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费尔德近日的夜晚变得又漫长又郁闷，天气也愁上加愁。寒冷的暴风雨开始来临，七月的景象已荡然无存，唯有树和灌木丛还显出些生机，这些也成了风暴洗劫的对象；白天变长，但这只能使人对这些残酷的景象目睹得更长久一些。
简·奥斯丁《爱玛》（一八一六）
伦敦。米迦勒节期刚刚过去，大法官安坐在林肯旅馆大厅。十一月的天气毫不宽容。街道上泥泞难行，犹如大水新退；要是遇上一个长约四十英尺的斑龙，像个巨大蜥蜴摇摇摆摆往霍尔博恩山攀登，那也不足为奇。浓烟从烟囱顶端低垂下来，犹如下起了黑毛毛雨，雨中的灰片大得像雪花—可以想象，这些灰粉片像是在哀悼太阳的死亡。狗陷在淤泥中，让人难以分辩；马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连眼罩上都溅满了泥。行人打着雨伞互相挤撞，个个脾气暴躁，走到街角时滑一跤；自天光破晓（如果这样的天也会破晓的话）以来，滑倒跌跤的人已不计其数。泥巴如复制一般越积越厚，粘住人行道死不松口。
查尔斯·狄更斯《荒凉屋》（一八五三）
除了描写海上时常发生奇怪的风暴以外，小说中对天气的关注直到十八世纪末仍然寥若晨星。到了十九世纪，小说家似乎开始谈论起天气来。这一方面是因为自浪漫派诗歌和绘画开始产生了欣赏大自然的倾向，且这种倾向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学对反映个性，对以下事实越来越有浓厚的兴趣：即人的感情既影响人对客观世界的感觉，同时也受到客观世界的影响。正如柯勒律治在其“废物颂”中所说的：
噢女士！施与予本相连，
生活中存在的唯有自然。我们都知道天气影响人的情绪，小说家可以随心所欲发明各种天气状况以适合他（她）制造的某种情绪。
因此，天气常常是一种诱因，诱发出约翰罗斯金所说的感情的误置这一效果。所谓感情的误置，即人的感情在自然界各种现象上的投影。他写道：“客观事物给我们留下种种印象，所有强烈的感情……在我们心中针对这些印象产生出一种虚假性，我把这一虚假性概括为“感情的误置。”正如这一名称所暗示的，罗斯金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是现代（与古典相比较而言）艺术和文学堕落的一种症状，而且这种创作方法也确实常常成为过分渲染和自我放纵的一个借口。但如果用得明智和谨慎，这也是一种修辞技巧，具有流畅和感染力强的功效，小说中缺少了这一项将会贫乏得多。
简·奥斯丁像奥古斯都时代的人一样对浪漫式的想象持有怀疑态度，因而小说《理智与情感》在刻画玛丽安这个人物时对此大加讽刺。玛丽安对秋天大发激情，朗声说道：“啊！散步时看着这些树叶在风的吹动下片片落下，多惬意啊！这些树叶、季节、还有清新的空气、多让人遐思翩翩啊！”她妹妹爱莉诺听后则实话实说地评论道：“可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对枯树叶子也有感情。”在简·奥斯丁的小说中，天气常常是对人物社交生活有重要影响的实用性因素，而不是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隐喻性标志。《爱玛》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中的雪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第一次提到下雪是在威斯顿先生圣诞节前餐会中间，本来不想参加餐会的约翰·南特利先生走进客厅，幸灾乐祸地宣告：“外面风雪交加”，从而使爱玛体弱多病的父亲伍德豪斯先生胆颤心惊。