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很多论述性问题的作者总会受到指责的危险，因为那些认为这种问题不应提及的人会说他对于这个问题未免太着迷了。人们认为，如果他不是对于这问题的兴趣过于浓厚，那么他是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抨击那些假正经而真好色的人。当然，这只是那些主张对传统道德进行改革的人所持有的观点。那些极力呼吁制裁娼妓的人，而实际上是反对自愿而和谐的婚外关系的人；那些斥责女人穿短裙和抹口红的人，以及那些在海边窥探，希望发现泳衣不雅者的人，他们大概是不会有性迷恋之嫌的。但是事实上，他们比那些撰文主张更大的性自由的人所受到的性折磨要多得多。严酷的道德通常是对于情欲起副作用，因此，一个表现出这种副作用的人通常充满着猥亵的心理——这些心理之所以猥亵，并不是因为其包含有性的成分，而是因为道德使得那样的人不能对于这个问题产生纯洁而健康的思想。
教会认为迷恋性问题是一种罪恶，对此，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是对于教会在避免这种罪恶时所采用的那些方法，我却不敢恭维。众所周知，圣安东尼比迄今世界上最恶劣的酒色之徒还要为性所迷恋。我不敢举出更近代的例子，因为那样就要得罪人了。其实，性是一种本能需求，正像饮食一样。我们之所以指责饕餮和酒色之徒，并不是由于他们对于食物和酒的兴趣不合法，而是由于这种兴趣在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中占有过大的比重。我们从不指责一个饮食正常的人。但是，那些禁欲主义者却不是如此。他们认为一个人应当把他的食量减少到勉强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当然，这种观念现在已经不是十分普遍，我们可以不予理睬。那些清教徒决意避免性的享受，所以他们要比过去那些反对食物享受的人更有意识性。这正如17世纪一位批评清教主义的人所说的那样：
如你要享受迷人的夜晚和关味的佳肴，那你就去和圣者同食。与罪人共寝吧。
由此可见，那些清教徒并没有压制住人类本性中那纯属肉体的欲望，只是把失之于性的东西转移到大吃大喝上。饕餮被天主教视为该罚入地狱的七大重罪之一，但丁也把饕餮者打入地狱的深层。但是，这种罪孽似乎有些模糊不清，因为我们很难说清饮食的兴趣应该达到怎样一种程度才属合理，而罪孽又是源于何处。吃没有营养的食物算不算犯罪？如果算的话，那么我们每吃一粒咸杏仁就会增加一分罪孽。然而。这种观念已经过时了。当我们看到一个饕餮之徒时，我们都知道他禀性贪吃，虽然我们对他有些藐视，但却不会严厉地斥责他。撇开这一事实不谈，那些从未尝过饥饿之苦的人，是不会对食物过于迷恋的。大多数人吃过饭后，只有到了下一顿饭时才会想到吃东西。相反，那些信奉禁欲主义哲学的人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食物，所以他们总是摆脱不了盛宴的幻想和那些携带着甘果的精灵的美梦。那些只能以鲸脂为生的孤立无援的南极探险者，总是计划着返家后在饭店里美餐的事情。
通过上述事实我们可以知道，要想使人们不迷恋于性，道德家们对于性的态度应当像现在人们对于食物的态度。而不应当像提贝易德的隐士们对于食物的态度。性和饮食一样，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的需求。当然，人类没有性仍然可以生存。而没有饮食就无法生存了。但是从心理的角度上看，性的欲望绝不亚于饮食的欲望。性的欲望越是压制就越是强烈，只有满足才可使它得到暂时的缓和。当性欲强烈时，它会把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排斥于理智之外，所有其他的兴趣都会暂时消失，此时的行为事后看来纯属神经错乱之举，使当事人为此感到内疚。此外，这种欲望会因禁止而极大地增强，和饮食的情况完全一致。据我所知，有些孩子在早餐时拒绝吃苹果，他们却跑到果园里去偷吃苹果，虽然早餐时的苹果是熟的，而偷来的苹果是生的。我认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现在那些富有的美国人，饮酒的欲望比20年前要强烈得多。
基督教的说教和权威正是通过同样方式而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于性的兴趣。因此，首先不信奉传统说教的那一代人必然会沉溺于性自由之中，其严重程度将远远超出那些在性观念上不为迷信说教左右的人所希望的范围，且不管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除了自由再没有别的措施能够防止人们对于性的过分迷恋。但是，如果自由没有形成一种习惯，并且没有和明智的性教育结合起来，即使有了自由，也是毫无作用的。然而，倘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有所偏见，那是一种罪恶。并且我认为这种罪恶目前已经相当普遍，尤其是在美国。在美国，我发现那些刻板的道德家不但反对性自由问题，而且很愿意相信有关他们反对者的各种无稽之谈。
