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官政典制(2)

　　明朝时乌纱帽则成为官员的象征。在《明史·舆服志》上载：“洪武三年定，凡上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

　　从此，乌纱帽便正式成了当官的代称。而自明世宗开始，乌纱帽的双翅也做了一些变动，翅的长度缩短，其宽窄也改变了，官阶越高，双翅就越窄，官阶越低，双翅则越宽。

　　到了清初顺治皇帝入关后，由于收留了众多明朝的降臣，为笼络人心，就允许不少地方官员仍穿着明朝朝服，并戴明朝乌纱帽。但等到清皇室统治权巩固后，就下令将官员戴的乌纱帽全改为红缨帽。可是，至今人们仍然习惯将“乌纱帽”作为官员的标志。

　　所以，乌纱帽原是民间常见的一种便帽，而官员戴乌纱帽则起源于东晋，但成为“官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却是开始于隋朝，兴盛于唐朝，在宋朝修改后加上了双翅，一直到明朝后，乌纱帽才正式成为当官的代称。

　　你知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外交官是谁吗？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以公主或宗室女身份下嫁蕃邦国王和亲的事例，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便是和亲情况的典范。在她的影响下，汉藏两族的友谊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把文成公主誉为史上第一个女外交家也不为过。

　　吐蕃就是现在的西藏，唐代以前和中土没有来往。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松赞干布特向唐廷求婚。唐太宗派文成公主前往吐蕃和亲。文成公主则凭着自己的知识和见地，细心体察吐蕃的民情，然后提出各种合情合理的建议，协助松赞干布治理这个地域广阔、民风剽悍古朴的国家。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驾崩，太子嗣位为唐高宗。大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在文成公主联络的基础上，至此已到了水乳交融的顶峰。在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努力推行改革及大论（吐蕃的宰相职）禄东赞的妥善谋划下，吐蕃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因而能称霸西域，成为大唐王朝西方的有力屏障。

　　古时候犯罪可不可以花钱免刑呢？

　　古代刑法中允许犯罪的人缴纳一定的财物抵免刑罚，这个制度就是赎刑。赎刑起源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尚书·舜典》说“金作赎刑”。

　　战国时期的司法实践中，案情有疑问而无法查清、定罪量刑遇到困难无法确认或者犯罪者“意善功恶”时，墨、劓、刖、宫、大辟都可以用金抵免。

　　汉朝时将赎刑作为国家聚敛财富的手段，允许用纳钱、出缣、输作赎免刑罚，汉惠帝时买爵三十级就可以免去死罪；汉武帝时纳钱50万可以减死罪一等，司马迁被处宫刑本可以用钱赎刑，但由于家贫不足以自赎。

　　隋唐以后，赎刑形成了非常严密具体的制度，每种刑罚都规定了相应赎金的数量，哪些情况适用赎刑制度也做了明确的规定。

　　唐朝时，应当议、请、减及九品以上官及七品以上官员亲属，犯流罪以下的，都可以用金钱赎罪。

　　清朝时，官员犯笞、杖、徒、流及杂死罪的都可以纳赎，老、幼、废疾及妇女犯徒刑罚的收赎，官员正妻、有财力的妇女以及过失杀人的在杖一百后余罪可以赎罪。

　　历朝历代用于赎罪的财物不同，汉代以前是用铜；汉时用以黄金计价的粟、缣（细绢）；晋、宋、齐用金、绢；北齐、北周用绢；唐、宋用铜、金以及牛马杂物；元用中统钞；明用钞、钱，间或纳米，甚至可用工作抵偿；清用银。赎刑对后世司法、刑罚的腐败起到了很坏的影响，正所谓“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

　　为什么说“打官司”而不说“审官司”？

　　“官”和“司”旧时本义都指“官方”、“官府”、“官吏”、“掌管”等意思，因而，发生利害冲突的双方到官府去请求裁决是非，官员根据查明的事实做出审理裁断的整个诉讼活动，民间就称之为“官司”。

　　为什么说“打官司”而不说“审官司”？“打官司”一词的来历，在清代文人程世爵写的《笑林广记》第一卷“听讼异同”中有记载，文中说道：官吏老爷听讼，“无是非，无曲直，曰：‘打而已矣。’无天理，无人情，曰：‘痛打而已矣。’所以老百姓不说‘审官司’而说‘打官司’，官司而名之曰打，真不成为官司也。”

　　中国的封建法律制度一直实行有罪推定原则，官员往往先入为主地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被告一旦确定并被逮捕，官府所关注的就不再是罪与非罪的问题，而是如何证实被告被控之罪的问题。为了取得口供以便早日定案，“人进衙门一通打”，枉法刑讯以逼取口供就成为传统司法制度中的常态。所以在一般人眼里，“官司”往往是和“打”分不开的。

　　古代的“受贿”与今天的“受贿”是一样的吗？

　　我们现在法律所规定的“受贿罪”，在古代还要更仔细地区分为“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以及“受所监临赃”这样三个罪名，处罚的力度完全不一样。

　　“受财枉法”，是指主管官员收受了贿赂后违背法律做出决定。根据唐律，受财枉法的行为，按其受财的多少量刑，“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

