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做官。
担任院长之后，我每天收到的邮件都来不及拆了。也怕拆，怕里边喷出来的热气把手指烫着了。
前几天看到一个邮件很厚，拆开一看，居然是当年那个姓孙的“石一歌”寄来的。他称我“老友”，但我想不起与他说过十句以上的话。他寄来一本书，表明他又转而研究革命诗人贺敬之了。
拆开另一个很厚的邮件，是湖北一个姓古的先生寄来的，一篇研究我的“学术成就”的万言长文，要我推荐给任何一家杂志发表。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称，我将以卷帙浩繁的著作对艺术作出终极回答。我看了一笑，退回了那篇长文，在心里给他起了一个便于自己记忆的名号——“古终极”。后来北京又有一个姓肖的编辑人员评价我是“民族的脊梁”，我同样给他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号——“肖脊梁”，与“古终极”并列。
如果不小心，一做官，天天都可以遇到一个个“古终极”和“肖脊梁”。
今天与我吃饭的人，倒是我自己约来的。
他就是戏曲史家徐扶明教授，曾经因为说过样板戏两句话，被人揭发，关押了很久。他的案子早就应该平反，但由于没人管，一直拖着。我向有关部门询问过好几次，也没有回应。这次我以院长的身份再问，没想到立即解决了。这就是做官的好处。我已经约了他好几次，他老说“不便打扰”，这又是做官的坏处。
今天他实在推不过，终于来了。我在学院后门口找了一家小饭馆，拉他到墙角的一张桌子边坐下。他穿得像一个老农民，缩着脖子，嗓子哑哑的，笑着与我握手，手很热，握了好一会儿。
“昨天文化局当着我的面，把那个人揭发我的材料焚烧了。”他说：“这很可惜，留着多好呢。你我都是研究文化史的，最看重原始材料。为难的是，我如果坚持不让烧，很可能以为我还要记恨。”“那人现在在哪里？”我问的是当年揭发徐扶明“攻击样板戏”而造成多年冤狱的那个曾远风。
“在这里。”徐扶明从口袋里取出厚厚一叠折好的报纸，放到我眼前，用手指点了点折在最上面的一篇文章。
我一看，那是一份南方有名的周报，文章的标题很长，叫做《“文革”可以被遗忘，却不可以被掩盖》，作者正是曾远风。
我吃惊地匆匆看了几眼。曾远风在那里愤怒地写道，有人要掩盖“文革”罪行，他绝不答应，一定要战斗到底。
徐扶明教授告诉我，曾远风在好几年之前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文革”的批判者。很多读者把他当作一名反“文革”的英雄好汉，完全不知道他在“文革”中是如何让人闻风丧胆。
“你难道不想给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写封信？”我实在气不过，咻咻地问徐扶明教授。
“这没用。”他说：“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是挨打。”他摇头苦笑了一下，又缩起了脖子。猛一看，真像曾远风说的要想掩盖罪行的逃犯。
这很像我爸爸，关押了那么多年，现在平反了，却像是自己理屈，躲躲闪闪地过日子，从来不控诉、不揭发、不声讨。那些慷慨激昂的事，仍然由当年慷慨激昂的人在做。
与徐扶明教授碰面后大约半个月，一天下午，傍晚时分，一个高高大大、鼻子尖尖的老人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他进门就说：“院长，我叫曾远风，有十万火急的事找你！”说着伸出手来要与我握。
我听说是曾远风，心里一咯噔，没有伸手去握，立即回身坐到我的办公椅上，问：“什么事？”曾远风走到我的办公桌前，神秘地说：“上海在‘文革’初期演过一台戏叫《边疆新苗》，你知道吗？”我既没有吱声，也没有点头，等他说下去。
“这是‘文革’期间上海最坏的戏，比样板戏还坏。样板戏剥夺了人民看别的戏的权利，《边疆新苗》剥夺了青年上学的权利！”听到这话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要不是想到了徐扶明教授，我还有可能点一下头。
