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爸爸的突然离去，马兰更担心起她的爸爸、妈妈来了。事实证明，那些诽谤文章对我们的长辈有最直接的伤害，而马兰的爸爸、妈妈，仍然把官办的报纸看成是“中央文件”。
“我知道你一定不愿意，”马兰对我说：“你能不能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任何一个节目，让我的爸爸、妈妈看到，‘中央’并没有‘打倒’你。”这事既可笑又凄凉。我说，让我想一想。
正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节目，需要找一位专职的“文化素质评委”，希望我担当。照理，一个辞职的高校校长是不可能参与这样等级的事情的，但我想起妻子的话，犹豫了。最后，答应了。
没想到这个节目在全国的收视率极高，而且，“文化素质”比歌曲比赛更有吸引力。选手们从题库里随机抽出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课题，支支吾吾地回答得非常有趣；与此同时，全国无数家庭的电视机前，子女正在调皮地测试着父母亲，而妻子又在斜眼看着丈夫。这一来，这个节目很快变成了一个有上亿人参与的文化大课堂。一次比赛长达五十多天，我每天都要讲述很长时间，我想岳父、岳母应该宽心了。
但是，可能全国观众对我的文史知识评价太高了，很快有一个姓金的上海文人写出一本书来，指出我的《文化苦旅》里有一百多个“文史差错”。
这是只有上海文人才想得出的聪明点子——第一，向着“文史知识”的当红热点冲击“文史知识”，立即就能成为新闻焦点；第二，凡是买过《文化苦旅》的读者都会去买一本他的“纠错本”，因此几天的发行量就能赶上《文化苦旅》十几年的结果，而且，很多刚刚听过我讲评文史知识的电视观众也会去购买；第三，现代人既缺乏文史知识，又都很忙，书买来后看不明白就搁在一边了，没有时间去仔细查核；第四，即使有人花时间去核查了，又写了反驳文章，也没有媒体会刊登。因为媒体只报道名人出错，不会报道名人没出错。
这些判断全部应验。由南方那家周报领头，全国一百六十多家报纸摘引了他的书，台湾也快速出版这本书，这本书登上了亚洲畅销书排行榜，他本人还被香港书展作为特邀嘉宾邀请到现场签名售书。
出乎我的意料，正是在这个当口上，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悄然出现了。他就是国际知名的当代顶级学者、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我至今还不认识。他亲自写出了长篇文章逐一驳斥了那个人的那本书，指出真正有“骇人错误率”的并不是我，而是那个人，而且犯的是连高中学生也不会犯的错误。章培恒教授的结论是：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对作家作这种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不但用不到负什么责任，却反而可以在媒体的炒作之下，一夜之间名传遐迩。
章培恒教授这么一个大学者的反驳，全国没有媒体报道，因为他批评了“媒体的炒作”。只有一家发行量很小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他的文章。这使那个姓金的人有点紧张，他的场面已经闹得太大，完全忘了国内还存活着几个有学问、有耐心、有道义的文化人。他知道，只有制造一个新谎言，才能掩盖老谎言，于是立即戏剧性地制造了一起“余秋雨剽窃章培恒”事件。
他又成功了。二〇〇四年六月，他在北京的一家著名的读书报上发表文章，“揭发”我论昆曲的一本著作“剽窃”了章培恒先生的几百个字。一个月后，他又在天津的一家文学杂志上论述这个“剽窃”事件。又过了一个月，他出版了《月暗吴天秋雨冷》一书，封面上赫然标出“剽窃的行为，触目惊心”。接着他又大规模地发表文章，说我写那本书时才三十九岁，年纪轻轻就剽窃了；又说，他对我的揭露，“引起了京、沪、宁、粤等地学术界的哗然”……就在这时，联合国的“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苏州召开。为什么选苏州呢？因为苏州地区产生的昆曲是中国最早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大会的主办者很清楚，昆曲进入名录的关键之一，是我几十年来在国际间对昆曲的那些论述。因此，他们要我亲笔书写“世界遗产大会碑”的碑文，刻石志记。当然，我更是大会的主要演讲人。
