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共和不和(4)

　　次日执政府通缉徐谦（中俄大学校长，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李大钊等群众领袖。据说事后徐谦去找冯玉祥，想说服他驱逐段祺瑞，但冯在20日就到外蒙古去了（据冯日记。但国内出版的冯氏日记“一月一日至三月十九日日记原稿缺”）。冯在日记中说获知“三·一八”时是在库伦（乌兰巴托）。20日，执政府发布对死难者的抚恤令，并调查军警“正当防卫”是否超过必要程度。同日贾德耀内阁全体辞职。

　　事件的真实经过现在已很难还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段祺瑞不在现场，也未下令开枪。但他已成为众矢之的。当时的报纸报道，悼念“三·一八”死难同胞大会上段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直皖战争后开始食素，此事后更决然）以赎罪。

　　4月9日夜，国民军包围段祺瑞宅。因曾毓隽提前派人送来纸条告知国民军将有行动，段祺瑞事先去了学生崔子良家中。段宏纲则预先以机枪布防。对峙一夜，国民军退去。

　　段祺瑞先是在崔子良家中住了两天，11日去了东交民巷，通电政变消息。15日国民军撤出北京。段派人到天津去迎接张学良，张不理会。他知道执政之路到此为止了，在妻弟吴光新陪同下回到了天津。

　　据说，火车经过廊坊时，他打开车窗西望，历十分钟之久。这里正是徐树铮被杀之地。

　　许多年后段家后人祭祖时也要给徐上香。这是段祺瑞的遗训。

　　从事实业，勿问政治

　　黎元洪复任时，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为了巴结他，挑选四十名警察组成卫队。黎去北京时就把这支卫队带去了，不再用军队担任警卫。郁闷或者无聊了，他会找几个熟识的卫士聊天，说后悔不应该出山。1923年6月13日凌晨，他亲自把卫士们推醒，说：“收拾东西，咱们马上回天津！”于是这四十名警察又回到了天津。在总统身边他们待了一年零三天。

　　黎元洪认为自己受胁迫离开北京，但仍是合法的总统，就想在天津召集国会，组织政府。他以个人名义向银行借了十二万元，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凡由北京来的议员，都给五百元“旅费”。钱很快告罄了，议员却来了又去。之后孙、段、张组反直同盟，不少议员南下，渐渐有了两百余人（浙江督军卢永祥拿了一百万元）。一些议员请他前往上海参与新政府的组建。老友章太炎也催促他早日南下。最后卢永祥一道密电（是别人伪造的）使他下定了决心。

　　1923年9月，黎元洪来到上海。出乎他意料的是，卢永祥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都很冷淡。他在寓所召集各省代表谈话，广东代表汪精卫说，我对黎先生很敬佩，但对在上海组织政府不感兴趣。其他省的代表说要先请示本省长官。何丰林甚至发布告示：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11月初，黎元洪乘船前往日本疗养。半年后回到天津，从此不问政治。第一次息隐天津时他就开始投资实业，此时更专注于此。据相关资料，他先后投资银行、厂矿七十余家，金额不少于三百万元，与此同时还广泛捐资助学。

　　1926年10月，他突发脑溢血，生病期间，所养的两只孔雀突然死了一只。两年后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山东，要没收黎投资最多的中兴煤矿。他急忙找人向蒋疏通。蒋说：“别人的我没收，黎黄陂的我不能没收。”但他先是向中兴摊派了一百万元的短期债券，之后又是一百万元的军饷。为了凑钱，黎元洪身心俱疲。

　　1928年5月25日他在看赛马时突然昏倒。6月1日，让秘书起草遗嘱，告诫子女要从事实业，勿问政治。两天后65岁的黎元洪在寓所病逝。另一只孔雀也在这时死了。次日凌晨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北洋军阀的时代就要过去了。

　　黎元洪的遗嘱以通电方式发表，其中包括：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流离失所；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民元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均应一律保持，请勿轻议纷更；和平统一，利国富民。

　　开祭时，他当年的死敌、晚年的近邻（两人的居所相距不到两公里）段祺瑞也来到灵堂，“三鞠躬毕，喟然而叹，似有无限感慨者”。

　　“八勿”的“复兴之道”

