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南怀瑾大师学佛悟道》 作者：胡卫红
第34节：听大师说儒(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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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吉回答说："路上杀人，自有地方官吏去管，不必我去过问。而牛喘气异常，可能是发生了牛瘟，或者是其他有关民生疾苦的问题，地方官吏不大会注意，我当然就必须问清楚。"
丙吉表面上冷酷无情，心里却时时装着民生的疾苦，用大仁大义形容他，不是很恰当吗？
政治经济不分家
大师语录
南怀瑾说：假使一个人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而对一件事，一个观念，或一个中心思想，能够专心一致地奉行下去，中途并不因穷困而改变他的节操，不见异思迁，不改行跳槽的，只有那些品德好、有修养、有学问的人才做得到。普通的人，一定要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才可能奉公守法，才可能讲礼义廉耻。
经典回放
选自《孟子》
【原文】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译文】（孟子）说："没有经济性收入却有坚守道德的恒心，只有贤士能够做到。如果一般百姓没有经济性收入，就不会有这种恒心。如果没有恒心，就会放纵邪僻，无所不为。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用刑法去处罚他们，这是陷害百姓。哪有仁君主掌权却可以做这种陷害百姓的事呢？所以明君在制订经济政策时，一定要使老百姓的收入上能赡养父母，下能养活妻儿；丰年能丰衣足食，灾年也不致于饿死。然后督促他们培养美德，老百姓就比较容易服从了。如今百姓的收入上不能赡养父母，下不能养活妻女，丰年也生活在困苦之中，灾年免不了要饿死。这样，他们想把自己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还怕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讲求礼义呢？
大师释疑
恒产："恒"即经常。"产"即生产，这里指生产成果。全句意为经常性收入或固定收入。
放辟邪侈："放"即放纵，"辟"同"僻"，指行为不正。"邪"和"辟"同义。"侈"和"放"同义。
罔民：对人民张罗网，也就是使民自陷于罪的意思。罔，同"网"，
制：规定。
畜：养活。
学儒一得：让好人有条件做好人，让坏人不需要做坏人
孟子的思想比后儒开明，他并不要求普通人像贤士一样坚守品德。他只是提倡用善政引导民众向善。
对多数人来说，本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韩非子曾说过一段很中肯的话："舆人欲人富贵，棺人欲人死丧。人不贵则舆不用，人不死则棺不买。非有仁贼，利在其中。"抬轿的人希望别人富贵，卖棺材的人希望听到别人死亡的消息。当然现在没有抬轿的人，只有出租车司机。如果大家都没钱，出租车司机就没有生意。如果大家都不死，棺材店就会倒闭。出租车司机希望别人富贵，并不是因为心眼好；棺材店老板希望听到死人的消息，也不是因为心眼坏。而是因为利益的驱动。他们都无所谓好坏，只是正常的趋利心理。
假如人可以分为好人或坏人的话，那么，好人也需要有条件才能做好人，坏人在有必要时才会做坏人。所谓的"善政"，无非是让好人有条件做好人，让坏人不需要做坏人。所谓的"暴政"，就是逼得好人变坏，逼得坏人更坏。
政治、经济不分家，搞政治的人，如果不把经济问题搞清，政治也会一团糟。中国的老百姓不太关心政治，谁当老板都一样，只要能过上好日子，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否则的话，哪怕是孔圣人当家，他们也会"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假如一个社会盗贼增多、治安变坏，肯定是经济政策出了问题。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描写了汉朝末期治安变坏的状况：由于苛捐杂税太重，百姓难以维生，于是弃掉土地进城经商。又由于缺乏经营之能，加上市场不景气，纷纷破产，于是上山当盗贼。可是当盗贼的日子也不好过，最后聚众造反。这样的循环总是在历史中一次次重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当权者的贪婪逼得普通百姓不得不"变坏"，并最终把自己也逼上了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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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南怀瑾大师学佛悟道杰出青少年赢定未来的12种能力丙吉回答说："路上杀人，自有地方官吏去管，不必我去过问。而牛喘气异常，可能是发生了牛瘟，或者是其他有关民生疾苦的问题，地方官吏不大会注意，我当然就必须问清楚。"
丙吉表面上冷酷无情，心里却时时装着民生的疾苦，用大仁大义形容他，不是很恰当吗？
政治经济不分家
大师语录
南怀瑾说：假使一个人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而对一件事，一个观念，或一个中心思想，能够专心一致地奉行下去，中途并不因穷困而改变他的节操，不见异思迁，不改行跳槽的，只有那些品德好、有修养、有学问的人才做得到。普通的人，一定要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才可能奉公守法，才可能讲礼义廉耻。
经典回放
选自《孟子》
【原文】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译文】（孟子）说："没有经济性收入却有坚守道德的恒心，只有贤士能够做到。如果一般百姓没有经济性收入，就不会有这种恒心。如果没有恒心，就会放纵邪僻，无所不为。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用刑法去处罚他们，这是陷害百姓。哪有仁君主掌权却可以做这种陷害百姓的事呢？所以明君在制订经济政策时，一定要使老百姓的收入上能赡养父母，下能养活妻儿；丰年能丰衣足食，灾年也不致于饿死。然后督促他们培养美德，老百姓就比较容易服从了。如今百姓的收入上不能赡养父母，下不能养活妻女，丰年也生活在困苦之中，灾年免不了要饿死。这样，他们想把自己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还怕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讲求礼义呢？
大师释疑
恒产："恒"即经常。"产"即生产，这里指生产成果。全句意为经常性收入或固定收入。
放辟邪侈："放"即放纵，"辟"同"僻"，指行为不正。"邪"和"辟"同义。"侈"和"放"同义。
罔民：对人民张罗网，也就是使民自陷于罪的意思。罔，同"网"，
制：规定。
畜：养活。
学儒一得：让好人有条件做好人，让坏人不需要做坏人
孟子的思想比后儒开明，他并不要求普通人像贤士一样坚守品德。他只是提倡用善政引导民众向善。
对多数人来说，本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韩非子曾说过一段很中肯的话："舆人欲人富贵，棺人欲人死丧。人不贵则舆不用，人不死则棺不买。非有仁贼，利在其中。"抬轿的人希望别人富贵，卖棺材的人希望听到别人死亡的消息。当然现在没有抬轿的人，只有出租车司机。如果大家都没钱，出租车司机就没有生意。如果大家都不死，棺材店就会倒闭。出租车司机希望别人富贵，并不是因为心眼好；棺材店老板希望听到死人的消息，也不是因为心眼坏。而是因为利益的驱动。他们都无所谓好坏，只是正常的趋利心理。
假如人可以分为好人或坏人的话，那么，好人也需要有条件才能做好人，坏人在有必要时才会做坏人。所谓的"善政"，无非是让好人有条件做好人，让坏人不需要做坏人。所谓的"暴政"，就是逼得好人变坏，逼得坏人更坏。
政治、经济不分家，搞政治的人，如果不把经济问题搞清，政治也会一团糟。中国的老百姓不太关心政治，谁当老板都一样，只要能过上好日子，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否则的话，哪怕是孔圣人当家，他们也会"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假如一个社会盗贼增多、治安变坏，肯定是经济政策出了问题。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描写了汉朝末期治安变坏的状况：由于苛捐杂税太重，百姓难以维生，于是弃掉土地进城经商。又由于缺乏经营之能，加上市场不景气，纷纷破产，于是上山当盗贼。可是当盗贼的日子也不好过，最后聚众造反。这样的循环总是在历史中一次次重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当权者的贪婪逼得普通百姓不得不"变坏"，并最终把自己也逼上了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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