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英文水准很不坏，至今还记得大约10个单词，其中一个就是Clack，“短而尖锐的碰撞声”。我也记得它所在的那篇课文，它说的是，有个男孩坐火车，耳边听到Clack，他就冒失地嚷嚷起来：“各位，前方有危险的说！”别人都要求他，闭上你的鸟嘴！可是他还是听到这声音，坚持说，火车要翻啦，大家又让他收声。如是者三，终于有人忍无可忍说，这孩子太烦了，要不把火车停一停，让他看看诸事平安好了。火车停了，于是大家发现，铁轨果然出了问题。我想这个故事说的是关于危险的警告有多么重要，而倾听一个人微言轻的声音又是多么难。
我不能夸张地说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对我的新闻记者生涯有益。我只是发现，90%的新闻都是这个故事的变种。不同的是，那些新闻里的“火车”都翻了。我看到蚁力神事件是这样，沙兰镇水灾是这样，更直接可比的，胶济线铁路事件就是这样。这些新闻的核心事实是什么呢？真的是火车倾覆死伤枕藉吗？当然不是，它是这个：曾有一个Clack男孩，他被喝令“收声”了。
如今我不再是一个记者了。某种程度上说，我已厌倦于那些大同小异的故事。我也厌倦于跟那种做人完全没有底线的人打交道。那么多有趣的人我都懒得见呢，凭什么要千里迢迢地去搭理你们？当我看到“躲猫猫”五六的，我可不觉得幽默，我能想象到我去采访的话会遇到什么。人们会告诉我，其实没有谁是错的，因为“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能想到我会烦得要死。
生活就是一个体制，你走在路上会遇到不许闯红灯的体制，吃饭时会遇到左手叉右手刀的体制，睡觉时会遇到不能跟别人的女朋友一起睡的体制。我倾向于认为体制本身就是糟糕的，但它如同政府，有时候是一种必要的糟糕。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我们有一些不必要的糟糕，却认为它是必要的。问题也在于，这种执念是如此令人嫌恶，以至于Clack男孩们发现自己的警告行动就在像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并无意义，于是嘟哝了一句“去你大爷的”便绝尘而去。
一个不够出色的社会与一个不够出色的BBS有共通之处，就是让人感到“懒得跟你们丫说话”。假设有这么一个体制，聪明人都不爱说话，蠢货们却滔滔不绝，我们就会说，啊，这里有一个体制问题。倘若这个体制更进一步，让聪明人学坏，让笨蛋们失去希望，那么它就是一个严重的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登峰造极，就会让聪明人得到邪恶的快乐，却总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当年隋炀帝就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时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之？”这颗头后来就果然被斫了去，这就是一个社会不能集纳智慧，只好集纳暴力。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这体制不坏”常常是违心之论，“体制不可改变”也往往是欺世之谈。
因此我们不得不分辨人们对于体制的感慨。如果备受欺凌者哭哭啼啼：“体制啊，没办法！”那么他是一个犬儒主义者。可是如果飞扬跋扈者也作同样的表态，那么对不起，我就只好认定他是个推脱责任的坏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您的权利和义务得对等呀。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在这个狗食盆子里吃食的没你吗？狗粮有限，你觍着脸净挑贵的吃了，夫复何言呢？
如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可以眺望远方的世界里，终于知道了机会均等、人权保障是好体制的基石。这个时代的困难也不再是晚清式的了，那时人们仿佛是在黑屋子里射箭，永远没有中靶的可能。现在我们看见靶就在那里，要是戴副眼镜，我们还能看见红心，它的名字就叫现代文明。如今的全部问题只是知易行难。何为行呢？何以行呢？其实没多么复杂，我看首先就是当你感到有什么不妥之时就管他娘的，嚷嚷那么一句先。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些Clack男孩。
可是饶是时代进步了，这个国家仍然甚少这类孩子，多的是满怀感慨的家伙。何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呢？我看就是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诞——在典型的中国式心灵中，我们会把衰老与智慧、消极与优美、爱好秩序与因循麻木混为一谈。当年宋人打不过金人，就有一句自嘲的话：“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如今我们比那时积极多了，凡事跟别人比着来。迪拜有高楼，我们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机场，我们北京也有；华盛顿有白宫，我们安徽也有。可是人家保护社会的报警者，有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我们还是只有白发渔樵。
