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的不懈努力让他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给南非带来了光明，就在他被释放前的一个星期，南非时任总统德克勒克宣布解除对一些南非黑人解放组织的禁令，接着又跟获释的曼德拉接触，向真正的文明迈出了第一步。
本着宽容、让步、和解、求同存异的精神，曾经不共戴天的两方在经过漫长曲折的谈判后，终于就修改宪法达成协议。1993年12月22日，南非议会在保守势力回天无力的叫骂声中，以绝对优势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把原来只有白种人才配享有的言论、结社、抗议、请愿、行动、居住等权利，还给了全体南非公民。
白人垄断南非立法机构的历史从此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到来。
种族歧视和隔离的坚冰融化了，从势不两立，到“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南非黑人和白人对铭心刻骨的对抗的化解，文明的太阳在南非开始升起，在它人道光芒的照临下，1994年5月，南非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全民大选。代表广大黑人利益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大选中获胜，曼德拉当选新南非第一任总统，黑人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南非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曼德拉执政后，大力推行种族和解政策，他并没有矫枉过正，在提高黑人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维护白人的利益，保证他们安居乐业。经过多年努力，南非的种族仇视已被种族和解所取代，黑人和白人和平相处。
对南非的种族和解进程，南非金山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说，南非和平结束种族隔离状态，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南非的国界，这是世界和平力量的胜利，是对世界反种族歧视斗争的极大鼓舞。
种族歧视自然是西方某些人的发明，这种优越感曾造成了多少血泪，曾经将多少罪恶和不公带给了过着淳朴生活的人们，曾几何时，有多少劳动者平凡又平静的生活，被某些人的优越感践踏得支离破碎。
白种人的优越感在殖民扩张的时期被张扬到了极致。
朱自清先生曾经用他的生花妙笔，记录过他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里面有的不是怨怼，在淡化了受辱的个人感受后，升起的是对家国遭受凌辱现状的反思，是挥之不去、痛彻肺腑的忧虑，是对人性的叩问，是对种族歧视的控诉，是对和平世界的呼唤。
因为，张狂着优越的，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朱先生最初的感觉是这样：
那小西洋人，那白种的孩子，不过十一二岁光景，看去是个可爱的小孩，引我久长的注意。他戴着平顶硬草帽，帽檐下端正地露着长圆的小脸。白中透红的面颊，眼睛上有着金黄的长睫毛，显出和平与秀美。我向来有种癖气：见了有趣的小孩，总想和他亲热，做好同伴；若不能亲热，便随时亲近亲近也好……所以我胆子很大。这回在电车里又发了老癖气，我两次三番地看那白种的孩子，小西洋人！
但是，这次经历却彻底让他这种“癖气”受到了教育，谁让他盯着的是一个白人，虽然对方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尽管这是在中国，可原因仍只有一个，因为他是个中国人：
初时他不注意或者不理会我，让我自由地看他。但看了不几回，那父亲站起来了，儿子也站起来了，他们将到站了。这时意外的事来了。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对面，走近我时，突然将脸尽力地伸过来了，两只蓝眼睛大大地睁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见了，两颊的红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脸一变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他的眼睛里有话：“咄！黄种人，黄种的支那人，你一你看吧！你配看我！”他已失了天真的稚气，脸上满布着横秋的老气了。
朱先生先是惶恐：
这突然的袭击使我张皇失措。我的心空虚了，四面的压迫很严重，使我呼吸不能自由……接着是惊异：
我在那小西洋人两颗枪弹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觉着有被吞食的危险，于是身子不知不觉地缩小一大有在奇境中的阿丽思的劲儿！我木木然目送那父与子下了电车，在马路上开步走；那小西洋人竟未一回头，断然地去了。
随后是叩问和沉思：
我这时有了迫切的国家之感！我做着黄种的中国人，而现在还是白种人的世界，他们的骄傲与践踏当然会来的；我所以张皇失措而觉着恐怖者，因为那骄傲我的，践踏我的，不是别人，只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我向来总觉得孩子应该是世界的，不应该是一种，一国，一乡，一家的。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国的孩子叫西洋人为“洋鬼子”。但这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已被揿入人种与国家的两种定型里了。他已懂得凭着人种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力，伸着脸袭击我了。这一次袭击实是许多次袭击的小影，他的脸上便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他之来上海，或无多日，或已长久，耳濡目染，他的父亲，亲长，先生，父执，乃至同国，同种，都以骄傲践踏对付中国人；而他的读物也推波助澜，将中国编排得一无是处，以长他自己的威风。所以他向我伸脸，绝非偶然而已。面对世界未来的主人，童蒙之龄的孩子如此这般的表现，朱先生对未来世界充满了迷茫：