但是，我看他一眼，已经对他有了鼓励，他的声调提高了：“这个月，正是当年上海学生到边疆去二十周年，受害者们已经集中起来，准备找那个姓沙的剧作者算账，要他归还青春。现在这个剧作者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我听说，他已在托人找您，请您出场去说服那些受害者。我今天紧急赶来，就是劝您千万不要为他出面！”不管曾远风是不是夸大其词，如果一群二十年前去边疆的人员真的包围住了那个剧作者，这可不是小事。大家一激愤，闹出人命都有可能。我便问曾远风：“真有这事？”他就把消息来源详细说了一遍，我听完，就把他打发走了。
我立即把我的好朋友胡伟民导演找来，商量这件事。胡伟民像我岳父一样是个“右派分子”，“文革”中不在上海，不知道有《边疆新苗》这个戏。但他显然看不起那个剧作者，原因说不上。我说：“有那么多人来讨二十年前的旧账，可见那个戏确实很坏。但当时逼迫青年学生下乡，是北京的号令。这个剧作者只是曲意逢迎，现在如果把历史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这不妥！这不妥！”胡伟民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两天后，《边疆新苗》的作者果然来找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人，他的态度，不是我预想的那样忧虑和谦恭，而是一种带有一点滑稽的友好，这使我觉得比较舒服。
第二天傍晚，我就出现在那个现场。是安福路上一个剧场的门厅，我去时已经挤满了人，门外还有不少人要挤进来。一看就知道，全是二十年前上山下乡的学生，社会上统称为知识青年，又简称为“知青”。
《边疆新苗》的作者靠墙坐在一把塑料的折叠椅上，“知青”们都站着，由于后面推挤，对他越逼越近。我怕出事，就站到了他身边。
一看就知道，这些无言的人不是来闹事的。他们最好的年月都被拿走了，但是谁也没有为这件事承担责任，只是草草地让他们回了城。城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找不到出路，于是像没头苍蝇一样撞到了这里。安福路在上海是一条小路，并不好找，但他们还是找来了。眼前这个坐在塑料折叠椅上的胖乎乎、矮墩墩的男人，显然不是他们真正要找的人。但是，除了他，他们再也找不到别的人。
这种无言的包围，令人窒息。
幸好有人用平稳的口气打破了沉默。这是一个高个子的中年人，他叫了一下《边疆新苗》作者的名字，说：“不瞒你说，在江西龙南县的深山里，我们有几个人曾经多次商量，只要回上海，就要打你一顿。”他顿了顿，接着说：“但是我们终于长大了，不会再有这种念头。今天只是想问你，你自己读过大学却说读书不好，你要我们到农村去自己却不去，这，能安心吗？”剧作者脸上的微笑一下子僵住了，他不知道要不要站起来回答，便征询似的看了我一眼。我正犹豫，四周的话匣子却打开了：“编剧编剧，怎么能胡编乱造！”“你也是有儿女的人，请想一想二十年前的我们！”……虽然大家很激动，但话说出来了，情绪也就释放了一大半。我觉得应该说话了。
我站出一步，说：“大家知道，我也去了农场。最痛心的是，一位女同学在农场自杀了。我刚才还在想，活下来，就是胜利。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还不老！”“余院长，我们老了。”这声音，悲凉中带着点儿谐谑，气氛松动了。
“你们这样还算老？请看看我！”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我伸头一看，是胡伟民，他也来了。
胡伟民一身牛仔服，叼着根香烟，缓步上前。一个大导演的自然风度有一种无形的光，大家纷纷后退一步，为他让道。
他走到了这个门厅的台阶上。台阶是通向剧场的，现在剧场正锁着门，他踏上三级，就在那扇锁着的大门前站住了，转过身来，对着大家。
他扫视了一下全场，平静地自我介绍：“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从上海戏剧学院刚刚毕业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这就是说，他高出大家整整一辈。
“我当时算是阶级敌人，发配到北大荒，零下四十度还必须在野外干活。”胡伟民说。