但是，不早不迟，姓金的人制造的“剽窃事件”及时发酵了。北京那个肖编辑，在网络上掀起了一个“把余秋雨驱逐出世界遗产大会”的运动，理由是，我对昆曲的论述“剽窃”了章培恒教授的文章。“驱逐余秋雨”的运动在网络上如火如荼，很多网民一听“驱逐”，就劲头百倍。“世界遗产大会”怕引起混乱，连邀请我去参加的可能也没有了，更不要说演讲。
他们取得了全面胜利。
仍然是章培恒教授，拼着病衰之身又写出了一篇长文《余秋雨何曾剽窃我的著作》。但是，所有发表过“剽窃”指控的报刊，都不予刊登，最后仍然只能刊登在一个研究所的刊物上。
有一位读者在图书馆发现，我当初在引述章培恒先生几百字的时候加了明确的注释。他就拍下照片，寄给那些发表过“剽窃”指控的报刊。这位读者在寄照片的时候还注明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职业、通讯地址和手机号码，以示负责。但是，那些报刊都拒绝刊登他寄去的照片。只有一位叫田志凌的记者看到照片后给那个姓金的人打了电话，那个人一听有了照片，便慌忙回答：“我当时有点想当然。”这就是说，他在全国报刊上指控我“剽窃”，完全是“想当然”！那位记者把他这句“想当然”的话刊登了出来。其他所有参与诽谤的报刊，仍然都没有刊登。
这样的中国文人真是阔气，掀起了如此滔天巨浪，连联合国“世界遗产大会”也搅动了，结果居然那么“轻巧”，而全国那么多报刊也没有对他作半句谴责。
对这一系列的怪事，有一个人血脉贲张，那就是杨长勋。他已经从云南艺术学院调入广西师范大学，天天关注着我所面临的文化灾难，气愤至极。来几次电话，在痛骂之后又抽泣不已。他说自己正在动手写一本长长的书，把我这几年所承受的一切，一一予以剖析。这就使他不能不汇集全部资料，结果，越读越忿怒，越写越激动。有几次，他在电话中说：“昨夜一夜没睡，喝了不少酒，我快灭绝了。”整个二〇〇五年，他都在写这本我不知道标题的书。他数度自费到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调查。有时，我会在清晨接到他的电话，他总是恨恨地说：“我必须揭露这些人。这些人的经历我都搞清楚了。如果不揭露，中国文化就被他们糟蹋完了！”我知道，他又写了通宵。
电话里传来钢琴声，我问是谁在弹，他说是年幼的女儿。说起女儿，他口气才稍稍变得柔和。
二〇〇六年元旦刚过，他打来电话说：“书终于写成了，我要让你看一看。但请答应我，你看的时候不要过于愤怒。我已经用几年时间代你愤怒过了，你再愤怒，就便宜他们了。”他不想把这部书稿邮寄，因此希望我的助理金克林能到广西南宁去取。他说，这两天，他会最后润饰一遍。
金克林是一月七日抵达南宁的。杨长勋为了书稿已经两天没睡，见了金克林，他又流着眼泪喝酒。结果，发生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悲剧：二〇〇六年一月八日，杨长勋副教授在沉睡中去世，终年四十三岁。医院鉴定为：心源性猝死。
那部书稿，由金克林带到了上海，标题是：《守护余秋雨》。
又一个生命，为我离去。他想守护我，但我没有能守护住他。
我会一辈子记住这个名字：杨长勋。
我不知是怎么看完书稿的。但是，看完后，我决定通过金克林，与杨长勋的妻子商量，暂时不出版这本书。书中的内容太彻底了，那几个“伪斗士”在“文革”灾难中的所作所为，在新时期以来每场政治风波中的投机表现，以及后来与盗版集团的关系，都有了证据。他甚至揭露，他们已经开始用某些神秘“基金”组建网络团队……这本书中，杨长勋引用了四五十位见证人的谈话记录和文稿，却没有说明这些人是否已经正式授权同意发表。我相信，在他的遗物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人的联络方式，更相信很多出版社为了获得这部书稿都愿意千方百计与他们一一签署同意发表的授权文书。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要劝阻出版。
