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中国百年大舰梦：定远、平海、重庆号的幕幕悲剧(2)

　　与日方的合同中还规定，日方要向中方提供“宁海”号的设计图纸。“宁海”号动工不久，江南造船厂根据“宁海”号的图纸又造了一艘排水量稍小的军舰——“平海”号。作为“宁海”号的姐妹舰，“平海”号是中国自制的一艘巡洋舰，排水量2383吨，舰长109.8米，宽11.89米，吃水4.04米。

　　“宁海”号、“平海”号这两艘军舰虽称不上多么先进，但终究是中国海军抗日战争前排水量最大、最现代化的两艘军舰。营造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国内反日声浪一阵高过一阵。舆论对陈绍宽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找日本造军舰多有诟病。既要保持民族气节，又要在夹缝中发展自己的海军，谁又知道他的苦衷呢！

　　自沉长江

　　“平海”号虽然是中国自己造的第一艘巡洋舰，但舰上的武器装备还要到日本去安装。“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降至冰点，“平海”号安装武器的工作也一拖再拖。当它装好全部武器开回中国时，已经是1936年6月了。

　　“平海”号服役刚刚一年，“七七”事变爆发了。在接下来的大战中，海军将扮演什么角色呢？

　　1937年国民政府的《国防作战计划》中，对海军有这样一段要求：“海军于开战初期，以全力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同陆空军及要塞，扫荡扑灭敌在我长江之舰队，尔后封锁长江各要口，并杭州湾、温州湾，阻击敌之登陆。”

　　大战未开，制海权已经放弃，海军变成了“江军”，陈绍宽只有摇头苦笑。纵观双方实力，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1937年，日本海军吨位在76万吨以上。双方若想在海上一较高下，中国海军的实力至少须是日军的七成，也就是54万吨左右。可当时中国海军共有舰艇53艘，吨位6万，相去甚远。

　　封锁长江成为海军在抗战中的主要任务。封锁哪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江阴。长江一路东来，流至江阴，江面突然收缩转向东北，过了这个大转弯，江面又逐渐变宽，直奔入海口。江阴距上海90海里，距南京也仅有105海里，被称为“江尾海头”。此处，江面窄、江水浅，是不折不扣的咽喉要塞。

　　此时，还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战机。以旗舰“八重山”号为首的数十艘日本舰船和300多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正滞留于长江中上游。如果及时封锁江阴，正好可以来个瓮中捉鳖。这虽然不会对战局起到根本性的影响，起码可以煞一煞日本的嚣张气焰。

　　就在蒋介石犹豫要不要使这个撒手锏时，长江上游那些日本军舰却一艘艘开出了长江口。是谁走漏了军事机密？许多史书提到了一个名字——黄浚。

　　黄浚时任南京政府行政院机要秘书。据说，他与日本著名女间谍南造云子有染。中国要封锁江阴堵住日本军舰的情报就在耳鬓厮磨间，传到了日本人耳朵里。

　　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描述曾反复出现。8月6日，汉口的日本侨民突然乱了起来，大批日侨哭爹喊娘地奔上停泊在码头上的货轮。有的饭菜刚刚摆上桌，顾不上吃一口就匆匆上船跑了。一场瓮中捉鳖的好戏还没上演，日本军舰和货轮已经载着军民，溜之大吉了。

　　对于这个传说，陈悦并不赞同。他告诉记者，实际情况相当复杂。国民党海军派系林立，陈绍宽的中央海军是主力舰队，人员多半来自福建，称为闽系；沈鸿烈的东北海军，原是张学良的老部下，称为青岛系；陈策的老牌革命党海军，被称为广东系；还有蒋介石自己培植起来的嫡系电雷学校。封锁江阴的方针下达后，各派都不想让自己的军舰首先沉江，难免互相推诿。更重要的是蒋介石一直犹豫不决。中日开战以后，中国军队在上海打得异常惨烈。陈悦分析，蒋介石希望这种顽强的表现可以引起国际舆论的支持，从而吸引西方调停，与日本进行和谈。既然要和谈，他多少想给双方留点余地，所以一直没有下狠心把日舰捂在长江里。