那些饕餮者和酒色之徒以及禁欲主义者都是自私自利的人，他们的视野局限在他们自己的欲望之内，无论他们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还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是不会把全部的兴趣都集中他自己的身上的。他会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从中找到他认为值得他注意的对象。许多人认为，自私并不是一个堕落者的必然条件，它几乎总是自然冲动受挫所引起的一种病态。一般来说，一个酒色之徒之所以要竭力满足他的性欲，正是由于他得不到满足，这正像一个经历过饥荒的人往往要贮存粮食一样。所以，只有当一切有关幸福生活的冲动得到均衡发展时，才能产生心理健康的男女。他们决不会从自然冲动受挫中产生出来。
对于性，我并不是说不应当有道德和自制，因为即使对于饮食也是应当有道德和自制的。对于饮食，我们有三个方面的制约：法律、礼貌和卫生。我们把偷食物、吃饭超量和用餐不讲究卫生视为一件坏事。对于性也需要有类似的制约，不过对性的制约要比饮食的制约复杂得多，所包含的内容也丰富得多。此外，既然一个人不应占有他人的财产，因此，类似偷窃的行为并非通奸而是强奸，后者显然是法律所必须禁止的。至于卫生方面的问题，那几乎完全是针对花柳病而言。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卖淫的那一章里已经谈过了。显而易见取缔职业卖淫是除医疗外对付这种罪恶的最好办法，而取缔职业卖淫的最佳途径就是给青年人以更大的自由，这种自由近几年来一直在不断地增长着。
一种全面的性道德不能把性仅仅看作是本能的欲望和危险的根源。这两种观点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忘记，性与人类生活中最大的幸福是密切相连的。所谓最大的幸福有三件：第一是奔放的爱情；第二是幸福的婚姻；第三美妙的艺术。关于爱情和婚姻，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有些人认为，艺术和性是毫无联系的，但是，现在相信这一观念的人比过去要少多了。不言而喻，任何一种艺术创造在心理上都是与求爱有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一定很直接或很明显，但却是十分深切的。不过，要使性冲动升华为艺术上的表现，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必须具有艺术能力。但就是在同一民族中，艺术能力也是不尽相同的，有时很普遍，有时则难得一见。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与天生的能力相对的环境在艺术冲动的演进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二，必须具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这种自由并不是指要奖赏艺术家，而是指不要强迫或引诱他去形成会使他成为庸俗之辈的习惯。当朱利叶斯二世监禁米开朗琪罗时，他并没有限制这位艺术家所需要那种自由。他之所以监禁米开朗琪罗，是因为米开朗琪罗竟以要人自居，而他是不允许身份在教皇以下的任何人对他稍有不敬的。然而，如果一个艺术家被迫屈膝于有钱的主顾或市政府的官员面前，使他的作品符合他们的艺术标准，他就丧失了艺术创作的自由；如果社会的恐吓和经济的压力迫使他继续维持他那难以忍受的婚姻，他就会丧失艺术创作所需要的动力。
传统道德的社会从未产生过伟大的艺术。产生过伟大艺术的社会都是由类似爱达荷州所要阉割的人们组成的。现在，美国所拥有的艺术天才大都是从自由一息尚存的欧洲输入的，但是欧洲的美国化已经使得欧洲非向黑人求教不可了。由此看来，艺术的最后故乡即使不在西藏高原，也是在刚果的某个地方。但是艺术的最后灭绝可能已经不是遥远的事了，由于美国给予外国艺术家们的慷慨奖赏，必将导致艺术的灭亡。
在过去，艺术具有一种普遍的根据，这根据所依赖的是生活的乐趣，而生活的乐趣则是依赖于性的某种自发性。如果性受到压制，剩下的只有工作了，但为了工作而工作的做法是不会产生任何有价值的工作的。有人搜集过关于美国每人每天性交次数的统计数据。数据表明，美国人性交的次数至少不下于其他国家。我不知道情况是否真的如此，所以我无法否认。
为了加罪于性，那些传统的道德家把性的作用归纳为性交，这是他们最具有危害性的谬论之一。据我所知，无论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他们的本能都不会仅仅满足于性交。如果要使那种会导致性交的冲动得到满足，就必须有求爱、恋爱和伴侣生活，否则，虽然肉体的欲望暂时平息，但精神的欲望却而没能得到深切的满足。艺术家所需要的性自由是恋爱的自由，而不是那种通过陌生的女人去满足肉体需要的粗俗的自由。这种恋爱自由是传统道德家们所无法接受的。如果全世界在受了美国文化影响之后，艺术能够复苏，那么美国就必须进行改革，它的道德家必须减少一些道德，而它的非道德家却要增加一些道德。换句话说，无论是道德家还是非道德家都应当承认性具有更高的价值，而且应当承认幸福比银行中的存款更有价值。凡是去美国旅行的人感到最痛苦的，莫过于享受的匮乏。狂喜是暂时的解脱，而不是愉快的自我表现。先辈们过去常在巴尔干或波兰的村寨里伴随着管笛的乐曲跳舞，而他们的后代却终日坐在办公桌前，与电话和打字机为伍，虽严肃认真而又索然寡味。晚上，他们暗自喝上几盅酒，再听一点流行音乐，便自以为是在寻找享乐。其实，他们所寻找的不过是乏味工作之余疯狂而不完全的解脱。他们把钱财用于他们的身体的消遣，而身体中的灵魂早已变卖为奴隶般的生活。