　　“受财不枉法”，是指官员虽然接受当事人的钱财，但是在公务的处理上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赃满一尺，杖九十；以上递加至满三十匹以上，处加役流（流放三千里，并在流放地服三年的苦役）。不枉法由于没有造成“枉法”的结果，所以量刑上比受财枉法要轻。最多只是“加役流”。

　　“受所监临赃”，是指官员收受自己部下及所管辖内百姓财物的行为，给予财产方并无具体要求事项，官员也没有违法处理公务。赃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以上加一等，罪止赃五十匹流两千里。

　　古代立法者将受贿罪分为三类分别处罚，是根据侵犯的客体的不同而依法治罪，更加公正严明。

　　我国古代为什么要在午时三刻行刑呢？

　　我国古代非常注重死刑执行的时间，除了重要罪犯或在非常时期应立即处决的，从古代一直到清朝都是定在秋后处决。

　　因为秋季草木凋零，呈现一派肃杀之气，行刑顺应天道肃杀之威。在执行死刑的具体日期上也有一定限制，如大祭祀日、致斋日、朔日、望日、上弦日、断屠日、二十四节气、假日、闰月全月以及雨未霁、天未晴都不能施刑。行刑的具体时辰也有规定，白天行刑必须等到午时，夜间行刑必须等到天明，这是各代的通例。

　　“午时三刻”行刑并非古代法律的明确规定，而见于戏剧、小说。古代的时刻是两套计时单位，一昼夜为十二时辰，划为一百刻。午时约合上午十一时至下午十三时之间，午时三刻是将近正午十二时，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

　　在古人看来，此时是一天中阳气最盛的时候。

　　而且，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杀人是“阴事”，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其鬼魂总是会纠缠做出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等与其有关联的人。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压抑鬼魂不敢出现，这是习惯上在“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报应”和“因果轮回”，认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卦》）。作为法官、监斩官、刽子手个人来说，单靠法律护身还不足以避免杀人获得的报应，还必须靠“午时三刻”的阳气以及其他手段匡正祛邪。

　　古时候为什么要给犯人剃光头呢？

　　据说现在给犯人剃光头是为了便于管理，但在古代，剃光头是一种刑罚，叫髡刑。这一刑罚最早见于《周礼·秋官·掌戮》：“髡者使守积。”髡刑与墨、劓、刖、宫等肉刑同属损害人身体完整的刑罚，因为古人将发作为“体”的一部分。

　　三国曹魏时有完刑，实际也是髡刑，就是完全剃去受刑者的头发，使其头成丸状。古时男子蓄发，并以之为美，长发更美，剃发无异于去首。

　　髡首有标记的作用，常人不去头发，罪犯去头发，让人一看就知道谁是罪犯。髡刑主要是作为附加刑使用的，秦时对刑徒加施髡刑，汉代在完城旦舂刑上加施髡钳，魏晋以前一般都是与徒刑并用，而髡首也成为徒刑的别称。

　　不过，北齐时髡刑变成了流刑的附加刑。与髡首相近的一种刑罚是耐刑，耐只是剃去犯人的鬓、须，是秦时最轻的损伤人体的刑罚，因而成为对少数民族首领、郎中以上有身份的人施加的特殊刑罚。

　　“监狱”的“狱”字原意是什么？

　　“狱”字最早出现在商朝末期，《周礼·秋官·大司寇》注：“狱谓相告以罪名者，狱从犬从言，两犬相啮必先相争，人之相争亦类是。故从犬，犬相争必以言相争，而后有狱。”表示为关押因讼而被拘者之意。

　　古代“狱”有时也用以表示诉讼，称狱是相告以罪名，或许诉讼后必有一方败诉被监禁，所以演化出这个意思。

　　夏的第七代帝王芬用土筑成圆形狱城“圜土”（《竹书纪年》），用以集中收押犯人。夏桀多次在“夏台”软禁商的首领（《史记·夏本纪》），因商汤地位显赫，本是在都城阳翟大飨诸侯的“钧台”成了夏囚禁人犯场所的代称。夏还有“牖里”、“念室”等土牢，但这些称谓并非通称。

　　殷商的监狱叫“里”，还设有“冰圉”、“艾圉”、“戈”、“旁方”、“东对”等监狱，史书上有称为“动止”的，但商朝因袭夏制把监狱仍称为“圜土”。

　　西周时期有了一定规模的监狱体系，还建立了短期监禁的“嘉石”制度，“囹圄”是囚禁罪犯并强制进行教育使之改过的“通常之狱”，而关押有罪但够不上肉刑的轻犯人“罢民”的狱城仍叫“圜土”，地方的监狱称为“狴”或“犴狱”，暂时羁留嫌疑犯的场所叫“稽留”。从监狱名称和设置的变化，可以看出狱制的发展和完善。

　　战国时期沿用周制称监狱为“囹圄”，宫中所设狱名为“永巷”。秦时监狱也称“囹圄”，中央设有廷尉狱（也叫咸阳狱）。

　　从汉代开始，监狱始称为“狱”，一直使用到元朝。到明朝时，始称狱为“监”，取其监察之意，清代以后才合称为“监狱”，成为一个固定的名词，民间俗称则是“监牢”。中国近代有集中营、反省院、罪犯习艺所、劳动感化院、自新学艺所等称谓。

　　新中国建立初期有看守所、拘役所、劳改队、劳动改造机关等称呼。

　　古时真的存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