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民国十二年徐志摩、胡适、汪精卫等的一次雅集(1)

　　马建强

　　一

　　民国十二年（1923年）的农历八月十五，“人间天堂”的杭州，“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这一天“阴雨竟日，晚间微晴，月出不久，即为云遮尽”（《胡适日记》）。

　　好在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所以人们对西湖的“雨”是不生气的。没有西湖的雨，哪有天堂的伞，哪有许仙与白娘子的伞来伞去千年等一回的姻缘。

　　今夜天上的月亮先不显后未圆，地上的胡适也没有和家人团圆。小脚太太江冬秀与三个孩子在北京，他一人在西湖。一人是一人，却不是孤身。“我的朋友胡适之”中的胡适之是不缺朋友的。这一天，安徽老乡、美国同学陶行知（当时还叫陶知行）与胡适在一起，雨是“竟日”，他们相聚也是“竟日”，陶行知当晚还与胡适同住。

　　真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十六这一天，胡适与陶行知、高梦旦等好朋友一起在西湖走花坞、游西溪。果然，一日雅集畅游，天助人兴，晚上雨去云淡，今夜“月色极好”（《胡适日记》）。

　　在整个杭州湾，伴随着中秋佳节，有一件盛事，那就是钱塘观潮。呈喇叭状的杭州湾两岸，中秋之后，海起潮，人如潮。这个潮与天上的月亮直接相关，月亮是十五满十六圆，潮水是十五起十八盛。

　　1923年的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潮迎来一批特别的观潮人：

　　今天为八月十八，潮水最盛。

　　……潮初来时，但见海外水平线上微涌起一片白光，旋即退下去了。

　　后来有几处白点同时涌上，时没时现，如是者几分钟。忽然几处白光联成一线了。但来势仍很弱而缓，似乎很吃力的。大家的眼光全关注在尖山一带，看潮很吃力地冲上来：忽然东边潮水大涌上来了，忽然南面也涌上来了。潮头每个皆北高而斜向南，远望去很像无数铁舰首尾衔接着，一齐横冲上来。一忽儿，潮声澎湃震耳，如千军万马奔腾之声，不到几秒钟，已涌到塘前，转瞬间已过了我们面前，汹涌西去了。（《胡适日记》）此潮起潮落处为浙江海宁盐官，离徐志摩家硖石镇不远，徐志摩是本次观潮的组织者，同行者是：胡适、曹诚英、汪精卫、马君武、任鸿隽、陈衡哲、朱经农、陶行知，还有一位女老外MissEllery，美国藩萨大学历史学教授，是陈衡哲留学美国时的老师。

　　七男三女，一共十人。此番十人在中秋佳节后三日应徐志摩之约从杭州、上海会合于盐官。钱塘潮水自然是千军万马澎湃震耳，几秒钟就汹涌西去了。观潮的这十个人，除了一位老外不在本文交代范围之内，其他人尽管都已汹涌西去，但却都是澎湃震耳而又历久弥新并常说常新的人物。在“神马都是浮云”的二十一世纪之初，回望1923年9月28日（民国十二年农历八月十八）这一天，凝眸这九位观潮者，他们都曾是时代的弄潮儿，潮水不知何处去，人面依旧笑春风。

　　以年齿为序，此九人为：

　　马君武（1881年～1940年）

　　汪精卫（1883年～1944年）

　　任鸿隽（1886年～1961年）

　　朱经农（1887年～1951年）

　　胡适（1891年～1962年）

　　陶行知（1891年～1946年）

　　陈衡哲（1893年～1976年）

　　徐志摩（1897年～1931年）

　　曹诚英（1902年～1973年）

　　二

　　北洋政府自从袁世凯一命呜呼之后，可谓群龙无首，城头变幻大王旗，你将唱罢我登场。1922年底大总统是徐世昌，1923年初是黎元洪，才到10月就变成了贩布出身的曹锟了。

　　几年后异军突起北伐成功的国民党，此时正忙着准备改组。新年刚过的1月26日，孙中山指派廖仲恺与苏俄代表越飞经过会谈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8月16日，孙中山又指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出发赴苏俄考察军事，这为他日后执掌黄埔军校埋下了伏笔。蒋介石深谙一支管用的军队在这乱世的作用，此后几年他在广州这个叫黄埔的小岛上苦心扒拉他的陆军军官学校。

　　而建党才两年多的共产党，此时还处于秘密地下状态。作为苏俄共产国际一个远东支部，急性子的陈独秀的感觉是方方面面、里里外外都不给力。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倒是接连悄悄地印刷了好多次，一时风行天下。而共产国际马林、中国共产党李大钊、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共同谋划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及国共第一次合作即将拉开帷幕。

