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末世摄政王载沣的角色(1)

　　朱步冲

　　新政，是清王朝最后、投入最大、牵涉层面最为深刻的现代化改革，是在清廷统治者权威合法性急剧流失，越发陷入信任危机的情况下急剧推进的，由于其手中式微的权力和资源都不足以支持如此规模和广度的改革，从而积聚了更加强烈的社会不满，进而导致了它的覆亡。作为晚清最后一代权力中枢，被历史选择的载沣最终推动了这个迟暮王朝覆灭的命运。

　　谦抑与谨慎的奕

　　1908年11月14日，日暮夕阳的晚清帝国再次遭遇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在不到24小时内，74岁的慈禧太后和37岁的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庞大的帝国朝野上下和西方列强都迅速把目光聚焦在了一位年仅25岁的满族亲王身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摄政王载沣不仅能赢得那些维新派人士中明智派的支持，而且那些能够成功帮助满清渡过最后10年艰难国运的臣子也会支持他。”当时驻北京著名英国时务评论家、历史学家埃德蒙德·巴克斯特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专栏评论中这样说。与其他拘谨、陈腐的老一辈清朝皇族亲贵不同，载沣时常出现在各国驻京公使馆的聚会上，以其风度和谈吐折服了许多人。“他长得很端正，两目炯炯有神，常常紧闭着嘴巴，不多说话，走路时身体挺直，浑身上下却透露出一个亲王的气度”（《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的作者、美国传教士I.T.赫德兰这样形容年轻的载沣）。

　　确实，这位临危受命的监国摄政王身为光绪皇帝的胞弟，享有同情改革和维新的声誉；其岳父荣禄是袁世凯的老上司兼靠山，又是慈禧的宠臣，同时又与张之洞等洋务地方大员私交颇厚，可以说是左右逢源，人脉丰厚。然而，与表面上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实则乱象横生的清帝国一样，对于这位生于王府深宫，一路顺风顺水的青年醇亲王而言，其风度下掩盖的才干与性格缺陷，却实在令人担忧。

　　载沣与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同为上代醇亲王侧福晋刘佳氏所生，1883年2月12日（光绪九年正月初五）出生于北京西南太平湖的旧醇亲王府。载沣生父奕为道光帝第七子，其四兄奕登基时，被封为醇郡王，同治三年再被加封为醇亲王，同治十三年，次子载湉被慈禧下诏入宫嗣位后，更被赐以世袭罔替亲王待遇。奕的福晋是慈禧的妹妹。在晚清激扬动荡、风云诡谲的政局中，奕用超乎寻常的谦抑与谨慎，得以长期身处权力中枢却安然无恙。“慈禧赐他夫妇坐杏黄轿，他一次没敢坐进去。这种诚惶诚恐的心理，不仅表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中，连家里的陈设上也带着痕迹。”载沣之弟载涛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回忆说，“他命名自己住的正房为‘思谦堂’，命名书斋为‘退省斋’。书斋里条几上摆着一件盛水半满则稳定不动、满水则倾覆倒下的周代欹器，刻着自己手书的‘满招损，谦受益’六字名言。”当光绪皇帝于光绪十三年年满16岁，依照祖制应当亲政之时，他为了向慈禧表示恭顺，以“宫廷政治内外并重”为理由，两次上折，专请慈禧依旧“训政数年”。

　　有了这样一位父亲，较之其他侄辈亲贵如载泽、载瀛，慈禧自然对载沣青眼有加。1885年正月初五载沣两岁时，因适逢慈禧50岁整寿，遂被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年满16岁后的载沣历任内廷行走、阅兵大臣、正蓝旗总族长、正白旗汉军都统、健锐营统带、正红旗满洲都统等尊缺、要缺，然而真正改变他命运的，则是之前一次以屈辱为标志的外交致歉访问。

　　赴德致歉之行

　　1901年1月，正当被列强铁蹄踏破的北京城仍然硝烟未尽，因“庚子国变”而仓皇“西狩”的慈禧太后一行在西安惊魂未定时，各国谈判使团向清廷全权谈判大臣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第一条即是“戕害德使（克林德勋爵）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代表皇帝致惭悔之意，并于被害处树立铭志之碑”。在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廷看来，此举简直是不可接受。慈禧先于西安电旨奕劻、李鸿章，令其向德方询问，是否可以派遣驻德、荷两国大使吕海寰代为赴德谢罪，然而德方丝毫不肯让步。无奈中，西安小朝廷只能妥协退让，1901年4月28日，尚停留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授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与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副都统荫昌一同前往德国，为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专行致歉。

　　为何在诸多亲王贝勒中，年仅18岁的载沣要承担如此重任？联军司令瓦德西1901年1月20日的日记似乎给出了答案：“今日主要之事，大部分为余与中国亲王周旋。最初在我们使馆之内，来此者计有当今皇帝之兄弟三人，以及堂兄弟一人。彼等系骑马而来，随带无数侍从；此四者皆系极为温雅之少年，举止优美，面貌聪俊。彼等穿得齐齐整整，其毛辫之美丽，尤特别惹人注目。彼等表示一种极有训练之礼貌。彼等极喜欢钢琴音乐，尤其是联军军乐。因其中年纪最长者，亦不过十有八岁之故，所以实际上只算是一种儿童时会。其中年纪最长之一人，似将被派为前往柏林谢罪大臣。余相信彼必为吾皇所喜悦。”

