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末世摄政王载沣的角色(4)

　　美国著名中国史学家周锡瑞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地区》中分析说，立宪派所代表的地方主义与利益，已经与清末“新政”所代表的中央政策南辕北辙。立宪派的主体——在晚清洋务运动后期逐渐形成的新式绅商群体成为传统社会力量向近代社会阶级力量过渡的“承载物”和“中转站”。较之他们耽于科举功名和土地收益的前辈，“这些新兴绅商对于现代性地方事务和经济利益有着更高的热忱和参与冲动，这些冲动因西方列强商业特权在通商口岸的壮大，和晚清中央权力在地方的扩张企图而变得格外强烈，并占据、侵蚀原属晚清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政、经济与其他公共事务方面的权力”。

　　“新政”中的各项现代化举措，使得清廷中央财政开支激增，在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预算中，陆海军费合计13734.75万两，占据清政府当年总开支的36%以上，派驻各国外交使节费用，宣统初年突破300万两。1906年开设学部后，兴办新式各级学堂费用开支也达到每年350万两。1895至1911年，清廷先后投资兴建沪宁、正太、吉长等12条支干线铁路，工程费用银35499.7万元。如此浩繁开支，只能寄希望于厘金、烟酒税项、丁漕、田房契等本属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从而引发了地方立宪派绅商的激烈反对。1910年初，湖南省咨议局召开首届常会，然而在巡抚衙门交议抽取房铺捐税，以为增设新式巡警经费提案时，咨议局以“骤增人民负担”为理由，断然拒绝，并通过《湘路限年赶修案》，强烈要求湖南铁路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以保利权”。1910年，鉴于湖南省财政赤字已经达到600万元，新任巡抚杨文鼎在内外交困之际，决计效法安徽、奉天两省，匆忙在未将议案征询咨议局意见的情况下，宣布以常宁县水口山龙王两银矿为抵押，发行120万元地方公债。结果，咨议局全体成员在议长谭延闿的带动下，公开声称，“此案并未先期照章交议，速行奏准，有违定章”，纷纷反对，并上奏北京资政院抗议，对支持巡抚杨文鼎的北京中枢军机处进行弹劾。对地方立宪派如此前所未有之汹汹举动，无怪乎湖南道监察御史欧家廉在一篇奏稿中慨叹：“昔日之乱在匪，而今日之乱在学生、在军队、在咨议局议员。”

　　在如此风云激荡的大背景下，面对朝野上下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抗议，载沣和清廷中枢不得不加紧考虑如何使责任内阁出台。然而这无疑使晚清北京政局中本来已经剑拔弩张的权力之争趋于白热化，亟待取代庆亲王把持下军机处的载沣等少壮亲贵主张以溥伦或载泽为内阁总理，速立内阁；而庆王奕劻则倚仗隆裕皇太后和在野袁世凯之支持，利用自己在军机处和政务处的长年经营，不断营造“国家不可一日无庆邸”的舆论，最终将这个最令人垂涎的头衔揽到了自己头上。

　　1911年5月8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内阁成立：总理大臣为庆亲王奕劻（兼管外务部），协理大臣为那桐、徐世昌；各部大臣分别是：外务部梁敦彦、民政部善耆、度支部载泽、学部唐景崇、陆军部荫昌、海军部载洵、司法部绍昌、农工商部溥伦、邮传部盛宣怀、理藩部寿耆。这一名单完全是将军机处与各部尚书直接移植而来，成员中满洲贵族9人，皇族竟达7人。在与庆亲王博弈中落得下风的载沣只得通过荫昌和载洵、载泽掌握了陆海两军部以及掌握财政预算审计大权的度支部。载沣自认这一手玩得十分漂亮，因为按照拟定的内阁官制第十四条，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有自行向皇帝或摄政王具奏事件，不用通过内阁管辖的权力，届时通过军权限制内阁，指日可待。

　　尽管权力之争仍然在暗中较劲，但“皇族内阁”诸位大员的表面做戏仍是冠冕堂皇。奕劻、那桐、徐世昌受命后，即各自上折恳请收回成命，另选贤能。而隆裕皇太后则以“时事多艰，又当创设内阁试办之初，一切事宜均关紧要”为由，责令这批“老成重臣”务必“竭力赞襄，用资辅弼，即遵昨旨到阁办事”。

