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哲学思想(3)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与“天人之分”说相对立。所谓“天”，一种观点认为包含着如下内容：（1）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2）天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3）天是人们敬畏、事奉的对象；（4）天是主宰人，特别是主宰王朝命运的存在（天命之天）；（5）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天”就是“自然”的代表。“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即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先秦儒家亦主张“天人合一”，《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成为两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

　　为何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刘彻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秦汉之际，遭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祖刘邦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

　　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而居于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权势颇重的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者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提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50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阴阳家的“五德终始”所指究竟是什么呢？

　　五德终始又称“五德转移”。阴阳家代表邹衍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来阐释宇宙演变和历史兴衰，创为“五德终始”之说，影响甚大。后来的挂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等，都是以阴阳五行为思想基干。

　　“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目的在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但却陷入了历史循环论。

　　邹衍认为自有天地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所谓“五德”，就是土、木、金、火、水。“土德之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每一时代，各主一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什么是太极？

　　太极一词最早见于《易传·系辞上》：“易有太极，始生两仪。”其意指浩瀚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包含着阴和阳，以及表与里的两面。而它们之间却既互相对立斗争又相互滋生依存的关系，这既是物质世界的一般规律，是众多事物的纲领和由来，也是事物产生与毁灭的根由所在。

　　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天地、日月、雷电、风雨、四时、子前午后，以及雄雌、刚柔、动静、显敛，万事万物，莫不分阴阳。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长养百骸。经络、骨肉、腹背、五脏、六腑，乃至七损八益，一身之内，莫不合阴阳之理。太有至的意思；极有极限之义，就是至于极限，无有相匹之意。既包括了至极之理，也包括了至大至小的时空极限，放之则弥六合，卷之退藏于心。可以大于任意量而不能超越圆周和空间，也可以小于任意量而不等于零或无，以上是太极二字的含义。

　　什么是八卦？

　　八卦源于中国古代对基本的宇宙生成、相应日月的地球自转（阴阳）关系、农业社会和人生哲学互相结合的观念。最原始资料来源于西周的易经，内容有六十四卦，但没有图像。

　　《易传·系辞上》记录：“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即阴阳，可在不同时候引申为天地、昼夜、男女等等。四象，即少阴、少阳、太阴、太阳。在不同时候，可分别对应四方、四季、四象。青龙居东，春之气，少阳主之；朱雀居南，夏之气，太阳主之；白虎居西，秋之气，少阴主之；玄武居北，冬之气，太阴主之。四季养生分别对应为：生、长、收、藏。八卦，即乾、坤、巽、兑、艮、震、离、坎。分别代表天地等诸意，下有详解。

　　及至宋朝，有学者认为四象演八卦（方位），八八生成六十四卦，此为伏羲八卦，也叫先天八卦；亦有学者认为八卦应该出自周文王的乾坤学说，他认为先有天地，天地相交而生成万物，天即乾，地即坤，八卦其余六卦皆为其子女：震为长男，坎为中男，艮为少男；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是为文王八卦，又称后天八卦。八卦符号通常与太极图搭配出现，代表中国传统信仰的终极真理：“道”。

　　八卦的“卦”，是一个会意字，从圭从卜。圭，指土圭，开始以泥做成土柱测日影。卜，测度之意。立八圭测日影，即从四正四隅上将观测到的日影加以总结和记录，这就形成八卦的图象。

　　八卦的最基本的单位是爻，多是记述日影变化的专门符号。爻有阴阳两类，阳爻表示阳光，阴爻表示月光。每卦又有三爻，代表天地人三才。三才的天部，包括整个天体运行和气象变化，这些星象之学，古称天文。地部指观测日影来计算年周期的方法，用地之理了解生长收藏的全过程。人部指把天文、地理和人事结合，以便按照这些规律进行生产和生活。每卦的次序是自下而上的，最下一横叫初爻，中一横叫二爻，上一横叫三爻。

　　八卦代表八种基本物象：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艮为山，兑为泽，坎为水，离为火，总称为经卦，由八个经卦中的两个为一组的排列，则构成六十四卦。

　　什么是大丈夫？

　　居住在天下最广大的居所里，站立在天下最正大的位置上，行走在天下最广阔的大道上，能实现志向就与民众一起去实现，不能实现志向就独自固守自己的原则，不受富贵诱惑，不为贫贱动摇，不为武力屈服，这才叫大丈夫。西汉名将韩信在拜将前还是挺狼狈的。当他是平民百姓时，贫困潦倒，更糟的是品德又不好，没人敢推荐他去做官；又不会生产做生意，谋生的能力几乎没有。于是，只好寄人篱下混饭吃，人们都讨厌他。曾经在南昌亭长家里混饭吃，一连数月，亭长老婆可受不了，坐吃山空，赶又不好赶。便心生一计，干脆一天吃早晚两餐，吃饭时韩信就准时前往，但她却饭菜不齐备。韩信心知肚明，愤然而去。后来，有个妇女看到韩信常忍饥挨饿，便给他饭吃，数十日都如此。韩信高兴得飘飘然，激动地对她说：“受人滴水之恩，我韩信日后必以涌泉相报。”妇女大怒道：“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我是看你可怜于心不忍。难道还想你报答？”骂得韩信狗血淋头，欲说无语。