我并不相信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与性有关这个观点。我不认为科学无论是实践上或理论上会与性有关；而且也不承认某些重要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会与性有关。在我看来，导致成年人生活中各种复杂欲望的冲动大体可以分为几种。人类大多数行为都是从权力、性和父母的关系中产生的，只有自卫所必须的行为除外。在这三者当中，权力最为重要。一个孩子由于权力极小，所以他充满了得到更多权力的欲望。的确，他的大部分行动都源于这一欲望。他的另一个主要欲望是虚荣心——希望受到称赞，害怕受到批评和轻视。正是这种虚荣心使他成为一个社会的人，并且使他得到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道德。虚荣心是一种和性极有关系的动机，虽然它们在理论上是彼此分开的。但是据我所知，权力却是与性没有多少关系。一个孩子之所以能够致力于他的学业并锻炼身体，至少是因为像虚荣心那样的权力欲的促使。我认为，好奇心和求知欲都从爱好权力而产生的。如果知识就是权力，那么爱好知识就是爱好权力。因此，除了生物学和心理学，科学必须看作是属于性的情感范畴之外的。既然弗雷德里克二世不会死而复生，这一观念也只能是一种假设。假如他还健在，无疑他会做出阉割一个杰出的数学家和一个杰出的音乐家的决定，以观察阉割对于他们各自的工作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估计对于数学家的工作的影响等于零，但对于音乐家的工作的影响则是无法估量的。如果我没有观察错的话，求知欲作为人类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活动，已经逃出了性的势力范围，虽然它是人类天分中最有价值的成分之一。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权力也是大多数政治活动的动机。我并不是说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于人民的幸福是漠不关心的，恰恰相反，我相信他是一个充满父母之情的人。然而，除非他同时具有强烈的爱权之心，否则。他将无法维持实现政治计划所必须的工作。我认识许多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如果他们没有远大的个人抱负，他们将很难精力充沛地去实现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利益。在一次紧要关头，林肯向两个反对他的参议员讲话。在讲话的开头和结尾之处，他都这样说道：“我是拥有伟大权力的美国总统。”毫无疑问，当他指出这一事实时，他是有几分愉悦的。在一切政治活动中，无论其目的是好或是坏，其最主要的两种力量就是经济动机和权力欲。在我看来，那种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去解释政治的企图是错误的。
假如我们上面的话没有说错，除艺术家之外，大多数伟人所以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是与性是没有丝毫关系的。假如这种事业能够继续下去，并成为普通的事，性就不能包括一个人情感的剩余部分了。认识世界的欲望与改造世界的欲望，是社会进步的两个主要动力。如果没有这两种欲望，人类社会就会止步不前，甚至倒退。也许过分的享受会使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冲动逐渐消失。当科布登想要动员约翰·布赖特加入自由贸易运动的时候，他所根据的是布赖特因丧妻正经历着悲伤。如果布赖特没有经历着悲伤，也许他就不会很同情他人的悲伤。许多人不得不追求抽象的事情，因为他们对于现实世界已经绝望了。
对于一个有能力的人来说，痛苦也许是一种相当有价值的激励。我认为，如果我们已经非常幸福了，我们就不会去追求更大的幸福了。但是，我并不认为，由于痛苦能够带来成果，人类的责任就是将痛苦带给别人。在99％的情况下，痛苦只能起到破坏作用；至于那1％，便是产生人类时自然的痛苦。虽然。某些难能可贵之士懂得如何避免悲伤，但是，只要有死亡，就会有悲伤。而既然有悲伤，人类就不应该以增加悲伤为己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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