　　如今，北京和天津之间，每日往返城际列车单程只需三十分钟。而九十年前，往返京津的路途，往往意味着命运的折转。

　　民国政客在北京待不下去，一个转身，就住进了天津租界的豪宅。在这里尺寸之地也藏龙卧虎：离任的大总统、前内阁总理、下野军阀……鞍山道38号段祺瑞公馆（又是借住）数年前还挂着“天津市和平区教师进修学校”的牌子，今天终于成了“段祺瑞旧居”和“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对面的张（此“张”即黎元洪任协统时的上司张彪）园和不远处的静园，都曾是溥仪的“行在”。数百米外段祺瑞老部下靳云鹏的故居则成了天津市文物公司。敲了敲段公馆沉重的红漆大门，几乎听不到声音。不会有人来开门了吧？

　　因家中人口众多，平日又无积蓄，老段常要受部下、学生的接济。1928年秋，蒋介石第一次到北平——他在保定陆军学堂求学时，段是他校长，听说此事后，便派人送上两万元钱。此后三四年间又送了数万元。生活问题于是解决。

　　1932年，段的另一位学生、直皖战争中的对手吴佩孚来到北平。此时北洋政府被国民政府取代，他和段一样是失意军阀。直皖两系的旧人却还想借机撮合两人，于是决定利用班禅讲经的机会安排见面。

　　这一天，吴佩孚到得较早，过一会儿段祺瑞才从天津赶到。吴迎上去用他家乡的蓬莱话说了一声：“老西（师）来了！”恭恭敬敬鞠了个躬。不知是不是故意，段祺瑞用手指着自己的耳朵，说：“我耳背。”

　　段刚坐下，张学良就派人送来一张纸条，大意是：接蒋介石来电，法会别有作用，希望赶快离开。段说：“那我就走，叫打电话预备专车吧。”说罢就上车站去了。据说他没认出吴佩孚。送他到车站的人向他说：“那个长袍马褂向你打招呼的就是吴佩孚。”他才恍然：“那就是吴佩孚呀！”

　　蒋介石对段祺瑞在津闲住总放心不下。他认为段虽在野却有潜伏的力量。这时候中日关系复杂微妙，他很担心日本人把段推出来组织傀儡政权，就想卑礼厚币把段请到南方，就近监视行动。

　　1933年1月19日，蒋派人携亲笔信到天津，请老师南下颐养，以便随时就商国事。段对来人说，我老了，不中用了，介石如认为我南下对国事有益，我随时可以上路。于是1月22日到南京。蒋本人在下关码头等候。次日段乘夜车赴沪，蒋也送至车站。

　　在世界学院暂住一个多月后，段祺瑞搬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居住。1934年农历二月初九他七十大寿，沪上人士想为他庆祝，他拒绝了，只在玉佛寺以素宴招待各界。段祺瑞断荤茹素，多年来营养不良，继之又长期患胃病，医生劝他开荤增加营养。他说，人可死，荤不可开。侄子段宏纲令厨师把去油鸡汁加在菜或汤内。不久被他发觉，说，我自庚申年（1920年）吃素念经差不多二十年了。如今国难日深，我老了，效国无力，但求早日超脱，你们万不可再恶作剧，增加我的罪过。

　　1936年秋后，国事更恶化，段祺瑞伤感更甚，竟拒绝诊治和服药，亲拟遗嘱，因无财产，无一字提及家事。在遗嘱中他提出了“八勿”的“复兴之道”：

　　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宝存国粹；治家者勿忘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11月1日晚，段祺瑞陷入昏迷，2日晚逝世。南京政府下令以元首礼国葬。吴佩孚亲撰挽联，并请人赴段宅吊唁。他曾对人说：余对合肥之丧，一度任秘书，一度任帖写（衙门中抄写小吏），此为有生以来第一次，唯对段夫子一人而已。挽联联文为：“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时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另有一大匾，四个大字为“还我河山”。感慨系之，不只追悼段合肥而已。

　　1936年11月9日段祺瑞的灵柩运抵北平前门车站，吴亲自到车站迎接，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那已是宋哲元冀察政权的时代了。宋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大炮都没有，放几响土炮，就算是礼炮了。

　　（《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