　　以上的事确能表明韩信的窝囊，下面的事无疑是他的耻辱。淮阴这个地方的人都瞧不起韩信。有个少年趁机故意羞辱他，便对他说：“你虽然长得又高又大，还喜欢佩剑，然而生性软弱怕死！”众人哈哈大笑。那少年接着道：“大家看呀，韩信如果不怕死，就用剑刺我；怕死，就必须从我裤裆下钻过去！”韩信瞪了那少年，毫不犹豫从那人裤裆下钻出来。所有人笑得前俯后仰，都认定韩信怕死。

　　否极泰来。韩信的才能慢慢被人赏识，特别是经历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一插曲后，被刘邦委以重任，至此才华显露，成为一代名将。

　　韩信功成名就后，找到那个曾经给他饭吃的妇女，赏赐千金；而南昌亭长则赐百钱，意思而已。至于那个少年则任命为中尉，并向众将说道：“这人也是壮士。当时他侮辱我时，我为什么不杀他呢？杀他我更加臭名，所以忍住了！”韩最后被灭三族，是因为功高震主，不得不死。

　　韩信知恩图报，很多人能做到，但胯下之辱却非一般人所能忍受。“忍”字头上一把刀，忍得一时之怒，免却百日之忧。假如韩信当时暴怒，结局难以意料。但，他能分清轻重，能判断什么东西值得计较，能战胜自己。忍，成就韩信的英名。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忍耐不等于懦弱，不意味放弃，而是在积蓄力量等待反击的机会。判断英雄不是在开始，而是在关键时刻他起了什么作用。退却是为了更好地进攻！

　　什么是和同之辩？

　　春秋时期关于事物矛盾对立因素的多样性和单一性的论辩。

　　《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认为幽王“去和而尚同”，使国家处于危亡之中。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碑同，尽乃弃矣。”和，指的是事物矛盾对立因素的单一性与一致。史伯认为只有保持矛盾对立因素的多样性及和谐统一，事物才能够发展；若只维持矛盾对立因素的单一性与一致，事物就不能发展。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回答齐景公时说：“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如羔焉，水火、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和如同调羹，水火盐梅等作料经厨师调配适度，烹出的鱼肉才好吃，君臣关系也是一样。“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处理事物立足于“和”，即从矛盾对立因素的多样性及和谐与统一出发；而不应该立足于“同”，即不应该立足于矛盾对立因素的单一性和一致。孔子也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这些说明，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即已经认识到矛盾对立因素的多样性及和谐统一，对于事物发展的重要意义。

　　孟子的王道与仁政矛盾么？

　　春秋末期，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逐步确立，广大被剥削阶级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尤其是奴隶、农民等劳动人民，重重的政治枷锁套在他们身上，战争、压抑、管制，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无法喘息，这引发了广大仁人志士的深切怜悯。究竟人民与君王是怎样的一个关系，人民与君王在国家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孟子继承了儒家思想，用他的王道学说回答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他的这一学说，把孔子的仁政思想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孟子继承并且发扬了孔子的社会批判思想，他对历史的看法是：“一治一乱”。圣王在世，天下太平，暴君在位，天下大乱。“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民无所安息。”发展到今天，“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目前正处于一个空前的衰乱时期，孟子为之痛惜不已。

　　除此之外，孟子还对当时连绵不绝的战争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今夫天下之人牧，为尝不嗜杀人者。”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惜：“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样的乱世，他也不恤愤怒的呐喊：“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以天下为己任，把改造社会视为自己的责任所在，他对未来充满着信心，既然历史的发展是“一治一乱”，乱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圣人出现，天下自然会太平下来。他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却也融入了自己的希望。

　　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两大内容是仁与礼。孟子更多的继承了孔子学说中“仁”的学说。

　　那么何谓“仁”？孟子指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与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互为表里，而二者合起来就是“道”。“仁”的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灵魂，他从各个方面反复对仁进行阐释与完善。

　　孟子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与生俱来的，称之为“四端”。它们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基础，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其作为孟子社会理想的支撑点，在两个方面同时显示意义。

　　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作为统治者，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是件轻松易举的事。“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提醒统治者要施行“仁政”。为政必须依仁而行，不仁只能自取灭亡。仁政是孟子政治学说和他的社会理想的最基本内容，而性善论则作为其内在的依据做着最好的阐释。通俗一点的说，在孟子看来，正是由于人性的善良--尤其是那些统治者本身善良，仁政才有实现的可能。

　　仁政的理想最终指向了“王道”，这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在其著述中精辟地阐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减轻人民负担，遵循自然规律，人们丰衣足食，虽死无憾，这就是“王道”。它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大体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最清明的社会政治；二是比较完善的伦理道德。前者是其主要部分，孟子曾反复地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