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艺术的意志(3)

　　现代的艺术是一种施暴政的艺术。粗糙而强迫推行的轮廓逻辑，题材被简化成了公式，公式在施暴政。线条中包含着一种未开化的杂多，一种压倒一切的堆积，把感官弄得混乱不堪，色彩、题材和欲望的蛮横。例子：左拉、华格纳，在更精神化的层次上还有泰纳。除此是逻辑、堆积和蛮横。

　　二十六

　　关于画家。所有那些现代作家都是曾经幻想过要做画家的诗人。有的曾在历史里寻找悲剧，有的却在发掘风俗剧；前者正在表现哲学，后者则在参悟宗教。这一个模仿拉斐尔，那一个模仿早期意大利大师，风景画家用树和云彩来制作颂歌或挽歌。没有人是纯粹的画家，人人都是各种各样事件或理论的考古学家、心理学家和舞台主持人。他们欣赏我们的博学，欣赏我们的哲学。他们和我们一样富于一般的思想，并且丰富得过了头。他们爱好一种形式并不是为了它是什么，而是为了它表达了什么。他们是博学的、苦恼的、探索的时代的产儿，与那些不事阅读、只想用眼睛来享受的古代大师们相距千里。

　　二十七

　　华格纳的音乐在根子上还是文学，它当之无愧地是十足的法国浪漫主义，异国情调（延异的时代、风俗和激情）的魅力，施加于多愁善感的小康国民。跨进极其遥远的异国那史前天地时的狂喜，那通道是凭画本导引的，整个地平线因此用新的颜色和可能性描绘出来——对更为遥远的未知世界的憧憬，对林荫道的鄙弃——不用欺骗自己，因为民族主义也只是异国情调的一种形式——浪漫主义音乐家叙述的是异国籍在他们身上做成了什么，人们一心想经历异国事件，以及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风味的激情，最后人们满足于在想像中寻求它们——根本的东西是一种新的渴望，一种照着做、照着生活的愿望，灵魂乔装和作假——浪漫主义艺术只是对一种不成功的“真实性”的应急措施。

　　创新的尝试：革命、拿破仑。拿破仑代表着精神的激情，精神的空间扩张。

　　意志越衰弱，感受、想像、梦想新奇事物的欲望就越漫无节制。人们经历过的放荡事情的后果，贪求放荡感觉的饥火中烧——异国文学提供了最过瘾的佐料。

　　二十八

　　文克尔曼和歌德的希腊人，雨果的东方人，华格纳的冰岛诗歌式人物，司各特的13世纪英国人——总有一天整部喜剧会被揭穿！这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虚假历史，然而却是时髦的。

　　关于民族的天才对待外来的和借鉴的东西的态度特点——

　　英国的天才把自己感受到的一切粗俗化和自然化；

　　法国的天才把它们稀薄化、简单化、逻辑化、装潢打扮；

　　德国的天才把它们融合、调和、缠绕和道德化；

　　意大利的天才远为自如和巧妙地使用借鉴的东西，并且往里面放入的要百倍地多于从中取出的，他是最丰富的天才，他赠送得最多。

　　犹太人借助海涅和奥芬巴哈而在艺术领域里达乎天才，法国音乐家奥芬巴哈是一个最机智、最放纵的色情狂，作为一个音乐家，他保持着伟大的传统，对并非只有耳朵的人来说，他是一次真正的解放，摆脱了那些感伤的归根到底是堕落的德国浪漫派音乐家。

　　奥芬巴哈：法国音乐兼伏尔泰式的智慧、自由、放纵，带着一丁点儿冷笑，然而明朗、机智到了平庸的地步（他不是修饰），毫无病态的或日金发维他纳入那淫荡的做作，倘若把艺术家的天才理解为法则下最高的自由，最凝重之中的神性的轻快和敏捷，那么，奥芬巴哈比华格纳更有权利被称为“天才”。华格纳笨重而迟钝，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纵情的完美时刻更陌生的了，而这种时刻在小丑奥芬巴哈那里每插科打诨一次就几乎都能达到五六次。不过关于天才也许可以有别的什么理解。

　　关于“音乐”。德国音乐、法国音乐和意大利音乐。（我们政治上最卑微的时代是最多产的时代。斯拉夫人？）文化历史的芭蕾，战胜了歌剧，戏剧演员的音乐和音乐家的音乐。如果认为华格纳作的曲子是形式，那是误解，它是无形式的东西。对剧结构的可能性现在尚有待于发现节奏。为了“表达”不惜一切代价。《卡门》的光荣、许茨（以及“李斯特协会”）的光荣——乐器的卖淫。门德尔松的光荣；歌德的一个要素就在其中而不在任何别处！（就像歌德的另一个要素在拉结身上趋于完成，第三个要素在海涅身上趋于完成一样。）