晚来寂静佛祖在一号线我不能夸张地说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对我的新闻记者生涯有益。我只是发现，90%的新闻都是这个故事的变种。不同的是，那些新闻里的“火车”都翻了。我看到蚁力神事件是这样，沙兰镇水灾是这样，更直接可比的，胶济线铁路事件就是这样。这些新闻的核心事实是什么呢？真的是火车倾覆死伤枕藉吗？当然不是，它是这个：曾有一个Clack男孩，他被喝令“收声”了。
如今我不再是一个记者了。某种程度上说，我已厌倦于那些大同小异的故事。我也厌倦于跟那种做人完全没有底线的人打交道。那么多有趣的人我都懒得见呢，凭什么要千里迢迢地去搭理你们？当我看到“躲猫猫”五六的，我可不觉得幽默，我能想象到我去采访的话会遇到什么。人们会告诉我，其实没有谁是错的，因为“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能想到我会烦得要死。
生活就是一个体制，你走在路上会遇到不许闯红灯的体制，吃饭时会遇到左手叉右手刀的体制，睡觉时会遇到不能跟别人的女朋友一起睡的体制。我倾向于认为体制本身就是糟糕的，但它如同政府，有时候是一种必要的糟糕。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我们有一些不必要的糟糕，却认为它是必要的。问题也在于，这种执念是如此令人嫌恶，以至于Clack男孩们发现自己的警告行动就在像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并无意义，于是嘟哝了一句“去你大爷的”便绝尘而去。
一个不够出色的社会与一个不够出色的BBS有共通之处，就是让人感到“懒得跟你们丫说话”。假设有这么一个体制，聪明人都不爱说话，蠢货们却滔滔不绝，我们就会说，啊，这里有一个体制问题。倘若这个体制更进一步，让聪明人学坏，让笨蛋们失去希望，那么它就是一个严重的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登峰造极，就会让聪明人得到邪恶的快乐，却总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当年隋炀帝就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时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之？”这颗头后来就果然被斫了去，这就是一个社会不能集纳智慧，只好集纳暴力。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这体制不坏”常常是违心之论，“体制不可改变”也往往是欺世之谈。
因此我们不得不分辨人们对于体制的感慨。如果备受欺凌者哭哭啼啼：“体制啊，没办法！”那么他是一个犬儒主义者。可是如果飞扬跋扈者也作同样的表态，那么对不起，我就只好认定他是个推脱责任的坏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您的权利和义务得对等呀。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在这个狗食盆子里吃食的没你吗？狗粮有限，你觍着脸净挑贵的吃了，夫复何言呢？
如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可以眺望远方的世界里，终于知道了机会均等、人权保障是好体制的基石。这个时代的困难也不再是晚清式的了，那时人们仿佛是在黑屋子里射箭，永远没有中靶的可能。现在我们看见靶就在那里，要是戴副眼镜，我们还能看见红心，它的名字就叫现代文明。如今的全部问题只是知易行难。何为行呢？何以行呢？其实没多么复杂，我看首先就是当你感到有什么不妥之时就管他娘的，嚷嚷那么一句先。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些Clack男孩。
可是饶是时代进步了，这个国家仍然甚少这类孩子，多的是满怀感慨的家伙。何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呢？我看就是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诞——在典型的中国式心灵中，我们会把衰老与智慧、消极与优美、爱好秩序与因循麻木混为一谈。当年宋人打不过金人，就有一句自嘲的话：“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如今我们比那时积极多了，凡事跟别人比着来。迪拜有高楼，我们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机场，我们北京也有；华盛顿有白宫，我们安徽也有。可是人家保护社会的报警者，有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我们还是只有白发渔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