　　消息一出，举国哗然。立宪派领袖张謇形容其景象为“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可惧也”。

　　届时适逢直隶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二届会议召开，咨议局遂于6月10日、7月4日，两次上书都察院抗议“直言皇族不得充当内阁总理”，在紫禁城无动于衷的情况下，直隶省咨议局全体议员向全国公开发布“通告各团体书”，直言“必去皇族内阁，始有责任内阁”，而后有良美之政治。紧接着，两广总督张鸣岐等领衔数省地方大员上奏，声称“确定内阁之责任，不以政权私之鼓亲之手”。然而载沣仍然试图通过将奏折留住不发，弹压这股督抚抗议风潮。7月15日，各省资政院议员再次上书，试图挽回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为载沣和北京朝廷留下了余地，言称“议员自入都以来，闻诸朝中士夫多谓皇族组织内阁，原非朝廷本意，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许多史家慨叹，假如清廷满洲中枢大员此时即刻改弦更张，更换内阁首揆与阁员名单，也许还能多苟延残喘几日，然而在自觉已经对立宪派让步颇多、视君权为至高无上的载沣眼中，资政院此番举动已经忍无可忍。虽然他在日后曾对四子溥任说，曾有过以资政院众议院公认“温良睿智”的载泽取代庆亲王的念头，但还是于次日下了一道极为严厉的谕旨：“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尔臣民等均当禀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这也许是载沣一生中少有的坚定果断时刻，然而却是亲手为长达296年的清王朝敲响了丧钟的时刻。正如崔瑞德在《剑桥晚清史》中的论断：“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地立宪派团结起来。它们虽然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准备接受革命。”仅仅3个月后，武昌新军起义，各省迅速呼应，载沣一面仓皇下诏，自认“懿亲执政，与立宪各国通例不符”，下诏解散“皇族内阁”，一边只得恭请军机大臣徐世昌前往洹上村，乞求那个当初必欲翦除而后快的袁世凯出山力挽狂澜，届时距离袁氏正式入京组阁，将自己夺权归藩，只有不到短短10天。

　　塞缪尔·亨廷顿曾说：“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往往会变成最真诚的改革者，对于改革的真诚，源自他们对保住权力的真诚。”新政，是清王朝最后、投入最大、牵涉层面最为深刻的现代化改革，是在清廷统治者权威合法性急剧流失，越发陷入信任危机的情况下急剧推进的，由于其手中式微的权力和资源都不足以支持如此规模和广度的改革，从而积聚了更加强烈的社会不满，进而导致了它的覆亡。作为晚清最后一代权力中枢，被历史选择的载沣最终推动了这个迟暮王朝覆灭的命运。1911年10月16日，清廷宣布委派袁世凯组阁，载沣以醇亲王归藩，不予政事。根据嫡福晋瓜尔佳氏的回忆，当日载沣回府后，依旧神情淡定，更衣，入座用茶，只是对她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下可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两个月零两天后，隆裕皇太后偕宣统皇帝溥仪御驾养心殿，最后一次会见群臣，并宣布接受民国临时政府拟定的优待条件，宣布退位。较之被迫在晚清政局激流中转圜了一辈子的父亲奕，能够及早卸下这副本不应属于自己的历史重担的载沣，无疑是幸运的。尽管民国初年时局纷乱，不但政府更迭频繁，前往醇亲王府和紫禁城请安的遗老遗少也在他面前不断提起复辟之“大计”，但载沣对政治，始终意兴阑珊。1917年张勋复辟后，众多王公宗室上门请安，求官，载沣一律挡驾；1931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他也只是短暂地在长春居住了一个月，便返回天津寓所，闭门不出。甚至1912年9月10日，当时已经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挂着“全国铁路督办”头衔的孙中山登门拜访，载沣也只是在日记中以“孙中山来晤谈，江大金吾（原汉阳镇总兵江朝宗）在座”12个字一笔带过，每天以在书房宝瀚堂里读书、听唱片为乐，怡然自得。溥任回忆说，自从他回府后，就刻了两枚图章随身携带，一枚为“闲园”，一枚为“天许作闲人”，每日临帖书写完毕，即拿出用以钤章，内心如释重负的解脱之态，可见一斑。

　　（《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