原因有二：第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只审视被骂者、不审视骂人者的巨大陷阱，没有人会去关注那几个“伪斗士”的真相；第二，即使有人关注了，也只是为社会增添了恶的观感，但这种观感在中国已经积累太多。我不能为了洗刷自己，把他们的恶变成公共垃圾。
而且，我还从杨长勋整理的材料中看到，那几个“伪斗士”的恶，大多是因为从小缺少善和爱的滋养，形成了一种可谓“攻击亢奋型”的精神障碍，其实都是病人。例如那个纠缠我最久的人，小时候居然是被父母亲当作物品卖掉的，即使变态，也很值得同情。这实在是一种“世代递接灾难”的人类学课题，庞大而又深远，不应该只是就事论事地谴责这几个人。
据金克林说，杨长勋的妻子同意我的决定。
我和马兰每天都躲在深圳家里，很少外出。楼下大门口有一排信箱，也有我们的一个。
马兰关心楼下的信箱，还是在等安徽政府部门的回信。
这天她又沮丧地上楼了，手上拿着一封从上海转来的英文信，交给我。
我拆开，看了一遍，不相信，再看一遍。
马兰发觉我的鼻子轻轻抽搐了一下，赶紧过来，问我怎么了。她知道事情出在那封英文信上，就把那信拿过去，用一只手拍在信纸上，问：“上面写了什么？”我又把信纸拿回，闭了一会儿眼，抬起头来对她说：“这是美国纽约市文化局、林肯艺术中心和美华协会联名写给你的一封公函，通知你，你已被他们评为亚洲最佳艺术家。而且，还是其中的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我尽量说得平静。
“这不可能。我已经好几年没演了。”她摇头。
“信上说，这是美国二十四位资深戏剧评论家投票的结果。他们中不少人，在十年前看了你在洛杉矶的演出。其他评委，也看了你的录像。”我说。
她的表情开始凝冻。
我继续说下去：“信上还说，这个奖的评判标准很严。‘亚洲最佳艺术家’已经很不容易，而其中的‘终身成就奖’更是少而又少，除了电影艺术家黑泽明，舞蹈艺术家林怀民外，中国戏曲界只有张君秋、袁世海等寥寥数位得过。你是几十年来这个奖项的最年轻获得者。他们正在安排时间，你要亲赴美国纽约领奖，还要准备作一个获奖演讲。”她不说话，一直呆坐着。
我说，我陪你到外面散散步吧。
这是傍晚时分，深圳的空气中充满潮气，有点闷。我们在一条木架路上默默地走了很久，她突然说：“这事千万不能让国内的媒体报道。一报道，不知会折腾出多少是非。”我当然知道她的意思。不是怕，我们两人已被遭践成这个样子，早就不怕什么。但是，我们还是担心一团团嫉妒的阴云把文化界更多的好事全都变成坏事。因此，这些年来我只要遇到了有可能引起别人注意的事，总是小心翼翼地躲开媒体——例如，我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大学作有关中华文化的巡回演讲，其实每次都很轰动。现场总有不少华文报刊的记者，我都请求他们不要报道，免得引起国内媒体的注意。
二〇〇六年初收到北京《中关村》杂志的通知，根据他们在很多知识分子中的投票评选，我被评为“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我立即回信请求他们，这个消息只能在他们自己的杂志上低调刊登，不要广泛报道。
又接到通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和《中华英才》编辑给我授奖，表彰我“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持续努力，把‘深度研究’、‘亲身考察’、‘有效传播’这三项学界使命结合在一起，在海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又立即请求他们尽量不要报道。
上海终于传来了正面消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决定在高等艺术院校设立大师工作室，经过评选，先确定了周小燕教授和我。这就意味着，我和妻子又可以回上海居住了。但是我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纠缠了很久，希望不要用“大师工作室”这个名号，因为这又会让那些“伪斗士”闹上一阵。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说这是一种早就定下来的体制，改不了，但同意我的意见，不作广泛报道。