　　二十九

　　描述的音乐：听任真实去发挥作用……所有这类艺术都是较为容易的、较近于模仿的，低能儿就追求它们，向本能呼吁，暗示的艺术。

　　关于我们的现代音乐。旋律的衰弱就像“思想”的衰弱，辩证法的衰弱，精神活动自由的衰弱。——一种笨拙和迟钝，正发展成为新的冒险，甚至发展成为原则，最后，人们只有其天资的原则，即天资狭窄的原则。

　　“戏剧音乐”是胡扯！这纯粹是坏音乐……当人们达不到高度智慧及这种智慧的（如伏尔泰）幸福之时，“感情”和“激情”就成了替代品。“感情”和“激情”在技术上较容易表达，而这又是以更为可怜的艺术家为前提的，转向戏剧，暴露了一个艺术家支配虚假手段比支配真实手段在行。我们有了戏剧绘画、戏剧诗歌，等等。

　　三十

　　我们在音乐里缺少一种懂得为音乐家设置规则、创造良心的美学，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我们缺少一场为“原则”的真正斗争，因为作为音乐家，我们同样厉害地嘲笑这个领域里的赫巴特的幻想，就像嘲笑叔本华的幻想一样。事实上，从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困难，我们不再知道论证“典范”、“卓越技巧”、“完满”等概念，我们在价值领域里，凭着往日爱好和欣赏的本能四处盲目地摸索，我们几乎信奉“凡使我们高兴的便是好的”……完全无辜的贝多芬到处被称作“古典派”，这种情形引起了我的怀疑。我本会严格坚持，在其他艺术中，人们是把古典派理解为同贝多芬相反的类型的。然而更有甚者，华格纳那完美耀眼的风格的瓦解，他的所谓戏剧风格，居然被当作“榜样”、“卓越技巧”、“进步”而受人仿效和大出风头，于是我忍无可忍了。音乐中的戏剧风格，如华格纳所理解的那样，便是根本放弃风格，服从于以下前提：另一种东西与音乐相比要百倍地重要，这种东西就是戏剧。华格纳会画画，他不是为了音乐而使用音乐，他故作姿态，他是诗人；最后，他像所有剧场艺术家一样诉诸“美感”和“高耸的酥胸”，他同所有剧场艺术家一道诱使女人和文化贫乏之辈皈依自己，可是，音乐与女人及文化贫乏之辈何干！这些人全无艺术的良心，当一种艺术首要的、必不可少的优点因为次要的目的。（例如戏剧的奴婢被践踏和嘲弄时，他们无动于衷。当所要表达的东西即艺术本身失去了它自己的规则时，随着表达手段的任何扩展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呀！如画一样的华美和色调的强烈，声调的象征意义，节奏，谐音和不谐音的色调，音乐的暗示意义，靠华格纳而获得支配地位的音乐的官感，这就是华格纳在音乐中所认识、强调和发展的一切。雨果在语言中做了相似的事情，然而如今在法国，人们谈及雨果时已经自问：难道没有败坏语言吗……随着感官在语言中被抬高，语言中的理性、智慧和深刻的法则难道没有被压低吗？诗人在法国成了雕塑匠，音乐家在德国成了戏剧演员和文化油漆匠，难道这不是颓废的征兆吗？）

　　三十一

　　今天还有一种音乐家的悲观主义，甚至在非音乐家之中也有。谁没有遇到过、谁没有诅咒过这种晦气的青年人，他把他的钢琴抓出绝望的叫嚣，他在自己面前亲手搅动着阴郁的灰褐色的和声泥浆？一个人从此而被认出是个悲观主义者……那么，他是否也以此而被认出是个“音乐家”呢？反正我是不会相信的。华格纳之徒的纯粹血统是非音乐的，他屈从音乐的自然力差不多就像女人屈从她的催眠师的意志，而为了能够作到这一点，他就不可因为严厉而细腻的良心而在音乐和音乐效果的迷画中变得多疑。我说“差不多就像”，可是也许在这里事情的真相超过一个比喻。不妨细想一下华格纳带着偏爱而使用着那制造效果的手段（其中很大一部分他还得自己来发明），他们与催眠师用来制造效果的手段有着惊人的相似（动作的选择，乐队的音色；竭力逃避旋律的逻辑和规矩；蹑行，抚摸，神秘，他的“回旋曲”的歇斯底里）。那样一种状态，例如《罗恩格林》序曲使听众陷入的状态，那同梦游者的恍惚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呢？我听到一个意大利女人在听了上述序曲之后，带着那双女华格纳迷善于做出的狂喜眼神，如此说道：“这音乐多能催人入睡啊！”