此后引发了一番议论，在场的人七嘴八舌，无一切合实际，但每人的话反映了每人的个性。最后倒是乔治·南特利先生亲自查看了一下外面的天气情况，给大家作了一个合理的报告，这才安抚了众人。他和爱玛决定既然伍德豪斯先生坐立不安，再也无法平静，不如传唤各人的马车来，大家回家了事。埃尔顿先生于是趁机坐上了爱玛的马车，与爱玛单独在一起并向她求婚。这大大出乎爱玛的意料，也使她很尴尬，因为她一直以为对方追求的是她的被保护人海丽埃特。所幸此后的几天天气不好，为她制造了借口，使她能避免与双方任何一方照面：
天气对她十分有利……地面覆盖着雪，化化冻冻，使人很难出门活动。每天清早不是下雨就是下雪，到了晚上便是霜冻。
这样—连几天，她成了一个最体面的囚徒。这里描写天气是因为天气与故事息息相关，但这种描写毫无渲染成分。
不过，简·奥斯丁偶尔也不露声色地利用一下感情误置这一技巧。当爱玛的运气处于最低潮时，因为她发现了有关简·费尔凡克斯的事情的真相，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尴尬；她还意识到自己深深爱着南特利先生，但已太迟，因为她有理由相信他要娶海丽埃特为妻—所有这一切，使那一天成为她最倒霉的一天。“天气也愁上加愁，”罗斯金肯定会指出天气绝不能产生这种情绪。但夏日的暴风雨是女主人公忧虑未来前途的真实比拟，因为她在海泊里小而封闭的社交圈子中有着稳定而显赫的地位，这使她有可能对海丽埃特嫁给南特利这一“残酷场面”目睹得“更长久”。然而，既不合时节又不可理喻的怪事发生了：第二天，太阳又升起来了，乔治·南特利来向她求婚了。
简·奥斯丁对“感情的误置”这一技法的运用不着痕迹，使人不易觉察，而狄更斯在《荒凉屋》的首段中对这一技法的使用则是明目张胆的，就如当头一棒，让人顿悟。“十一月的天气毫不宽容。”把天气拟人化，谓之“不宽容”，这是司空见惯的口头语；但此处这一说法还带有上神不悦的暗示，与《旧约》故事密切相关。“犹如大水新退”，这一句既让人联想到《创世纪》中有关上帝创造一切的描写，又让人联想到大洪水的故事。下文又提到古生物斑龙和太阳系从熵的枯竭，作者用典型的维多利亚式技法把圣经故事与更现代的后达尔文宇宙论混合起来，产生出令人瞠目结舌的陌生化效果。
从某一意义上说，这是十九世纪伦敦在阴雨天气中的写照，是一种典型的简单而真实的细节蒙太奇：浓烟从烟囱顶端低垂下来……狗陷于淤泥中让人难以分辨……马的眼罩上溅满了泥……挤撞的雨伞。但狄更斯的想象颇富隐喻性，他把这一普普通通的景象转化成启示录式的幻觉，让人仿佛看到大英帝国颇为自豪的都市沦落为原始沼泽地；预料到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终将灭绝。从灰片到雪片，再到哀悼太阳之死，这种隐喻性的筋头式转换特别令人惊异。
这种电影剧本式的描写我们在此后的科幻小说中会经常遇到（斑龙摇摇摆摆攀登霍尔博恩山的景象让人想起恐龙攀登帝国大厦；“太阳之死”相当于H·G·威尔斯《时间机器》中那令人心寒的结局，以及像马丁·阿米斯一类后现代主义者对世界末日的预言等）。这段节选提出了已经被贪婪和腐败所侵蚀、失去了其本质意义的社会的概念，并予以谴责。紧接着，狄更斯围绕一栋有争议的房地产用错综复杂的情节对这一点展开讨论。伦敦城的泥巴以复制的形式越积越厚，这句话写得非常机智，让人联想到《圣经》中痛斥金钱肮脏的故事。该段一开始描写大法官（用了一连串简练的陈述句，好似“十点钟新闻”中的各条新闻题目）主持大法庭，似乎这位法官也主持天庭中的天气事务，这一点在几段后有明确交待：“雾从未这么浓，泥巴和污潭也从未如此深厚，这是要匹配大法官法庭判案毫无定法、胡乱了事的作风，今日天地之间这种法庭的危害性甚于古往今来的罪人。”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小说的艺术简·奥斯丁《爱玛》（一八一六）