然而，不管怎么掩盖，也总有缺口被那些人挤进来。眼前又有了一件：我在家乡出生的老屋，由于经常有不少海内外的读者来参观，给现在的屋主带来很大的困扰。我听说后就把它买下，赠送给镇里，请他们见到参观的人开一下门。但是，老屋已是危房，维修、打扫、看管的事情超出了乡亲的能力，因此镇里就问县里，能不能由县里保管。这本是一件芥末小事，不知怎么被一个年轻村民捅上了网，那几个“伪斗士”一见，又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所有的矛头都针对着我可怜的乡亲，骂他们怎么胆敢把我家老屋当作“文物保护单位”而试图赚钱。我知道，这铺天盖地的网上风潮，一定把镇里的乡亲和县里的官员吓着了，哪里还敢再保存老屋。我连忙写信给乡亲，请他们在村庄建设时把老屋拆除。
我想，无论如何，不要让我父母亲的结婚鼓乐、我妈妈的油灯书信、我祖母的衰年固守，包括笃公和情人的夜夜吟唱，全都淹没在那几个“伪斗士”的口水之中。
从老屋，又想到妈妈。
我在心中轻轻地说：妈妈，那些人不仅不让我们在任何一座城市居住，而且还不准保留我们最早的住所！我们又赶回上海，去看妈妈。妈妈坐在一把藤椅上，我捋着她花白的头发，回忆着一个个与那间老屋有关的故事。但是，老屋已经不能保留的事实，却不能向她透露。
老人家对于越老的事，记得越清楚。我问她，从进门到灶间，一共是几步，她快速说出。我又问她，后门小巷间的雨水缸，直径多大，她立即张开双臂比划了出来。我还问她，我出生的那张床，床框上刻着哪几句古诗，她也毫不顿挫地流畅背出。但是，这一切都将变为废墟。
与齐华通了一次电话，他说余鸿文先生已在四个月前去世，他也刚刚从余鸿文先生的女婿那里听说。我问，老人安葬在哪里，他说骨灰盒暂时安放在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正巧，与我父亲是同一个殡仪馆。
那天下午，马兰在家里陪妈妈，我一个人去了殡仪馆的安灵堂。马兰太敏感，那样的地方不适合去。
在安灵堂，我祭拜了爸爸和余鸿文先生的灵位。他们的位置，离得不远。我特别向余鸿文先生的灵位深深鞠了一躬，他是祖父辈的长者，作为我爸爸、妈妈的婚姻大媒，他又是我生命起点的攒合者。
我的事情做完了，顺着安灵堂的甬道离开。突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笑容，那是一个骨灰盒上一帧发黄的照片。一看名字，原来是我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他还是用那种忧郁而幽默的眼神看着我，我立即退后一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脚步，左右打量。这一打量不要紧，就在徐扶明教授的对面，我看到了曾远风的名字。走过去看生卒日期，他是八个月前去世的。
我又回头看看徐扶明先生的骨灰盒，只隔了一条甬道。立即想起徐扶明教授那次给我讲的话：“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挨打。”我想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商量，能不能把这两人的位置移开一点，不要靠得那么近。但一想这必须通过双方家属，非常麻烦。而且，说不出理由。
走出安灵堂大门时我又停步了。我的眼角仿佛扫到，就在最靠大门的地方，有一个骨灰盒上的名字有点奇怪。也姓余，这是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再看，叫余颐贤，原来是他。家乡的盗墓者，后来又做过不少好事。真是他吗？他什么时候到了上海？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从骨灰盒上的生卒年份看，他是在九年前去世的。
我希望真是他。从故乡山间的月色下一路走到这里，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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