　　1922年年底，北洋政府财政部长罗文干遭到非法逮捕，后经北大校长蔡元培奋力抗争，获释放。可到了1923年1月，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为取悦军阀，致使罗文干被重新逮捕。蔡元培激于义愤，于1923年1月17日的《晨报》发表了不与北洋政府合作的宣言：“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

　　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蔡元培因不堪北京大学此起彼伏的学潮与北洋政府的无能腐败，先后辞职数次，快成辞职专业户了，可是本来水火不相容的官方教育部与民间的北大师生竟在这一点上高度一致：都不同意蔡元培辞职。向来待人如春风的蔡元培，这一次秋高气爽起来：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回老家了，梅干菜就绍兴酒，乌篷船边水悠悠。

　　刚好蔡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已经两年多了，周围的朋友都忙着给他张罗续弦。早年爱国女学时的学生、一直待字阁中的周养浩浮出水面，那真是“清水出芙蓉”，正无官一身轻的蔡元培来到苏州与在此工作的周几番接触，觉得甚合其意。于是1923年7月10日，在苏州留园，蔡元培与周养浩开始了蜜月之旅。这一年蔡元培年近六旬，周养浩年过三十。婚礼当然隆重，一批故旧门生、新朋老友纷纷前来祝贺。不过，当天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倒不是老夫少妻百年好合洞房花烛，而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前来参加婚礼，不想婚礼尚未结束，同桌的人发现她竟伏在饭桌上无疾而终了。这位寿星是蔡元培老友张冀牖的三舅奶奶刘老太太。张冀牖的女儿张允和九十多岁时，还常跟人说起当年她亲历的这件事。婚后十天，蔡元培带着新婚妻子远赴欧洲。1923年的蔡元培是一个辞职未允的北大校长，一个新婚燕尔的新郎倌，一个再度赴欧考察的教育家。

　　陶行知这一年被推选为南京安徽公学校长。学校办在南京，属于江苏省地盘，而经费、生源等均来自安徽省，是所办在南京的主要招收安徽流动儿童的希望学校，所以该校要同时报苏、皖两省省长公署及教育厅立案。好在那个年头办这样的好事，还没有现在诸多潜规则，说办很快也就办好了。

　　1923年前，陶行知一直在大学工作，但限制多多、烦恼多多，久有凌云志的他面对老大的民国、老难的教育，一想起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豪情壮志，便开始英雄气短。安徽公学校长，尽管不是全职，但对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当仁不让津津有味，一口气兼到1929年，直到后来因创办晓庄师范遭国民政府通缉为止。他率先在公学推行“三三”新学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与美国中学教育接轨。这个学制是在胡适力主下于年前济南会议上刚获通过的，陶行知用这种实际行动响应了这位安徽老同乡。他提出：我们学校最注重师生接近，最注重以人教人。

　　这一年，陶行知还作为主力与中坚，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任总干事，全力推行平民教育。当时所谓的平民教育，其实就是平民读书运动，“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银钱，去教一般人民读好书，做好人。我们深信读书的能力是各种教育的基础。会读书的人对于人类和国家应尽之责任，应享之权利，可以多明白些。他们读了书，对于自己生计最有关系的职业，也可以从书籍报纸上多得些改进的知识和最新的方法。一般无知识的人对于子女的教育漠不关心，若是自己会读书，就明白读书的重要，再也不肯让自己的儿女失学。所以今日之平民教育，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陶行知《平民教育概论》）因为平民教育，陶行知这一段时间与朱其慧、晏阳初、黄炎培、朱经农等交往密切。他先坚辞东南大学的教职，再婉拒北洋政府委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一职，接着把家也从南京迁到了北京。朱其慧的老公是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朱经农是她娘家侄子。陶行知确定了安徽公学的校训为“实”，找哪位名人写一下呢？那段时间他与朱其慧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自然让熊老爷恩赐墨宝了。字不怎么样但喜欢写的熊希龄二话没说，当天就写好了送来。这个熊希龄，他年爱妻朱其慧去世后，以年近七旬之高龄独占三十出头的花魁毛彦文，一时成为民国佳话。为求得毛彦文红颜一笑，当年熊希龄可没少练字，情书都是裱成精美册页的。可以确信，那时熊老爷写的字肯定比给安徽公学写的功力要深厚得多。安徽公学解放后改名为南京六中，不知该校这则墨宝还在乎？

