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个时代，当我还小的时候，人们对古代知识分子充满兴趣，那时的电视剧里最常出现的角色是状元，而不是如今这般全是皇上。状元的人生第一件事是哇哇大哭，然后丫鬟就欢天喜地地跑进厅堂，面对观众宣布：“夫人生啦！”第二件事就是抓周。你知道抓周就是一个口水涟涟的婴儿在一张堆满礼物的桌子上爬啊爬，抓到什么就预示什么前程，抓一本书的就是知识分子，抓印章的是干部，要是抓胭脂盒，父母就要暗叫一声“坏了”，这是个流氓。电视剧总会安排两个孩子一起抓，一个状元，一个流氓，于是观众们就都明白了：这两个孩子将终生为敌，而状元必将取得胜利。
那会儿我就发现，自己对当状元和当流氓都毫无兴趣。要是让我去抓周，我必定要抓一块红烧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说的是少先队员，我自己的兴趣可全在于永不间断地进食。
我觉得书是用来撕的，爷爷的眼镜是用来摔的，这个世界就是用来品尝的。我遇到什么都想塞进嘴里。我吃起杂拌糖来像甜菜上的一条象虫甲，吃起猪大肠来像一个食人生番，假如世上真有小红帽的话，我就要一口吃掉她的奶奶。当我妈送给我一只小猪形状的扑满当做礼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元气淋漓的婴孩，脑子里没有任何你们这个世界的破道理。我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觉得漫无边际的自由是天经地义的，而最狂野的梦想就是第一时间花掉每一枚抓到手里的硬币。因此拿到这只扑满，听说了它的功用之后，我的太阳穴位置就出现了一只网球大的汗珠：这是什么反动东西？
成年人总是倾向于给孩子买不适当的玩具，那只扑满就是一个例证。我猜想，大约是某种文化范式促使我妈认为每个幸福的孩子都该有一只扑满。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的想象权当然是属于家长的，如果你有家长的话。有时候这想象权也归领导。有一年的有一天，午夜时分，我坐在上海外滩的石凳上望着浦东的璀璨灯火，心里想：这水晶之城啊，就是他们对幸福的想象？其时我刚刚去过青海。我设想，要是用一个瞬间移动机器，把我在青海见过的那些乡民弄到这儿，看看什么叫做车如流水马如龙，他们会不会晕掉呢？他们会不会发觉自己是些被摒除的家伙？
我总是认为，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比嶙嶙大厦重要，就像硬币比扑满重要。每次经过一幢银行大厦时，我都会在心里暗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里也装着我的钱，因此我希望央行不要超发货币，免得我的本来可以买俩糖球的钱变得只够买一个。经过另一些威严的大楼时，我同样会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跟我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我只希望它的消化功能不要太好，吃冰棍拉冰棍就再好不过。
孔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觉得这不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最小的小民的幸福感。有什么事情，国家不必瞒着他们，国家对于幸福的想象也该与他们分享。
有时我格物致知，感到我们的国家治理结构常常可与家庭生活类比，我们这儿的权力怎么对待民众，恰如大人们怎么对待孩子。如今我们的教育和政治事业都有了些进步，但仍然不够。为何如此呢？一个可参照的故事是，在赠我扑满的多年以后，我妈退休在家，开了个幼儿园。作为一名优秀又严谨的教师，她让那些小孩子们过着一种地狱般的生活，不是学习“最大的两位数是99”，就是背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有一回，我终于忍不住跟她商榷：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小王八蛋唯一的兴趣就是满地打滚呢？结果却是她至少三天没跟我讲话。
我意识到，当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维系在某个观念上之时，这个观念无论多么错谬也是不可质疑的。
这就是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总是困难的。对此我总是同时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力促进它变美好；第二种则是留个后手：如果它能变好，我就对它好一点，假如它不能，我就去它娘的。我不觉得我们该过形为物役的生活，更不觉得该过形为意役的生活。我曾经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呀，如今为什么不能回到人生的原点呢？小时候我的梦想只是吃江米条而已，如今我可以买无数的江米条，从北京排到沈阳，一路喀嚓喀嚓吃过去，岂不快哉？我一会吃成S形，一会吃成B形，我对世界的贡献就是喀嚓喀嚓吃过去，令沿途君子无不惊诧：这是什么混账东西？
