是立了首功的，全国农民感谢陈庭元(原凤阳县委书记)；您作为稳定、完善家庭承包制的建议——耕地国有、农民永佃、实行什一税的首倡者，必然也会受到全国农民的衷心感谢。”
信的落款是：“河北知音杨文良”。
何开荫接到此信，又惊又喜。他绝然想不到，他的这些改革设想在安徽无声无息，却在外省受到如此重视。
视为知己者是用不上客套的，何开荫就杨文良《对实行公粮制的探讨》一文很坦诚地回了一封信。
当杨文良完成文稿的最后修定，准备报给岳歧锋省长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岳歧锋正在这时调离了河北省，出任了辽宁省省长。由于岳歧峰的调离，杨文良的报告也就搁置了起来。
但是，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的杨文良，他却从此再也无法从中超脱了。可以说，他在接受这项任务时纯粹是偶然的，是被动的，可一当他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之后，他就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很难遇到的重大课题，而且感到了一种神圣的社会责任。于是，对公粮制的研究，就成了他魂牵梦绕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段时间，杨文良在《农民日报》、《求是》、《决策参考》和《县级综合改革通讯》等省内外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关于什一税》、《双重负担太重，问题亟待解决》以及《五千万农民呼唤第三次解放——关于农村税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和何开荫一样，他也是希望这些文章能引起上面的关注。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八日，杨文良和邱世勇又合写了一篇《公粮制：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出路》的文章，被刊登在河北省委办公厅主办的《综合调研信息》上。想不到，他发表了那么多有关的文章，惟独被刊登在本省机关杂志的这篇文章，引起省委书记邢崇智的注意。邢崇智立即把文章批给了省委副书记李炳良；希望他出面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研究提出个改革方案，力求从法规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其实，在这之前，李炳良已经从政研室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已经批给了主持政研室工作同时兼任县级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吴志雄。他在杨文良的文章上批道：“有很多启发。选一个综合改革试验县将此事与粮油价格放开一并予以试验如何？请酌。”现在又看到了省委书记邢崇智十分明确的意见，李炳良意欲进行公粮制试验的决心就更大了，于是他再次给吴志雄作了一个批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请按崇智同志的批示议个意见，择机讨论一次。”
吴志雄接连接到李炳良的两个批示，不敢怠慢，马上找到杨文良，希望他尽快拿出一个更具体的东西来。
终于得到了省委领导的肯定，杨文良十分兴奋，他很快写出《关于实行公粮制的建议》，觉得不大满意，后又草拟了一个《河北省公粮制改革方案》。为慎重起见，方案一写好他就跑去征求了省委农工部、省体改办、省财政厅和农业厅等部门的意见，然后又去了产粮大县正定县，征求下面的意见。他发现正定县委、县政府对进行这种试点的态度很积极，于是就又和省委政研室副厅级研究员谢禄生一道，同正定县综改办的徐祥熙、肖玉良、韩根锁、张银苏、叶正国五人，历经四个月，一头扎到正定县五个乡镇十个村庄的一百户农民家里去调查走访。最后，七易其稿，写成了《正定县公粮制改革试点试行草案》。
这已到了一九九三年的五月。改革方案业已成稿，就准备向省委正式上报了，杨文良却觉得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做，那就是应该去趟安徽，拜访这项改革的首创者何开荫，听一下他的意见。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杨文良从石家庄踏上南下的列车，来到了安徽省的省会合肥。
何开荫见杨文良不远千里而来，而且还带来了正定县综合改革办公室的肖玉良和韩根锁，以及正定县粮食局的李黑虎，别提有多高兴。本来，他也准备把这些河北客人在肥期间的生活安排得轻松愉快一点，至少陪诸位到各处逛逛，看看，但得知河北省委、省政府对农村税费的改革十分重视和支持，要求他们尽快拿出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来，何开荫就决定哪儿也不去了，关起门来，同他们一心一意研究“公事”。
他非常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对河北省马上就要试点的这场改革有着实际上的更好的帮助。
杨文良一行在合肥呆了两天，他们也就这样谈了两天。彼此都觉得相见恨晚，自然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当杨文良重新回到河北省，不久，便完成了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最后修改工作。《实施方案》报上去之后，杨文良得知河北省委主要领导人有了变动，禁不住敲起了心鼓，因为恰在此时，省委书记由×××替换了邢崇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会不会出现麻烦呢？
杨文良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至今没有形成一个不因人事更迭而确保一项工作连续性的有效制度，因人而异的事早已是见怪不怪了。