　　陈悦的证据是，他曾看到日本档案中记载，当日本军舰从长江上游下来时，途中遇到中国军舰，中国军舰竟然还敬礼、升旗。后来隔了很久，还有一条载着日军的日本商船，大摇大摆地从武汉开到南京。其间没有任何人过问。

　　战略上的误判贻误了战机，但沉江的决心最后还是下了。8月11日，蒋介石下令封江。陈绍宽站在“宁海”号舰的指挥台上，看着“通济”、“大同”、“自强”、“德胜”、“威胜”等8条老旧舰艇和招商局等轮船公司的20多艘商船，沉入了长江。从这一条条军舰的名字，不难看出人们对海军寄寓了多大期望。苦心经营的舰队未发一炮就沉入江底，陈绍宽的心情可想而知。

　　到8月12日中午，40余条大小舰船，185艘装满石料的民船、盐船，沉入了江阴封锁线。这是中国海军史上最悲壮的一幕，为了抗战，刚刚起步的中国海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过，这道封锁线把日本军队挡在了长江之外，粉碎了日本人“三个月结束支那战争”的梦呓。直到1938年2月，日军才在江阴封锁线上打开了一个仅容一艘船通过的缺口。

　　海空大战

　　长江被中国沉船封死，日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大批的日本战机很快出现在长江上，开始对仅有的几艘中国军舰狂轰滥炸。以“平海”号、“宁海”号二舰为主的中国海军毫不示弱。9月22日至23日，海空大战达到了白热化。

　　9月22日，细雨霏霏。午饭刚过，“平海”号舰长高宪申就发现7架敌机穿破云层，从三个方向逼来。由于“平海”号升着司令陈季良的中将旗，因此成为敌机的主要攻击目标。

　　一颗炸弹落在“平海”号的左前甲板上，飞来的弹片打中高宪申的腰部，顿时血流如注。舰上的士兵操着高射炮和机枪向敌机猛烈开火。一个署名“文刀”的军官曾在回忆文章中描述了这样一幅惨烈的画面：

　　张炮手因为机关枪坏了，不离开职守回避，正在修理，被丢在舰舷附近水里的炸弹炸倒了，遍身是伤。郑礼湘望到情形，奋勇冲过去想放枪，还不知机关枪已坏了，才跑了几步路，几个炸弹又在船舷附近爆炸。他翻一个滚身，整个腿肚子给弹片削去了。但他这蛮子，虽失去了脚，仍想爬到枪那里去。“哒哒”，敌机扫射下来的机关枪恰又打穿了他的胸膛。在他手刚摸到枪柄的刹那，他才感到痛苦，撒开握枪的手，仰天翻倒过去。他睁目对着天际，若含有无限的恨意，想看打死他的敌人是谁！

　　直到暮色将近，敌机才渐渐退去。这一天，“平海”号前后苦战6个小时，伤亡35人，击落敌机5架。直到最后一刻，已昏迷多次的高宪申才被抬下军舰。“宁海”号、“应瑞”号等舰均受重创。

　　当晚，陈季良在舰长会议上下令：“平海”号旗舰决不能为躲避轰炸而降下将旗，各舰不能擅离战场，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第二天午后，26架敌机向“平海”号、“宁海”号诸舰扑来。江面和空中霎时织起一张火力网。“宁海”号上空的敌机如苍蝇一样飞来飞去，炸弹一拨一拨疯狂砸来。舰长陈宏泰回忆：“当时弹群纷纷落在本舰舰首并望台左右舷水中，距离仅咫尺，爆炸时水柱爆烟高避桅顶，爆片横飞，前段左右舷被洞穿多处。”

　　不久，苦苦支撑的陈宏泰发现不远处的“平海”号舰身已经倾斜，一寸一寸地挪动着身子，终于搁浅在浅滩上。“平海”号失事后，更多敌机向“宁海”号扑来，4枚60公斤的炸弹直接命中甲板。舰舱进水，弹药打光，伤亡严重。陈宏泰知道大势已去。当晚，“宁海”号沉于江中。

　　两天的激战，中国海军的将士们击落20多架敌机，同时也损失了“平海”号、“宁海”号两艘主力舰。当时在江阴要塞观战的一位德国顾问感叹道：“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所看到的最激烈的海空战。”