这几句话，把这个门厅收纳得鸦雀无声。胡伟民知道所有的目光都在自己身上，便慢慢地抽一口香烟，再把白烟圈缓缓吐出。大家等着他，他让大家等。发现香烟即将燃尽，他便弯下腰去把烟蒂按灭在花岗石台阶上，直起身来再掏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支，衔在嘴上，摸出打火机点上，抽一口，再喷出白烟，才重新讲话。
他说：“我算过，我比你们各位的平均年龄，大十八岁。我真正做专业的事，是‘文革’结束后才起步的。你们算一算，那时候我几岁了？”他又抽烟了。我连忙抓住机会说：“胡伟民先生是目前上海戏剧界无可争议的第一导演，也是全国四大导演之一。他的全部业绩，都是这几年从头建立起来的。”“所以，”他又把烟圈吐完了，接着我的话说：“你们现在起步，一点儿也不晚。我们中国，只要方向走对了，所有浪费的时间都能追回来。如果方向错了，再让你们回到二十岁，也没用！”全场肃静。突然响起了掌声，很快全场响成了一片。胡伟民，就像他每天在舞台上谢幕一样，一手叼着烟，一手挽着我，朝周围点着头，缓步离场。我顺手把《边疆新苗》的作者也拉在一起，三个人一起离开。
胡伟民在一个路角弯腰打开了一辆十分破旧的脚踏车的锁。这辆脚踏车，我和他都叫“老坦克”。按照往常的习惯，他会推着这辆“老坦克”与我一起步行一个多小时，边走边聊天，但今天因为多了一个人，他走了几步就翻身上车了。上车时他还特地关照了我一句：“你也早点回家休息。”为了玩帅，他骑得很快。
第二天，《边疆新苗》的作者又到我的办公室来了，一开门就对我和胡伟民昨天晚上的及时解围，深表感谢。
我说：“昨天的事，结束得很好，主要是胡伟民的功劳。不过，你老兄倒是也要吸取一点教训。在过去那样的年代，任何文人都可能写错一点什么。但是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要不要教育、要不要学校这样最基本的人类学问题，却千万不要——”我本来要说“昧于良知”，但毕竟是两个人在聊天，便口气一软，说成了“马虎”。
他说：“我真不清楚那个戏的后果那么严重。但我确实很不满意自己。”他认错的口气很诚恳，我立即联想到那个曾远风，产生了对比。
这件事之后，这个剧作者和我、胡伟民的关系越来越近。他后来请求我为他的新作集写序言，我写了。他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我的著作是“神品”，这听起来有点不是味道，但我也没有阻止。因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又在发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运动，极左势力再度抬头，我几次看他，也在反对极左势力，我就把他当作了大方向上的朋友，顾不得用词不当的小节了。后来，上海市文化局来向我征询意见，我还推荐他做了一个剧团的团长。
有一次，胡伟民骑着“老坦克”到我家来，在我家吃饭。他边吃边对我说：“我们的那位朋友，最近有点让人看不懂了。我在广州偶尔看到他发表的几篇文章，从口气看，要把自己打扮成持不同政见者了。但他能有什么政见？我们还不知道？”我说：“他啊，只不过是哗众取宠。去过几次香港，又去了一次美国，觉得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在那里很吃香，就学着扮演。”胡伟民说：“我看他是挂羊头卖狗肉，不知道会不会被那些真的持不同政见者打一顿！”我一听就笑了：“到时候我们还要再救他一次。他呀，就是喜欢在生活中演戏，职业病。”事情的发展，远比我们的谈笑严重。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午后一时左右，我在院长办公室里呆坐着，胡伟民敲门进来了。他坐在我对面，一支支地抽着烟，不断地摇头叹气。那些天我正又一次被人揭发，受到国家文化部的审查。揭发的是新问题，我因当时跟不上形势，又不想立即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麻烦不小。但北京来的审查者却很同情我，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胡伟民看着我，说：“大家都不好受，朋友间你担子最重，管着这么一个学院，带着这么一批学生，千万要保重！”“那个人被我开除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
“谁？”我问。