　　然而，强横的德国政府并不仅仅满足于载沣远渡重洋，前来谢罪。7月6日，载沣一行乘邮轮到达波塞之时，德国政府方面才傲慢地告知清廷驻德、荷两国公使吕海寰，会见礼仪为德皇“在白厅坐见醇亲王，行三鞠躬礼，参赞随员如见须叩首，彼云此是谢过，非常时觐见”。这场突如其来的觐见礼仪风波，使载沣一行不得不驻留于瑞士巴塞尔，进退两难。在北京主持和议，与列强各国折冲樽俎、唇焦舌燥的李鸿章在7月10日致电吕海寰，拒绝德国关于要求醇亲王随员向德皇叩首之要求，并不惜以暂时拒绝在条款已经拟定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为杀手锏。军机处也于7月13日致电全权大臣吕海寰，强调：“今德国于各项礼节，出立御座，并于纳陛上赐座，此中国非常异数……务望设法电达德外部，切实力争为要。”最终，德方终于做出了象征性让步：递交国书时醇亲王只带荫昌一人为随行翻译，两人俱向德皇行鞠躬之礼。

　　7月21日，载沣一行抵达波茨坦，德皇并没有安排载沣一行下榻于欧洲各国君主贵族来访时惯常下榻的奥楞哲丽行宫，而是安排其暂住于规格略低，曾作为普法战争中被俘法皇拿破仑三世寓所的奥莲格理行宫。次日，在冷漠与充满敌意的气氛中，载沣一行谒见威廉二世，载沣和荫昌向德皇行三鞠躬礼，威廉二世则坐受国书，致答词时也未站立，态度相当傲慢。尽管清朝的国书中，对克林德之死已经表示了极尽的“惭悔之意”，甚至将联军出兵理由称为“劳师远涉，戢匪安民”，威廉二世在答词中还有“断不能因贵亲王来道歉之忱，遂谓前愆尽释”之语。

　　尽管德国之行给载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屈辱记忆，却为长于北京王府禁地的他创造了难得的机会，走出北京和清帝国，去亲眼目睹万里之外光怪陆离的景象。在斯德汀的伏尔铿造船厂，他参观了正在建造中的排水量达3万吨的巨型商业邮轮“威廉二世号”。8月13日，在随行洋员李希德、赫芬尼陪同下，他乘坐专列前往埃森克虏伯军工厂参观炼钢厂。在日记中，他形容工厂：“生产过程分工明细，每一新式钢板炼轧成后，先以巨炮轰击，以观其成效何如……熔炉厂内有大炉四十座，未炼之钢入炉须九时之久，其炉火热度高至两千度而后方可浇铸。”

　　当时，年轻的载沣所表现的风度，确实给德国王室和西方媒体留下了深刻印象。“上午11点左右，一个身着中国贵族华贵丝绸服装、头戴清朝最高品紫红色顶戴花翎、羞怯而略带孩子气的少年，在香港登陆。在码头上他受到了总督亨利·布莱克爵士的欢迎，然而原本大多数正式和隆重的仪式，却按照亲王本人的意愿取消了，没有英军仪仗队的敬礼致意，没有轰鸣的礼炮，因为他此行肩负着一项屈辱的使命，在完成之前，他宁愿不讲任何排场。”这是载沣乘坐邮轮抵达香港时，《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在波茨坦会见后两天，威廉二世前往他下榻处回拜，授予他红鹰大十字宝星。《申报》于是这样赞赏他：“以天潢贵胄之身，不畏重洋多阻，风波险恶，使于四方，不辱使命。”此行无疑为他日后的地位与前途加上了一枚重重的砝码，正如《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曲折的行程后，太后（慈禧）一定会为这位喜爱的侄子在未来安排一个显赫的位置，以补偿他为朝廷尊严所做出的牺牲，和奖励他表现出的勇气。”

　　内忧与外患

　　1902年1月3日，从开封回鸾北京，暂时驻跸保定的慈禧颁布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谕旨，为刚刚结束使德远行不到两个月的载沣指婚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慈禧安排的这桩政治婚姻可谓一石二鸟，一则感激了荣禄在“庚子国变”期间的保全之功，二则延揽载沣为日后臂膀，避免庆亲王奕劻、载振父子日后专擅军机处。根据光绪乙未（1894年）进士、历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广东道监察御史胡思敬在《孝钦临危定策》中的记载，慈禧病危之际，张之洞等重臣齐集内廷，担忧储君年纪过幼，政局不稳，因而集体上奏，声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然而慈禧的回答却是：“不为穆宗（光绪）立后，终以无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两无所憾也。”