　　此后，中国海军变成了一支没有军舰的海军。整个抗战期间，海军将士们硬是靠在江底布水雷，炸沉了300多艘敌舰。

　　1945年，庆祝抗战胜利的阅兵式上，一群衣衫褴褛的士兵走来，打着一个牌子写着“海军”。看到这一幕，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起义

　　1949年3月2日早上，刚刚做完祷告的蒋介石突然得到报告，“重庆”号巡洋舰偷偷开出上海吴淞口，一路北上开往烟台了。

　　其实，国民党海军与“重庆”号失去联系已经4天了。起初他们不敢把这个消息报告给蒋介石，而是一连数日不断地用无线电呼叫“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劝他返回上海。邓兆祥始终不应，只一股劲儿地往北开。眼看“重庆”号是铁了心要投奔共产党，海军才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正蛰居在老家奉化的蒋介石。

　　得知“重庆”号起义，蒋介石怒不可遏。他在当天的日记中狠狠地写道：“此乃我海军之奇耻大辱，惟有将其炸沉，以免为匪利用。”

　　仗打到1949年3月，蒋介石手中已没有几张牌了。而“重庆”号就是仅剩的牌中重要的一张。据说，1949年初蒋介石在一次宴会上给他的将军们打气说：“有长江天险，有海空军在，有‘重庆’号巡洋舰在，共军又能奈我何？”

　　如今，蒋介石倚重的“重庆”号也起义了。这对他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重庆”号长154.22米，宽15.54米，吃水5.03米，64000马力，标准排水量5220吨。它原本是一艘英国军舰。据说，二战期间，招商局在香港订制的6艘舰艇被港英当局征用并送到了欧洲战场。为了补偿中国，二战后，英国政府把战功赫赫的“阿瑞图萨”号巡洋舰送给了中国，改名“重庆”号。在国民党海军中，“重庆”号是装备最好、火力最强、航速最快、排水量最大的军舰。

　　1948年10月，回国不久的“重庆”号被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调往东北参加辽沈战役。“重庆”号上的官兵基本都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的还是大学生。当年他们响应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投笔从戎，如今却要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他们怎么也想不通。

　　1949年2月，趁“重庆”号回上海保养期间，舰上的年轻官兵与中共地下党联系，成立了“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2月17日，“重庆”号奉命开往吴淞口锚地待命，“解委会”感到，“重庆”号此行很可能是要去阻止解放军过江。紧要关头，他们决定起义。2月25日凌晨1时30分，“解委会”切断无线电和电话，取出武器，拘留了舰上的军官。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舰长邓兆祥不但没有阻止他们起义，还积极参与进来。

　　在邓兆祥的指挥下，“重庆”号开出吴淞口，次日清晨7时顺利抵达解放区烟台港。

　　“一定要炸沉重庆号”

　　得知‘重庆’号起义的当天，蒋介石就给南京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下了死命令：一定要炸沉“重庆”号。

　　次日清晨，4架轰炸机从台湾新竹基地起飞，一路飞到“重庆”号上空。可它们刚一露头儿，沿岸和舰上就炮火齐发。轰炸机不敢降低高度，只好在高空胡乱投下几枚炸弹，就匆匆飞走了。第二天，几架飞机补充了油料和弹药，再飞临烟台时，竟发现“重庆”号消失了。

　　得知“重庆”号失踪，本就气闷的蒋介石把王叔铭骂了一个狗血喷头。

　　《蒋公事略稿本》中记载了当时的情景：“接见王叔铭副总司令，以据报‘重庆’号舰叛逃，泊于烟台港内，我空军轰炸不中，竟被其逃逸无踪。公以此为我空军之莫大耻辱，当对王叔铭副总司令严加训斥，瞩望转告周至柔总司令，使其知耻负责也。”

　　挨了一顿臭骂，空军方面不敢怠慢。国民党空军第二军区少校陈钟琇找来一张山东半岛沿岸的地图，沿着最后一次发现“重庆”号的坐标，画了一个扇形图。以重庆号的平均速率，推算它可能走到了什么位置。根据这个大体的测算，侦察机开始了地毯式搜索。