　　三十二

　　音乐中的宗教。一切宗教需要在华格纳的音乐里仍获得多少未被承认甚至未被理解的满足！那里面仍有多少祈祷、修身、涂油膏礼、“处女贞操”、“拯救”在发言！……音乐可以抄袭词和概念——它怎样地从中获利啊，这狡诈的天使，它引导人追溯曾经相信过的一切！……当任何一种古老本能用颤抖的嘴唇从禁杯里啜饮时，我们理智的良心无须自愧，它停留在外边——这是聪明、健康，就它由于宗教本能的满足而流露羞愧来说，甚至还是一个善的标志——阴险的基督教教义：“后期华格纳”音乐的典型。

　　三十三

　　我区分面对人的勇气、面对物的勇气和面对纸张的勇气。例如，德国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史特劳斯的勇气就属于最后一种，我又区分有证人的勇气和没有证人的勇气，一个基督教徒、一个上帝的信徒的勇气根本不可能是没有证人的勇气，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它贬值了。最后，我还区分出于秉性的勇气和出于对恐惧的畏惧的勇气，道德的勇气是后者的特例。出于绝望的勇气也属于此类。

　　华格纳具有这一类勇气。他在音乐方面的处境基本上是绝望的。使人能够成为好音乐家的两大要素他都缺乏：自然和文化，音乐的天分和音乐的训练。他可有勇气，他把这缺陷制作成一个原则，他替自己发明了音乐的一个种类。“戏剧音乐”，如他所发明的那样，就是他能够制造的音乐，它的概念是华格纳的界限。

　　然而这是误解了他！——误解了他吗？……六分之五的现代音乐家都同他境况一样。华格纳是他们的救星，而且六分之五还是“最小的数目”。无论何处，只要自然无情地显示自己，而文化却停留在一种偶然、尝试、一知半解的状态，艺术家就会本能地——我说什么啦？——热情地转向华格纳，像诗人歌德的《渔夫》诗中所说的那样：“一半人拉他，一半他自沉。”

　　三十四

　　“音乐”和伟大的风格。一个艺术家的伟大不能用他所激起的“美感”来衡量，淑女们才乐意信这一套。应该用他接近伟大风格、擅长伟大风格的程度来衡量。伟大的风格与伟大情感的共通点是，它不屑于讨好，它想不起劝说，它下命令，它意欲……支配人们的混乱，迫使他们的混乱成为形式。简单，明确，成为数学、法律——在这里，这就是伟大的野心。人们因此而骇退了，没有任何东西再能刺激起这种强者的爱，荒漠围绕着他们，缄默，仿佛面临一种巨大恶行而恐惧……一切艺术都熟悉伟大风格的这种追求者，为何在音乐中却没有他们？还不曾有过一个音乐家像完成了匹提宫的那个建筑师那样来建造——这是一个问题。莫非音乐属于那种文化，在那里，各种类型的强者的王国已经到了尽头？莫非伟大风格的概念终于同音乐的灵魂——我们音乐中的“女人”——发生了冲突？……

　　我在这里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的全部音乐何所归属？古典趣味的时代不知道任何可以同它相比较的东西，当文艺复兴的世界迎来自己的黄昏，当“自由”辞别风俗甚至辞别人而去，音乐却繁荣起来了，莫非反文艺复兴就成了它的特征？莫非它是巴洛克风格的姐妹，既然它们总是同生共存？音乐、现代音乐不是已经颓废了吗？……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这个问题，我们的音乐是否不是艺术中的反文艺复兴？它是否不是巴洛克风格的近亲？它是否在同一切古典趣味的冲突中成长的，以至古典主义的每一要求都被它禁止？

　　对这个头等有价值的问题的答案本应当无庸置疑，倘若以下事实获得正确评价，音乐作为浪漫主义，同时也作为对古典主义的反对，达到了它的最高成熟和丰收。

　　贝多芬按照法国的浪漫主义概念的含义，是第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就像华格纳是最后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一样……他们俩人都是古典趣味、严谨风格的本能的反对者，不必说在这一点上的“伟大”了。

　　三十五

　　浪漫主义，如同一切现代问题一样，是一个歧义的问题。

　　审美状态是两面的：一方面是丰富和赠送；另一方面是寻求和渴慕。

　　一个浪漫主义者是这样一个艺术家，对自己的巨大不满造就了他，他把目光从自己和同代人身上移开，去回顾过去。

　　三十六

　　艺术是对现实不满的结果吗？抑或是对所经历的幸福表示感激？前者是浪漫主义，后者是颂扬和赞美（简单地说，神化的艺术）。拉斐尔也属后者，不过他犯有这种欺诈行为，把基督教世界观的外表奉若神明。他之所以感谢生活恰恰是因为生活并非纯粹基督教生活。

　　世界受不了道德的解说。基督教就是用道德的解说来“征服”世界，即否定世界的企图。实际上是一种疯狂的谋杀——人类面对世界的一种疯狂的自我抬高——只能以人类的阴暗、渺小和贫困告终，只有最平凡最无害的族类，只有群居的人们，才能在那里有所指望，倘若愿意，不妨说他们在那里还能繁荣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