晚来寂静佛祖在一号线那会儿我就发现，自己对当状元和当流氓都毫无兴趣。要是让我去抓周，我必定要抓一块红烧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说的是少先队员，我自己的兴趣可全在于永不间断地进食。
我觉得书是用来撕的，爷爷的眼镜是用来摔的，这个世界就是用来品尝的。我遇到什么都想塞进嘴里。我吃起杂拌糖来像甜菜上的一条象虫甲，吃起猪大肠来像一个食人生番，假如世上真有小红帽的话，我就要一口吃掉她的奶奶。当我妈送给我一只小猪形状的扑满当做礼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元气淋漓的婴孩，脑子里没有任何你们这个世界的破道理。我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觉得漫无边际的自由是天经地义的，而最狂野的梦想就是第一时间花掉每一枚抓到手里的硬币。因此拿到这只扑满，听说了它的功用之后，我的太阳穴位置就出现了一只网球大的汗珠：这是什么反动东西？
成年人总是倾向于给孩子买不适当的玩具，那只扑满就是一个例证。我猜想，大约是某种文化范式促使我妈认为每个幸福的孩子都该有一只扑满。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的想象权当然是属于家长的，如果你有家长的话。有时候这想象权也归领导。有一年的有一天，午夜时分，我坐在上海外滩的石凳上望着浦东的璀璨灯火，心里想：这水晶之城啊，就是他们对幸福的想象？其时我刚刚去过青海。我设想，要是用一个瞬间移动机器，把我在青海见过的那些乡民弄到这儿，看看什么叫做车如流水马如龙，他们会不会晕掉呢？他们会不会发觉自己是些被摒除的家伙？
我总是认为，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比嶙嶙大厦重要，就像硬币比扑满重要。每次经过一幢银行大厦时，我都会在心里暗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里也装着我的钱，因此我希望央行不要超发货币，免得我的本来可以买俩糖球的钱变得只够买一个。经过另一些威严的大楼时，我同样会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跟我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我只希望它的消化功能不要太好，吃冰棍拉冰棍就再好不过。
孔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觉得这不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最小的小民的幸福感。有什么事情，国家不必瞒着他们，国家对于幸福的想象也该与他们分享。
有时我格物致知，感到我们的国家治理结构常常可与家庭生活类比，我们这儿的权力怎么对待民众，恰如大人们怎么对待孩子。如今我们的教育和政治事业都有了些进步，但仍然不够。为何如此呢？一个可参照的故事是，在赠我扑满的多年以后，我妈退休在家，开了个幼儿园。作为一名优秀又严谨的教师，她让那些小孩子们过着一种地狱般的生活，不是学习“最大的两位数是99”，就是背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有一回，我终于忍不住跟她商榷：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小王八蛋唯一的兴趣就是满地打滚呢？结果却是她至少三天没跟我讲话。
我意识到，当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维系在某个观念上之时，这个观念无论多么错谬也是不可质疑的。
这就是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总是困难的。对此我总是同时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力促进它变美好；第二种则是留个后手：如果它能变好，我就对它好一点，假如它不能，我就去它娘的。我不觉得我们该过形为物役的生活，更不觉得该过形为意役的生活。我曾经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呀，如今为什么不能回到人生的原点呢？小时候我的梦想只是吃江米条而已，如今我可以买无数的江米条，从北京排到沈阳，一路喀嚓喀嚓吃过去，岂不快哉？我一会吃成S形，一会吃成B形，我对世界的贡献就是喀嚓喀嚓吃过去，令沿途君子无不惊诧：这是什么混账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