　　18日清早，飞行员王金笃飞到葫芦岛上空。曾在青岛驻防的王金笃经常去葫芦岛近海钓鱼，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这天，他在空中突然发现，葫芦岛多出来一小块长方形的“新岛”。他觉得纳闷，把飞机拉低准备仔细瞧瞧。可他刚一靠近，岸上就枪炮齐鸣。

　　王金笃把发现“怪岛”的情况报告给陈钟琇。陈钟琇把葫芦岛空照图和重庆号正上方鸟瞰图，两厢一对，断定那个所谓的怪岛就是经过伪装的“重庆”号。

　　原来，由于烟台港离当时美军驻防的青岛太近，停泊5天后，中共中央命令“重庆”号开赴葫芦岛。到达葫芦岛后，一连几天没见着国民党轰炸机的影儿，苏联专家提出，应该给重庆号伪装一下。

　　伪装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谈何容易。当年曾在“重庆”号服役的周荣老先生回忆，号召一下，成千上万的辽西农民推着小车，赶着毛驴，运来了几万斤秫秸。不到三天，“重庆”号就被盖得严严实实，从远处看就像一个大草垛。

　　不过，大草垛的秘密最后还是暴露了。一天上午，周荣正好当班，一架飞机突然低空飞来。周荣看到机舱里有个胖子，依稀就是桂永清。接着，飞机上撒下了一麻袋纸片，周荣随手捡起一张，上面是桂永清向“重庆”号官兵赔罪，希望大家迷途知返的传单。

　　舰长邓兆祥感到，这可能是敌人对重庆号采取重大行动的前奏，立即命令大家撤除伪装，不能让军舰葬身火海。

　　3月19日一早，9架国民党军轰炸机出动向“重庆”号狂轰滥炸。三枚重磅炸弹直接命中，附近海岸陷入一片火海。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当天下午中央指示，拆下舰上的精密仪器和武器，打开海底门，将“重庆”号自沉海中。

　　对于只有舢板、木船的解放军而言，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重庆”号不光是国民党的王牌军舰，当时在全亚洲也是最先进的。人民海军尚未成立就能拥有这样大的军舰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可无奈缺乏空中保护，解放军与这条大船只能失之交臂了。

　　无奈放弃

　　1950年2月，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就成立了“重庆”号打捞委员会，主持工作的是一个苏联专家组。1951年4月，海军青岛基地工兵营和海军某部潜水分队的潜水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开始了打捞工作。

　　工兵们在舰体上拉上钢丝绳，用岸上的搅拌机拉着钢丝绳一点点把“重庆”号扶正。潜水员潜到舰底，关闭当年打开的舱门。最后再用抽水泵将舰内的海水抽出去。沉没两年的“重庆”号终于浮出水面。

　　当时，国家已打算把“重庆”号改名为“黄河”号，重新编入海军部队服役。但经过一番考察后，苏联专家认为修复“重庆”号代价太大。

　　苏联专家组出具的一份名为《关于修复“重庆”号的报告》中称，修复工作约需3年，国外订货约需5千万卢布，国内修理费约需1800亿元人民币（旧币）。这个费用比买一艘新巡洋舰还贵。

　　无奈中国当时没有修复巡洋舰的技术能力，只得放弃了。

　　后来，“重庆”号上的主机和锅炉分别作价处理给一些地方单位，火炮和雷达作为海军学校的教具，船壳则拖到上海打捞局做水上仓库。1960年，上海打捞局曾试图把从江阴封锁线上打捞出水的“海容”号主机安在“重庆”号身上，可最终还是失败了。1964年，“重庆”号拨给天津渤海石油公司作为海上钻油平台的宿舍船，并改名为“北京”。

　　上世纪90年代，废弃将近半个世纪的“重庆”号被彻底解体，船壳送入炼钢炉化作钢水。“重庆”二字的舰牌收藏在中国军事博物馆，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供人凭吊。

　　1949年“重庆”号无奈自沉后，半个世纪，中国不复有巡洋舰。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我国大力发展小炮艇，出现过“小炮艇万岁”的说法。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这显然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拥有大船，到深海去，永远是海军和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在2011年的夏天，这个梦想终于开始成为现实。

　　（《北京日报》2011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