　　然而，载沣能否在如此复杂局面中把控清帝国这艘庞大航船的航向？答案是否定的。“我父亲（载沣）谦抑退让的作风，好逸畏事的性格，大抵与祖父（奕）相似，不过对于待人接物的深谋远虑，却远不及祖父。”溥杰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回忆说，甚至连王府中的太监也是更畏惧福晋瓜尔佳氏。某日瓜尔佳氏离府外出，当值的散差太监居然懈怠至黄昏时，连各房间玻璃窗上的木框纸面外窗都没有上，然而载沣也只得无奈地大喊一声：“我还在府哪，上窗户！”

　　这种柔弱内敛的性格，使得载沣虽贵为摄政王，但丝毫不能发挥应有的中枢作用，更遑论负担起在内外交困中推进“新政”这场晚清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至深的现代化运动了。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监国（载沣）性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事，一切不敢自专，躁进之徒或诣王府献策，亦欣然受之……内畏隆裕，外畏福晋。”1910年初，其弟载洵贝勒自欧美游历归来，廷议中主张大举国债，建设海陆军，惹得朝野大哗，载沣也不便贸然支持这位刚刚当上筹办海军大臣加郡王衔的弟弟。载涛情急之下，居然搬出宠爱自己的生母刘佳氏，试图将军国政事解决于醇亲王府私宅内堂之中，弄得身为堂堂监国摄政王的载沣，居然只得“避居三所，兼旬不敢还家”。

　　在载沣谦抑无争性格的另一面，则是他自以为“遇大事有静气”的迟缓拖沓，这对于晚清内政外交同时危机迭出，急需一位雷厉风行、当机立断的领导者的局面来说，完全是致命伤。1909年1月，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徴因日俄两国同时陈兵在边，危及东三省边疆之事急报中枢，觐见载沣，但“召对时只有寻常慰劳，无他语”。瑞徴试图再次陈情，载沣索性来了一句：“汝痰疾尚未愈乎？”几月后，考察宪政大臣汪大燮自日本归来，数次上奏，密陈日本桂太郎内阁积极经略朝鲜，图谋东三省，然而奏折皆被留中不发。最终，汪氏终于得以面见载沣，痛说厉害之后，载沣仍然只是默然无言，旋即自怀中取出西洋怀表言：“已十钟矣。”遂端茶送客。

　　“丙午改制”与“丁未政潮”

　　从今日眼光看，宣统朝政的败坏并非单纯源于载沣之性格，而是巴林顿·摩尔所谓“制度性危机”，其深刻矛盾深植于晚清现代化的宏大目标与推进者本身利益与职能有限性之间。1906年初，清廷宣布着手中央官制改革，以为宪政铺垫，史称“丙午改制”。为了避免触动皇权与满洲贵族已有特权，慈禧发布上谕，提出官制改革中，军机处、内务府、八旗等5个传统部门不得触动，史称“五不议”。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对这场改革的评价是：将传统的六部扩大为十一个具有一些现代化功能的部门，在立宪政体表象背后，做出了一次倒退的机构重整：“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并将太仆寺、练兵处并入，刑部改为法部，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工商部，并增设邮传部专管铁路、轮船、电线、邮政事务，以及资政院与审计部，其余各衙门毋庸更改。”

　　尽管“丙午改制”在某些方面使得晚清中央政府获取了一些现代化职能，提高了其行政效率，但引发的震荡与矛盾却远出乎清廷中枢的意料。首先是改制引发的袁世凯北洋洋务集团与中央清流瞿鸿、宗室铁良等派系之间全新一轮的权力纷争。在为丙午官制改革而特设的“编纂官制馆”中，出身北洋集团袁世凯麾下的新型洋务官僚人数极多，袁氏遂谋划成立责任内阁，其如意算盘即是遥奉内廷靠山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自己阴掌实权，由此引发瞿氏一派直接上奏慈禧，以皇权旁落、太阿倒持为由，迫使慈禧退而求其次，放弃了“一步到位”的内阁制，采取了军机处与各部并存，以权力制衡而非效率优先的“二元混合制结构”。

　　不仅如此，作为“丙午改制”的余震，1907年4月的“丁未政潮”也引发了一次大洗牌：庆亲王奕劻、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端方，而瞿鸿则引庚子护驾有功，深得慈禧宠信的新贵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为奥援，双方足足互相攻讦4月之久，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岑、瞿二人被先后开缺，袁氏也于9月被明升暗降——他和张之洞都被北京朝廷调回首都担任军机大臣——“虽然这个职位因能够对皇帝本人提供直接的政治咨询服务而享有崇高的声誉，但再也不能直接统领军队，这两个统率中华帝国最强大军队的人，就这样被体面地剥夺了权力”。而慈禧此举的背后推力，实则是对汉族地方督抚大员和中枢廷臣的派系斗争与整体坐大成势深恶痛绝，而唯一出路似乎就是进一步将权力收归到满洲亲贵手中。“丁未政潮”前后一系列重大的人事变动，使得清廷中前期在官员任命上一直坚持的“满汉平分”的原则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一方面是汉族重臣瞿鸿、岑春煊等人因与奕劻等皇族权贵不睦而被罢官，林绍年等出枢廷；另一方面却是铁良、溥颋、载振等紫禁城内廷亲支近派接连把持了陆军、度支、农工商部等要缺，造成了“满人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