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秋之白华(2)

　　当时，正是敌人封锁最严重的时候，苏区生活也最困难。据徐特立回忆，当时粮食按人分配，食盐每人每日只有一钱。而有一天，徐特立发现节损委员会贴出公告，批评教育部“有关同志”节省过火，不爱惜身体。

　　截至1934年秋主力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在苏区工作了大半年的时间，但在浩如烟海的关于中央苏区的研究文献和回忆录中，与瞿秋白相关的内容却很少。

　　杨之华经过大量调查综合得来的回忆录说，从1934年2月到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瞿秋白主持下，共制订教育法规24个。可惜的是，今天仅遗存下来一册用毛边纸油印的《苏维埃教育法规》，是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

　　当时担任人民教育副委员和苏维埃大学副校长的徐特立回忆说，瞿秋白到苏区后，从制订教育方针到编写教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都加以原则指示。”

　　曾设计了红军军装的赵品三回忆说，瞿秋白将苏区喜闻乐见的戏剧结集，名为《号炮集》，油印了三百多份发到全区。同时，他还将高尔基戏剧学校与原工农剧社的一部分同志，以及红校的一部分同志，共编为三个剧团，分成三路到红军中去进行慰问演出，借以鼓舞斗志，宣传革命精神。

　　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由此迅速打开了新局面。数年后在延安，有一次萧三与毛泽东月下漫步，毛泽东还提起瞿秋白在文化方面的专长，感慨道：“怎么没有人既懂政治又懂文化呢？如果秋白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留守苏区

　　1934年秋，石联星和战友王普青带了一个20多人的剧团，到雩都三军团去慰问演出。但她们在那里空等了三天，战士没空看戏，都在忙着打草鞋，每人每天打五双。

　　“大概是要打大仗了吧？”石联星正琢磨着，收到了瞿秋白打来的电报，让剧团立即回瑞金。剧团回程整整走了三天，到了瑞金地界，天已经黑了。

　　她们看到，在不远的山脚下，人流在整整齐齐地行进着，脚步声震撼得地面微微颤动。

　　来到一块菜园地旁的一座草屋前，瞿秋白正在屋檐下等着她们。他安详而平静地对演员们说：“中央红军大部队走了，党中央走了。”演员们听到这里，禁不住都号啕大哭起来，瞿秋白镇静地劝慰着她们。二十多年后，当石联星回想起那一刻，由衷地说：“秋白同志的话音是那样坚定有力，使我们不觉逐渐收住了眼泪。”

　　然而，她们不知道，瞿秋白心里正经受着怎样的煎熬。

　　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持续了几个月，蒋介石改变了前四次“围剿”时长驱直入的战法，在苏区周围筑下碉堡三千多个，以五十万大军步步为营，逐渐推进。1934年4月，敌军占领广昌，敲开了中央苏区北大门。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

　　但是，瞿秋白却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长征的名单里没有他。为此，瞿秋白曾向组织当面提出，希望能够随队长征，但没有得到批准。

　　徐特立临行前，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好马换给了他。第二天，不知就里的陈毅见到瞿秋白，忙着把自己的马缰绳塞到他手里，催他赶紧走。但这份好意被瞿秋白谢绝了。当晚，瞿秋白和好友吴黎平相聚，酒酣耳热之际对吴黎平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能够印证这一说法的是：长征开始后，为了保守红军主力已撤离苏区的秘密，瞿秋白继续编辑《红色中华》报，报纸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出版周期不变，直到1935年1月。

　　1935年春节过后，在火线和农村演出的三个剧团，根据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会演。

　　会演的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山上村里的群众差不多都来了，有的走了十几里路赶来看戏。中央分局的负责人项英、陈毅、陈潭秋、何叔衡、毛泽覃、刘伯坚等人和瞿秋白一起，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观看演出。

　　会演持续了三天，而这是有籍可查的、瞿秋白在中央苏区所做的最后一件工作。

　　突围被捕

　　1935年2月，瞿秋白一行秘密地离开了苏区，同行的有何叔衡、邓子恢及项英的妻子张亮，约在六七天以后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临时又加入了周月林，她是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员梁柏台的妻子。

　　在汤屋，这支小队伍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万永诚设计了保护他们撤离的方法，将他们化装成俘虏，由护卫的红军做押送状，向永定县境进发。2月24日，在长汀县的水口乡，他们遇上了敌人，瞿秋白、张亮和周月林被捕，何叔衡当场就义，只有年轻力壮的邓子恢突围逃了出去。

　　在离开福建省委之前，他们4个人已作了最坏的准备，设计了被捕时各人所应对的口供。对一些细节反复推敲。

　　周月林初供名陈秀英，继供叫黄秀英，承认自己是红军医院护士，红军大部队走了，医院解散了，她是回闽西老家的。

　　张亮供名周莲玉，说她系香港客商的老婆，是被红军“绑票”勒索的“受害者”，因她丈夫不肯出那一大笔赎金，被红军派人将她转移到一个她不知道的地方。

　　瞿秋白则供名林祺祥，是一名军医，他文弱儒雅的气质也和医生相符合，敌人起初并没有怀疑，只是对他做一般的看押。

　　转折出现在4月10日，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被敌军包围。省委书记万永诚在激战中牺牲，万的妻子被俘。

　　经过一番严刑拷打，万妻叛变，招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中共前总书记瞿秋白一个月前曾由万永诚安排突围，后来听说，他们一行在濯田一带被俘。

　　这一情报非同小可，蒋介石亲发电报给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要求他对这一时期所俘获的共产党人员严格清查。

　　根据供词，敌人很快锁定了在狱中气度不凡的“军医”林祺祥。这是大功一件，南京立即发来了10万银元和一纸表彰令。

　　当时提审瞿秋白的军法处处长吴淞涛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祺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瞿眼睛半合半闭，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

　　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吴淞涛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民国十六年（1927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这一突然的逼问，让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他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这时，吴才使出最后一招，找来了一个中央苏区时期在瞿秋白手下工作过、名叫郑大鹏的叛徒。郑大鹏指着瞿秋白，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

　　面对叛徒的当场指认，瞿秋白坦然一笑，从板凳上长身而起：既然这样，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以前的呈文、供述，算是作了一篇小说罢。

　　次日，报纸上用巨大的篇幅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敌人知道了林祺祥就是“共产党首领”瞿秋白。

　　杨之华看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想到：“秋白不能活了。”她马上派人去看望鲁迅，那人回来后告诉她，鲁迅木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头也抬不起来了。

　　如果再有几天时间，一切也许就会改变——经过多日奔波，杨之华在一位牧师秦化人的协助下，已经取得了一家旅馆的铺保证明，还租好了一套公寓等着瞿秋白保释后秘密居住。而鲁迅也忙着和周建人筹办了一家店铺，准备当做铺保去保释瞿秋白。

　　但是，来不及了。5月14日，鲁迅在给友人曹靖华的信中说：“它（瞿秋白的化名‘维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

　　《多余的话》

　　被押解回福建长汀，关押在国民党三十六师司令部的瞿秋白受到了高规格的“款待”。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专门收拾了一间房子给瞿秋白住，并由一个中尉副官主管他的生活，还派了一个上尉军医随侍左右，照拂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