“还有谁？写《边疆新苗》的那个人，开除出朋友圈！”他说。
我一听就明白了。前两天那人在报纸上代表剧团发表了一个政治声明，正好与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一起时的态度彻底相反。
“你去找他了？”我问。
“我当面对他说，我最痛恨的不是你的观点，而是你的投机。一个搞艺术的人，怎么可以没有人格！”胡伟民边说边站起身来，说：“我们怎么交了这么一个朋友，气得我浑身颤抖，胸口发闷！”说着他拍了拍我的肩，像是要走。
我问：“你现在去哪里？”他说：“半个月来身体一直不好，昨天晚上又这么一吵，伤了元气，想到华山医院配点药。你要保重！”我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看他下楼梯。然后，我又急忙回身到窗口，看他翻身骑上“老坦克”。他知道我在看他的背影，扭身抬头看我的窗，腾出左手向我挥了挥。左手上，还是夹着香烟。
华山医院就在学院东边不远。他把“老坦克”搁在医院门边的砖墙前，锁上，就进了医院。
很长时间过去了，昏黄的路灯照着这辆脚踏车。它的主人，再也没有出来。
深夜的街道上，没有人知道它此刻的意义：它驮载过上海戏剧的一个辉煌时代，而这个时代刚刚结束。
就在这时，我家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平日深夜来电话的只能是他，我拿起话筒就叫“伟民”。
不是他，但有关他。
两天后，我在追思会上说：“一个人的去世，会使另一个人改变与行业的关系。从今以后我将不再与上海戏剧界交往，因为我的朋友已经死在那个地方。”我发言前已经看到，《边疆新苗》的作者，还有那个曾远风，都来了。那天回家，我遵循胡伟民有关“开除”的决定，给《边疆新苗》的作者写了一封斩钉截铁的信。
这件事可能给他带来了不太好的名声，从此，他需要一次次重新编造我与他绝交的原因，参与对我的诽谤和围攻，直到今天，算来也有二十年了。
在胡伟民去世之后半个月，对我的审查也结束了。审查者作出了一个温和的结论，说我虽然有错，但只是为了保护学生。学院里一位教授悄声在我耳边说：“胡伟民的在天之灵保佑了你。”我随即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滞留了八个月。好几年前，新加坡的大艺术家郭宝昆先生曾邀请我和高行健、赖声川三人一起去那里聚会和讲课。当时我们三人都还很年轻，也不出名，不知道怎么被郭先生挑上的。这次重返，他们两人都不在那里了，这座热带城市显得有点冷清。郭宝昆先生经常在浓郁的树丛下长时间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叹口气，说：“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中国这难忘的十年，结束了。”“我知道。”他说：“赖声川已经联系上了，他会过来陪你。高行健一直联系不上。”我在新加坡滞留期间，密切留意着国际时事和中国新闻，顺便讲一点课。椰风豪雨，一次次把我掩埋，又一次次让我泅出。
在我回国一年多之后，郭宝昆先生又赶到上海，想看看我的处境。他希望我顺利，更希望我不顺利。因为如果不顺利，那就有理由把我再一次拖到他们那里讲课了。他在宾馆的客房里对我说：“我们国家小，你的听众多，哪怕每天讲一首唐诗，日积月累也会成为一件大事。”唐诗！我笑了，说：“你看到了，这儿的经济发展比想象的快，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文化状况却不尽人意。因此，我不想一走了之。”“那你准备做什么？”他问。
我说：“从‘五四’运动到八十年代，都犯了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忙着进行文化批判，忘了寻找文化身份。”他眼睛一亮：“文化身份？”我说：“欧洲文艺复兴，说到底也是在寻找文化身份。仅仅问一句‘我们是谁’，就已经走出中世纪。”郭宝昆先生对这段历史很熟悉，他深深地点头。
我说：“所以我很快就会辞职远行，去追赶你所说的唐诗。”原以为，中国有那么多人想做官，我辞职还不容易？但我想错了，这在当时，非常艰难。
首先是学院的上上下下已经无法想象我的离开。因此，我没有试图说服大家，只向上级机关用力。