好在省委副书记李炳良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着杨文良，他看了《实施方案》，十分满意，在批请新任省委书记研究决定时，显然出于同样的顾虑，所以特地多写上了几句话：
“××同志：此方案是综改办的同志与正定县的同志一起搞的，我去听过一次。其主要特点是将粮食购销价格放开的同时，实行公粮制。对农民由现金税改为实物税，一道税，一次清，透明度高，群众易接受，可能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也可保证乡村必要开支和国家掌握一定数量的粮食。先在正定县三个乡试点，拟同意其试行。”
事实上，杨文良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新领导仔细读了《正定县粮食购销改革试点试行方案》后，干干脆脆地批了四个字：“同意试点”。
省委领导拍板同意试点，这叫杨文良总算松了一口气。但他依然不敢怠慢，为使改革方案更臻完善，和正定县的同志一道，又跑了趟北京。他们分别前往中央政研室，国家计委，国家农业部和内贸部，以及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管理学院等许多部门，广泛征求了一次意见。
当杨文良把他们工作进展的情况告诉给何开荫时，何开荫大为振奋，甚至为河北省委改革的魄力和工作的周到，感到几分妒嫉。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何开荫偶然得知本省涡阳县新兴镇早就偷偷搞起了税费改革的消息，这消息使得何开荫半信半疑，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曾为这事专门去过一趟涡阳县，涡阳县委扩大会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这事怎么可能发生呢？
半是惊喜，半是好奇，何开荫搭乘了一辆长途客车，决定去涡阳探听一下虚实。
中国农民调查河北省也是农业大省，产粮大省，同样也长期受到农业税费征收工作中诸多问题的困扰，因此，岳歧锋认真读罢何开荫的文章，立刻提笔作了批示；他不但自己对何开荫提出的改革设想发生了兴趣，还要把党委和政府两边的政研人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结合河北省的情况，立即进行探讨与论证。
当天，河北省委办公厅就作出决定，请省委政研室牵头办理。省政研室主任、后调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肖万钧，当即调兵遣将。于是，河北省委政研室农村处的杨文良，这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六八届的毕业生，将注定成为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上又一位重要的人物，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接到这项任务，他就一头扎进了“公粮制”的研究中，并在三个月之后拿出了研究成果：《对实行公粮制的探讨》。初稿完成之后，他给远在安徽的何开荫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满含敬慕之情地写道：
“我高兴地拜读了您的大作，受益甚大。我认为您提出的这些建议基本上切实可行，如被采纳，必将提高农民保护耕地和种粮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家庭承包制，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当然更有利于农村政治上的安定。
“安徽在纠正长期‘左’的错误、实行家庭承包制上是立了首功的，全国农民感谢陈庭元(原凤阳县委书记)；您作为稳定、完善家庭承包制的建议——耕地国有、农民永佃、实行什一税的首倡者，必然也会受到全国农民的衷心感谢。”
信的落款是：“河北知音杨文良”。
何开荫接到此信，又惊又喜。他绝然想不到，他的这些改革设想在安徽无声无息，却在外省受到如此重视。
视为知己者是用不上客套的，何开荫就杨文良《对实行公粮制的探讨》一文很坦诚地回了一封信。
当杨文良完成文稿的最后修定，准备报给岳歧锋省长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岳歧锋正在这时调离了河北省，出任了辽宁省省长。由于岳歧峰的调离，杨文良的报告也就搁置了起来。
但是，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的杨文良，他却从此再也无法从中超脱了。可以说，他在接受这项任务时纯粹是偶然的，是被动的，可一当他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之后，他就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很难遇到的重大课题，而且感到了一种神圣的社会责任。于是，对公粮制的研究，就成了他魂牵梦绕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段时间，杨文良在《农民日报》、《求是》、《决策参考》和《县级综合改革通讯》等省内外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关于什一税》、《双重负担太重，问题亟待解决》以及《五千万农民呼唤第三次解放——关于农村税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和何开荫一样，他也是希望这些文章能引起上面的关注。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八日，杨文良和邱世勇又合写了一篇《公粮制：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出路》的文章，被刊登在河北省委办公厅主办的《综合调研信息》上。