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后记

　　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界广泛流行，并受到经济学家的青睐。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学习、介绍和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的认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着力于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的改革，在实践层面上使人们认识到制度和体制因素与经济发展的效率有着内在的联系。经济学理论发展呈现出的新的关注点，以及以制度变革为中心内容的改革实践，人们在理论层次上取得了这样一个共识：制度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效率因素。<\/p>

　　既然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以制度变革为中心内容的，那么，一个不容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用什么制度经济理论来指导这一改革。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分析制度因素与经济活动效率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也有一些分析方法非常值得借鉴。因而，必须要了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要吸收其合理成分，以更好地推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但是，不能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改革。这是因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点认为，财产公有制度不如财产私有制度，财产公有制度在根本上决定了经济活动是低效率的，因而必须选择私有化为改革的方向。毫无疑问，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本质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在根本上是不一致的。<\/p>

　　不能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改革这一基本认识，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改革。但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是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晰的。相比之下，就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具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说，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显得不相适应。好像说到制度经济学，就只有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没有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状况，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就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p>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或者说是以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对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包含着丰富的制度经济理论和思想。问题是我们并没有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这一意义上说，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不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再去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经济学，而是要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去提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制度经济的理论。<\/p>

　　我的这一想法，于1997年在上海财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得到了我的导师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的认可。在程恩富教授的指导下，我以此为选题，开始做博士论文。三年后，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制度经济理论与中国产权制度变革的效率分析》。在这篇论文中，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博士论文的答辩中，张薰华教授、洪远朋教授、尹伯成教授、何玉长教授在充分肯定了我的这一具有创新性研究的同时，提出了进一步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建议，希望我能够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深入地研究，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张薰华教授向我提示，研究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要特别关注对《资本论》第三卷的研究。这对我就这一课题继续进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帮助。<\/p>

　　2001年，我的这一课题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资助，这为我的继续研究创造了充分的条件。经过三年的研究，于2004年初完成了课题预定的研究目标。在对成果进行评审和鉴定的过程中，上海社会科学院袁恩桢研究员、武汉大学顾海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雷声教授、上海市委党校冯金华教授等著名经济学家，在对这一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为我能够进一步完善这一研究课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建议。这样我又花了半年时间的完善、充实工作，完成了国内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这一研究成果。在此，对给予我各方面帮助的专家、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p>

　　中国经济改革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党中央提出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艰巨任务，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我以我的这一研究成果为这一工程做一点个人的贡献。<\/p>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经济管理编辑室主任、副编审徐惠平先生的大力支持，他认真、踏实、高效率的工作使本书能够在短时间内顺利出版。对此，深表谢意。<\/p>

　　顾钰民<\/p>

　　2004年10月<\/p>w w w/xiao shu Otx t.NetT.xt.小.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