　　9月，陶行知由北京南下，先去上海商务印书馆找朱经农。他带来了《平民千字课》手稿，请时任印书馆编辑的朱经农再修改修改，他对朱说：“不识字的人可以在四个月内读完这套课本。”不久该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很快发行一空，连印五十万册，仍供不应求。

　　办完这件事后，陶行知从朱经农处弄到了胡适在杭州的住址，便由上海来到杭州，关于人生，关于教育，关于平民教育，他要与老同学胡适好好谈谈。

　　三

　　当年的汪精卫要是放在现在，那不知道要有多少粉丝粉团粉条。常言道“男人四十一枝花”，1923年的汪精卫正四十初度。这位翩翩帅哥，绝非徒有其表。他是父亲六十二岁时所生，因为庶出，从小曾受家族歧视。十三岁母亲去世，十四岁父亲去世。但他刻苦求学，1902年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1904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政法大学，1905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时汪精卫即为同盟会评议长，与黄兴等同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1909年12月他的一颗投向晚清摄政大臣载沣的炸弹，尽管没有引爆，但已是敲响了晚清政府的丧钟。民国后他倒也不居功自傲贪求名利，盛名之下选择赴欧留学。此后一度进入“小休时期”，漫游欧美，寄情山水，钟情舞文弄墨，并被南社礼聘为尊贵会员，社号260。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衔石存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这是汪旧年狱中所作，时隔一百多年，现在读来，第一则的志向，第二则的豪情，还是令人心动。好汉不提当年勇，看看1923年汪精卫为《南社丛选》所作的序言吧：

　　近世各国之革命，必有革命文学为之前驱；其革命文学之采色，必烂然有以异于其时代之前后。中国之革命文学亦然。核其内容与其形式，固不与庚子以前之时务论相类，亦与民国以后之政论绝非同物。盖其内容，则民族、民权、民生之主义也。其形式之范成，则涵有二事：其一，根柢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其一，根柢于西学，以法律、政治、经济之义蕴为其条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抉。无前者，则国亡之痛，种沦之戚，习焉已忘，无由动其光复神州之念。无后者，则承学之士犹以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由得闻主权在民之理。……故革命文学必兼斯二者，乃能蔚然有以树立。

　　这只是汪精卫给南社部分社员诗集的一篇序言，却相当精准地点出了南社的意义与价值。其时正处在旧南社名存实亡、新南社曙光将显之际。这篇序言，无疑给新南社的成立与发展明确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大家手笔，不服不行。

　　1923年的除夕，汪精卫有诗：

　　《除夕邀南社诸子作岁寒小集，何香凝夫人绘岁寒图，诸人皆有吟咏，余亦成一首》

　　冰雪满天地，老梅能作花。孤松青不已，相为导春华。

　　落落心魄在，悠悠岁月赊。艰难谋一聚，何惜最流霞？

　　虽说即兴小作，但在群芳争艳的南社，还是可圈可点的。

　　平生自视不是一般的高、差不多眼睛长在头顶上的柳亚子有多首诗作猛夸汪精卫：

　　一击亡胡帝，平生张子房。风姿犹妇女，家国有沧桑。

　　廿载盟心久，一宵握手偿。元戎方旰食，何以拯黔苍。

　　座中人物谁最妍？汪伦一斗才翩翩。清谈痛饮余事耳，江山万里君仔肩。

　　如果说柳亚子写诗是明夸，那胡适、徐志摩等人在日记里简直就是暗恋了：

　　前天乘看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Ellery，叔永介绍了汪精卫。一九一八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地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有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徐志摩《西湖记》）胡适与汪精卫，相差八岁，汪精卫出道较早，为政界精英、民国功勋。而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被蔡元培礼聘至北大，二十七岁即为文科教授，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起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誉满仕林，名震天下，风头不逊当年汪精卫。汪精卫与胡适，一时惺惺相惜。

　　1923年夏秋之际，汪精卫因为筹备新南社的事来到上海，他听任鸿隽说胡适正在杭州养病，便托他带信给胡适，希望一见。胡适不是糊涂人，自然一拍即合，表示相见恨晚。

　　尽管后来汪精卫投靠日本，做了汉奸，但胡适一生对汪精卫倒也没有完全因事废人。1944年4月11日汪精卫死在日本，4月13日胡适获知此事，当天日记他就很惋惜地写道：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胡适日记》）不过当年汪精卫对胡适也是礼遇有加。1933年任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曾亲自写信给胡适，恳请他出任教育部长。胡适的回信情真意切：

　　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顺便说一句，胡适这种坚决不从政的态度，倒是一生未有任何动摇。蒋介石1947年恳请胡适出任行政院长、1948年恳请胡适参选民国总统，胡适差不多都是用同样的态度回绝的。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