伦敦。米迦勒节期刚刚过去，大法官安坐在林肯旅馆大厅。十一月的天气毫不宽容。街道上泥泞难行，犹如大水新退；要是遇上一个长约四十英尺的斑龙，像个巨大蜥蜴摇摇摆摆往霍尔博恩山攀登，那也不足为奇。浓烟从烟囱顶端低垂下来，犹如下起了黑毛毛雨，雨中的灰片大得像雪花—可以想象，这些灰粉片像是在哀悼太阳的死亡。狗陷在淤泥中，让人难以分辩；马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连眼罩上都溅满了泥。行人打着雨伞互相挤撞，个个脾气暴躁，走到街角时滑一跤；自天光破晓（如果这样的天也会破晓的话）以来，滑倒跌跤的人已不计其数。泥巴如复制一般越积越厚，粘住人行道死不松口。
查尔斯·狄更斯《荒凉屋》（一八五三）
除了描写海上时常发生奇怪的风暴以外，小说中对天气的关注直到十八世纪末仍然寥若晨星。到了十九世纪，小说家似乎开始谈论起天气来。这一方面是因为自浪漫派诗歌和绘画开始产生了欣赏大自然的倾向，且这种倾向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学对反映个性，对以下事实越来越有浓厚的兴趣：即人的感情既影响人对客观世界的感觉，同时也受到客观世界的影响。正如柯勒律治在其“废物颂”中所说的：
噢女士！施与予本相连，
生活中存在的唯有自然。我们都知道天气影响人的情绪，小说家可以随心所欲发明各种天气状况以适合他（她）制造的某种情绪。
因此，天气常常是一种诱因，诱发出约翰罗斯金所说的感情的误置这一效果。所谓感情的误置，即人的感情在自然界各种现象上的投影。他写道：“客观事物给我们留下种种印象，所有强烈的感情……在我们心中针对这些印象产生出一种虚假性，我把这一虚假性概括为“感情的误置。”正如这一名称所暗示的，罗斯金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是现代（与古典相比较而言）艺术和文学堕落的一种症状，而且这种创作方法也确实常常成为过分渲染和自我放纵的一个借口。但如果用得明智和谨慎，这也是一种修辞技巧，具有流畅和感染力强的功效，小说中缺少了这一项将会贫乏得多。
简·奥斯丁像奥古斯都时代的人一样对浪漫式的想象持有怀疑态度，因而小说《理智与情感》在刻画玛丽安这个人物时对此大加讽刺。玛丽安对秋天大发激情，朗声说道：“啊！散步时看着这些树叶在风的吹动下片片落下，多惬意啊！这些树叶、季节、还有清新的空气、多让人遐思翩翩啊！”她妹妹爱莉诺听后则实话实说地评论道：“可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对枯树叶子也有感情。”在简·奥斯丁的小说中，天气常常是对人物社交生活有重要影响的实用性因素，而不是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隐喻性标志。《爱玛》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中的雪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第一次提到下雪是在威斯顿先生圣诞节前餐会中间，本来不想参加餐会的约翰·南特利先生走进客厅，幸灾乐祸地宣告：“外面风雪交加”，从而使爱玛体弱多病的父亲伍德豪斯先生胆颤心惊。此后引发了一番议论，在场的人七嘴八舌，无一切合实际，但每人的话反映了每人的个性。最后倒是乔治·南特利先生亲自查看了一下外面的天气情况，给大家作了一个合理的报告，这才安抚了众人。他和爱玛决定既然伍德豪斯先生坐立不安，再也无法平静，不如传唤各人的马车来，大家回家了事。埃尔顿先生于是趁机坐上了爱玛的马车，与爱玛单独在一起并向她求婚。这大大出乎爱玛的意料，也使她很尴尬，因为她一直以为对方追求的是她的被保护人海丽埃特。所幸此后的几天天气不好，为她制造了借口，使她能避免与双方任何一方照面：