我要诅咒这小小的人！但我立刻恐怖起来了：这到底只是十来岁的孩子呢，却已被传统所埋葬；我们所日夜想望着的“赤子之心”，世界之世界（非某种人的世界，更非某国人的世界），眼见得在正来的一代，还是毫无信息的！这是你的损失，我的损失，他的损失，世界的损失，虽然是怎样渺小的一个孩子！
文末，朱先生对人种和对孩子的教育这样看：
我真是一个矛盾的人。无论如何，我们最要紧的还是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孩子！谁也是上帝之骄子，这和昔日的王侯将相一样，是没有种的！
文章写于1925年6月19日的夜晚，如果这个高贵的孩子还在世的话，该是耄耋之人了，他是否依然秉持着承自父辈和祖先的优越感，他是否依然会本能般地对“下等人”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不屑和鄙夷？
这种推想决非是对历史的清算，而是对未来的隐忧，因为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为世界的未来乐观。
因为种族问题曾经是，现在依然是威胁和平世界的一个毒瘤。
2003年8月23日，马丁？路德？金的儿子马丁？路德？金三世在林肯纪念堂，也就是他父亲当年发表演讲的台阶上，对参加纪念活动的人群说：“我知道我父亲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一个梦想。”他说，四十年过去了，他父亲的梦仍然没有实现，美国仍然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他要求美国政府进一步改善社会福利制度。
优越常常是强者的心态，但具备理性思维能力的人，应该表现得比动物高级一点，因为理性才是人类高于动物的佐证，对不仅是人类自己，乃至对所有生命都心存一种敬畏和尊重才闪耀着人类的卓越和高贵。
宋代大儒张横渠先生有这样的话：“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在他的眼中，普天之下的生命都是自然的心宠，没有理由歧视，更没有理由践踏，因为他们在相互支持，相互供养着对方。
何况是人？
真正的强者恰好有能够包容弱者的气度和胸怀。
中国古人就是这样。
至少中国的古人没有这种优越感张扬之下的蛮横骄狂。
大唐时代，人们的民族意识高涨，生活在乐观和自信之中，他们有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国民的自觉意识，但这种感觉并没有顺理成章地演化为骄傲，滋生出刁蛮。
王维这样描绘当时的气象：“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句话是说，当天子登殿上朝之后，便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礼敬朝拜。
唐朝曾与当时条件所及的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来往，尽管唐人知道自己的强盛，但也没有表现出居高临下的姿态，因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尊贵的帝王李世民，就曾对民族和种族问题发表过意见：“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四夷可使如一家”，在他眼中，民族和种族问题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大家都是人。
不必说一代明主唐太宗，就连被历史给予“昏庸”评价的唐僖宗，也很熟悉西方世界。唐僖宗在接见阿拉伯人瓦哈伯，向他了解阿拉伯世界情况后，告诉他，大食（阿拉伯帝国）、中国、突厥、天竺及大秦（东罗马帝国）是世界五大强国，并熟知他们的史迹，还向他展示了皇家收藏的各国圣人像，使瓦哈伯深为折服。
唐王朝在首都长安设置鸿胪寺等机构盛情接待外宾，其中除使节外，也有商人、文化人等。高宗咸亨年间，波斯国王子卑路斯因国亡求援于唐，到长安后被授予右武卫将军。玄宗时，高丽人高仙芝官至河西节度使，为唐廷开拓西域立有大功；另一高丽人王毛仲也官至左武卫大将军，是中央禁军的首领。
在文化上，大批接纳少数民族政权贵族子弟和外国留学生入唐学习，甚至可以进入唐朝国家最高学府一国子监，并享受衣食优待。唐王朝还为外国留学生专门设立了宾贡科，考中者称宾贡进士，可出仕做官。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又名朝衡）十六岁入唐求学，历任校书、左补阙、秘书监和镇南都护等职，并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十二岁入唐，十八岁考中进士，曾任溧水县尉、侍御吏、内供奉等职，后在唐淮南节度使高骈军中任职，专事笔砚，负责撰写公文。擅长诗赋的越南人姜公辅受到德宗皇帝器重，官至翰林学士，曾一度入相，地位显要。宣宗大中二年，大食国人李彦升宾贡及第，取得了进士资格……至于在婚姻方面，也没有什么偏见，唐代的涉外婚姻相当自由。在人员往来和居住方面也绝少禁忌，居住京城长安的突厥、回纥、昭武九姓人和中亚诸国人有很多，广州、扬州、泉州等地居住着许多波斯人、阿拉伯人，登州、莱州、密州、海州、楚州等地有许多新罗人，并形成了许多专门的坊、馆、院、村等居住区，享有很高的自治权限。
想必这些异邦来客，在唐代的生活一定无比滋润且心安理得，因为他们是在文明的国度享受人类的文明，而文明的前提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更不必说对自己同类的天赋情感了！所以，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在《世界简史》里描述中国汉唐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中国古代的圣贤尽管有“夷夏之辨”，但那只是一种文化意识，丝毫没有陷入地域和血统的狭隘之中，在他们看来，只要是文明的人类，都应该，也可以相互友爱，和谐相处。
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四海归一，天下一家是人类最高的理想。
那么，不同人种之间到底存在多大差异？
难道白种人与有色人种的鸿沟果真无法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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