想不到，他发表了那么多有关的文章，惟独被刊登在本省机关杂志的这篇文章，引起省委书记邢崇智的注意。邢崇智立即把文章批给了省委副书记李炳良；希望他出面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研究提出个改革方案，力求从法规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其实，在这之前，李炳良已经从政研室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已经批给了主持政研室工作同时兼任县级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吴志雄。他在杨文良的文章上批道：“有很多启发。选一个综合改革试验县将此事与粮油价格放开一并予以试验如何？请酌。”现在又看到了省委书记邢崇智十分明确的意见，李炳良意欲进行公粮制试验的决心就更大了，于是他再次给吴志雄作了一个批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请按崇智同志的批示议个意见，择机讨论一次。”
吴志雄接连接到李炳良的两个批示，不敢怠慢，马上找到杨文良，希望他尽快拿出一个更具体的东西来。
终于得到了省委领导的肯定，杨文良十分兴奋，他很快写出《关于实行公粮制的建议》，觉得不大满意，后又草拟了一个《河北省公粮制改革方案》。为慎重起见，方案一写好他就跑去征求了省委农工部、省体改办、省财政厅和农业厅等部门的意见，然后又去了产粮大县正定县，征求下面的意见。他发现正定县委、县政府对进行这种试点的态度很积极，于是就又和省委政研室副厅级研究员谢禄生一道，同正定县综改办的徐祥熙、肖玉良、韩根锁、张银苏、叶正国五人，历经四个月，一头扎到正定县五个乡镇十个村庄的一百户农民家里去调查走访。最后，七易其稿，写成了《正定县公粮制改革试点试行草案》。
这已到了一九九三年的五月。改革方案业已成稿，就准备向省委正式上报了，杨文良却觉得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做，那就是应该去趟安徽，拜访这项改革的首创者何开荫，听一下他的意见。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杨文良从石家庄踏上南下的列车，来到了安徽省的省会合肥。
何开荫见杨文良不远千里而来，而且还带来了正定县综合改革办公室的肖玉良和韩根锁，以及正定县粮食局的李黑虎，别提有多高兴。本来，他也准备把这些河北客人在肥期间的生活安排得轻松愉快一点，至少陪诸位到各处逛逛，看看，但得知河北省委、省政府对农村税费的改革十分重视和支持，要求他们尽快拿出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来，何开荫就决定哪儿也不去了，关起门来，同他们一心一意研究“公事”。
他非常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对河北省马上就要试点的这场改革有着实际上的更好的帮助。
杨文良一行在合肥呆了两天，他们也就这样谈了两天。彼此都觉得相见恨晚，自然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当杨文良重新回到河北省，不久，便完成了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最后修改工作。《实施方案》报上去之后，杨文良得知河北省委主要领导人有了变动，禁不住敲起了心鼓，因为恰在此时，省委书记由×××替换了邢崇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会不会出现麻烦呢？
杨文良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至今没有形成一个不因人事更迭而确保一项工作连续性的有效制度，因人而异的事早已是见怪不怪了。
好在省委副书记李炳良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着杨文良，他看了《实施方案》，十分满意，在批请新任省委书记研究决定时，显然出于同样的顾虑，所以特地多写上了几句话：
“××同志：此方案是综改办的同志与正定县的同志一起搞的，我去听过一次。其主要特点是将粮食购销价格放开的同时，实行公粮制。对农民由现金税改为实物税，一道税，一次清，透明度高，群众易接受，可能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也可保证乡村必要开支和国家掌握一定数量的粮食。先在正定县三个乡试点，拟同意其试行。”
事实上，杨文良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新领导仔细读了《正定县粮食购销改革试点试行方案》后，干干脆脆地批了四个字：“同意试点”。
省委领导拍板同意试点，这叫杨文良总算松了一口气。但他依然不敢怠慢，为使改革方案更臻完善，和正定县的同志一道，又跑了趟北京。他们分别前往中央政研室，国家计委，国家农业部和内贸部，以及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管理学院等许多部门，广泛征求了一次意见。
当杨文良把他们工作进展的情况告诉给何开荫时，何开荫大为振奋，甚至为河北省委改革的魄力和工作的周到，感到几分妒嫉。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何开荫偶然得知本省涡阳县新兴镇早就偷偷搞起了税费改革的消息，这消息使得何开荫半信半疑，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曾为这事专门去过一趟涡阳县，涡阳县委扩大会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这事怎么可能发生呢？
半是惊喜，半是好奇，何开荫搭乘了一辆长途客车，决定去涡阳探听一下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