我先是认认真真写了几份辞职报告递上去，很长时间没有回应。于是我就亲自到上海和北京的相关单位，直接找领导人当面提出。他们以为我是想调动工作，因此都说：“我们会考虑，你不要急。”终于，在北京大雅宝的空军招待所，两个阶位很高的领导人正式找我谈话。他们和颜悦色地说：“在目前全国厅局级的正职干部中，你是年龄特别轻、文化特别高，又深受群众拥戴的一位。现在有两个职位可供你选择，都是副部级。”他们所说的两个副部级职位，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那个年代，“文革”后官复原职的老干部们都成批离休了，上上下下很多职位都空着，升迁要比现在方便得多。
我一听就知道他们误会了，连忙说：“不，不，不。”他们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两个职位实在是很显赫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静下心来，把辞职的事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操作。
一是继续打辞职报告，二十几次，全都石沉大海；二是借着一次因尿道结石住医院的机会，无限夸大病情，串通学院的胡志宏书记和医务处一起夸大，还鼓动文化部的一位局长朋友参与夸大，开始有了效果；三是请常务副院长胡妙胜教授主持工作，造成即使我不在学院也能很好运转的强烈印象；四是给直接管我们学院的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先生写了一封措词极其生硬的信，声称如不批准辞职我将自行离开。
终于被批准“暂时辞职”，却要挂一个“名誉院长”的头衔。我又一次花费不少口舌，把这个头衔也推掉了。
在一个极为隆重的辞职仪式上，我即兴发表了一个讲话，现在还能找到录音——感谢国家文化部和上海市委批准我的辞职请求。但是，刚才几位领导对我的评价实在太高，就像是把追悼会提前开了。（众大笑）这些年我确实做了不少事，而且天地良心，确实做得不错。（热烈鼓掌）但是，这不应该归功于我，而应该归功于“势”，也就是从社会到学院的大势所趋。我，只是顺势下滑罢了。
想起了一件事。前些年云南边境的战争中，一位排长以身体滚爆山坡上的一个地雷阵，上级决定授予他特等英雄的称号。但是，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那次不是有意滚雷，而是不小心摔下去的。记者说，特等英雄的称号立即就要批下来了，提拔任命的一切准备工作也做完了，你还是顺着“主动滚雷”的说法说吧，这样彼此省力。但是，这位排长始终坚持，他是不小心摔下去的。
结果，那次获颁英雄称号的是另外两个军人，现在他们都已成了省军区副司令。但那位排长很快就复员了，仍然是农民，在农村种地。有人问他是否后悔，他说：“我本是种地的，如果摔一跤摔成了大官，那才后悔呢！”（鼓掌，笑声）我做院长的顺势下滑，与那位排长的摔跤下滑，差不多。因此，他是我的人生导师。（热烈鼓掌）我的另一位导师陶渊明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不同的是，我没有田园，连荒芜了的也没有。（笑声）因此，我不如陶渊明，也不如那位排长，无法回去，只得寻找，去寻找我的田园。
找到或者找不到，我都会用文字方式通报大家。（热烈鼓掌）谢谢！（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半个月后，我就裹了一件薄棉袄出现在甘肃高原上，独自向七世纪的阳关走去。
我要从事的文化考察，有一个大方向，却还没有形成一个个具体的课题，因此无法申请任何经费，只能全靠自己支付。这对于当时的我，实在是非常困难。感谢妻子马兰，她说她虽然不“走穴”，却也积累了四万多元存款，可以帮我成行。
一路上见到最多的，是古战场上密集的坟堆，很少见到人。我想，这儿，应该就是我的祖先一会儿匍匐沙丘，一会儿呼啸扬鞭的所在，应该就是我的姓氏飘荡而来又飘荡而去的地方。
归去来兮。古代羌人在这儿变成了唐兀人，又在这里改成了余姓……家乡可以很近，也可以很远。生命可以是五尺之躯，也可以是万里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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