天气对她十分有利……地面覆盖着雪，化化冻冻，使人很难出门活动。每天清早不是下雨就是下雪，到了晚上便是霜冻。
这样—连几天，她成了一个最体面的囚徒。这里描写天气是因为天气与故事息息相关，但这种描写毫无渲染成分。
不过，简·奥斯丁偶尔也不露声色地利用一下感情误置这一技巧。当爱玛的运气处于最低潮时，因为她发现了有关简·费尔凡克斯的事情的真相，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尴尬；她还意识到自己深深爱着南特利先生，但已太迟，因为她有理由相信他要娶海丽埃特为妻—所有这一切，使那一天成为她最倒霉的一天。“天气也愁上加愁，”罗斯金肯定会指出天气绝不能产生这种情绪。但夏日的暴风雨是女主人公忧虑未来前途的真实比拟，因为她在海泊里小而封闭的社交圈子中有着稳定而显赫的地位，这使她有可能对海丽埃特嫁给南特利这一“残酷场面”目睹得“更长久”。然而，既不合时节又不可理喻的怪事发生了：第二天，太阳又升起来了，乔治·南特利来向她求婚了。
简·奥斯丁对“感情的误置”这一技法的运用不着痕迹，使人不易觉察，而狄更斯在《荒凉屋》的首段中对这一技法的使用则是明目张胆的，就如当头一棒，让人顿悟。“十一月的天气毫不宽容。”把天气拟人化，谓之“不宽容”，这是司空见惯的口头语；但此处这一说法还带有上神不悦的暗示，与《旧约》故事密切相关。“犹如大水新退”，这一句既让人联想到《创世纪》中有关上帝创造一切的描写，又让人联想到大洪水的故事。下文又提到古生物斑龙和太阳系从熵的枯竭，作者用典型的维多利亚式技法把圣经故事与更现代的后达尔文宇宙论混合起来，产生出令人瞠目结舌的陌生化效果。
从某一意义上说，这是十九世纪伦敦在阴雨天气中的写照，是一种典型的简单而真实的细节蒙太奇：浓烟从烟囱顶端低垂下来……狗陷于淤泥中让人难以分辨……马的眼罩上溅满了泥……挤撞的雨伞。但狄更斯的想象颇富隐喻性，他把这一普普通通的景象转化成启示录式的幻觉，让人仿佛看到大英帝国颇为自豪的都市沦落为原始沼泽地；预料到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终将灭绝。从灰片到雪片，再到哀悼太阳之死，这种隐喻性的筋头式转换特别令人惊异。
这种电影剧本式的描写我们在此后的科幻小说中会经常遇到（斑龙摇摇摆摆攀登霍尔博恩山的景象让人想起恐龙攀登帝国大厦；“太阳之死”相当于H·G·威尔斯《时间机器》中那令人心寒的结局，以及像马丁·阿米斯一类后现代主义者对世界末日的预言等）。这段节选提出了已经被贪婪和腐败所侵蚀、失去了其本质意义的社会的概念，并予以谴责。紧接着，狄更斯围绕一栋有争议的房地产用错综复杂的情节对这一点展开讨论。伦敦城的泥巴以复制的形式越积越厚，这句话写得非常机智，让人联想到《圣经》中痛斥金钱肮脏的故事。该段一开始描写大法官（用了一连串简练的陈述句，好似“十点钟新闻”中的各条新闻题目）主持大法庭，似乎这位法官也主持天庭中的天气事务，这一点在几段后有明确交待：“雾从未这么浓，泥巴和污潭也从未如此深厚，这是要匹配大法官法庭判案毫无定法、胡乱了事的作风，今日天地之间这种法庭的危害性甚于古往今来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