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热情一阵风似的过去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头扎进了金钱、技术、消费文化带来的新世界中，年轻人的偶像换成了企业家与娱乐明星。高速增长的经济带来了繁荣景象，中国人的自信心因为物质的积累迅速膨胀。一股强大的反智风潮也开始兴起，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迅速边缘化。而政治权力也不像昔日那样无处不在，人们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尤其是在消费领域。
在这般自足中，谁还会有兴趣重提《丑陋的中国人》。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英雄们，似乎都失语了，即使李敖的2005年中国行，它所带来的旋风式的效应，更多像是个明星人物，而非思想上的启发。
三
严格来说，《丑陋的中国人》甚至算不上一本书。它的一半内容是讲演、文章、谈话，它们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复的，是艾奥瓦那次演讲的某种补充；后一半则是读者对此的反馈。
除去结构的松散，它的内容也谈不上有新意。通过一大堆例证，他谈到了中国人的脏、乱、吵、内斗、不诚实、心胸狭窄、自我膨胀，他相信这些国民特性，正是中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陷入屈辱的原因，而它的来源则是僵死的中国文化——它曾经大河滔滔，但随着岁月而逐渐停滞、僵化，变成了死水潭，变成了发臭的酱缸，不仅浸在其中的中国人变得丑陋，而且外来的新事物，也立刻被腐蚀。
类似的论述在20世纪的中国屡见不鲜。梁启超在1904年游历美国时，发现这里的中国人的确像是个肮脏、涣散、落后的群体；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不忘提及的中国人随意吐痰的陋习，仿佛也能关乎国家的未来；还有“五四”一代的思想家们围绕着中国传统所展开的激烈得近乎虚无的探讨，其中最引人入胜的鲁迅则发出了悲凉的长啸，创造出阿Q这样的民族寓言。
柏杨是这股中断潮流的继续，他并未为其加入新的维度。即使对他自己来说，《丑陋的中国人》也谈不上有新意，其中的表达在他20世纪60年代的杂文中，即有了全部的展现。或许在10年牢狱中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加剧了他对历史的悲观。
他的语言形式也没有太多可称道的。不加修饰的口语，使得这些文章直接，却也过分粗糙。与大部分作家不同，柏杨从未接受过像样的教育与训练。一本《作文描写辞典》才是他的写作启蒙老师。多年后，他仍记得“人物篇”、“风景篇”这些分类，他在那种文摘式的文章里，学习遣词造句。他流浪汉式的复杂社会经验，则令这些语言更增添了市井气息。它们经常引人发笑，却也经常拖沓、随性、缺乏层次感。
他的历史哲学也显得过分单一。中国历史的丰富性、起承转合、种种暗流，都被他简化成某种“本质主义”，用来证明今天的困境。
不过，这一切都不会妨碍《丑陋的中国人》的成功。它有一个大胆、富有争议、让人过目不忘的书名，它创造的一个便于流传的比喻“酱缸”，就如一个读者所说的，它像鲁迅的“阿Q”或李宗吾的“厚黑学”一样，为理解中国提供了某种捷径；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出现恰逢其时。
在《丑陋的中国人》正式出版的1985年，台湾地区与大陆，正处于某种相似的时刻。台湾的威权体制开始松动，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奇迹之后，一股文化热潮到来了，艺术家、作家、导演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来表达之前被压抑的情感与思想，对于中国的身份认同也开始被质疑；而在大陆，噤若寒蝉的时代结束了，当人们看到外部世界后，发觉自己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如此匮乏，原来之前一直生活在自我欺骗之中，冷静下来的人们也对自己酿造的悲剧既震惊又困惑。至于那些海外华人，曾经如此期待中国政府的强大，以便给自己的孤立身份带来某种支持，却发现自己从未如愿，总是要承受起国家政治的悲剧、历史的负担给人带来的压迫。
《丑陋的中国人》触发了一种集体性的情绪——为何中国人在进行各种尝试之后，仍处于如此可悲的状况。那些100年前的忧虑，仍然困扰着如今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充满着“五四”时期的自我反省意识，尽管有时它不免滑向极端、流于肤浅。龙应台的《野火集》，电视片《河殇》，像是台湾与中国大陆各自对柏杨作出的回应。
但这种诚实的态度，却可能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像柏杨自己在序言里所说，酱缸国的病人有讳疾忌医的传统，他会拼命抵赖疾病的存在。柏杨的论断，既让很多读者深感不安，也激怒了海峡两岸的政府。1987年中国大陆的媒体发动了对《丑陋的中国人》的批判，并禁止其公开发行，这种愤怒同时也暗示了这本书受到了多么狂野的欢迎，不到两年时间，大陆已出版了6个不同版本，且都是盗版。而在台湾，它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政党都自命为中国命运的传承者和拯救者，对于传统的诋毁，像是对它们的合法性的某种质疑。
不过，一切正在好转。1987年，柏杨在香港见到了几乎40年未见的两个女儿，一年后，他又回到了故乡。他和女儿们的一张合影让人感慨岁月的蹉跎。长女冬冬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的模样，两个女儿曾因身为“蒋匪余孽”的父亲而遭受折磨。
四
20世纪90年代是另一个世界。台湾进入了转型的喧闹与困境，一种“台湾奇迹”所带来的“世纪末的华丽”。在这个年代，知识分子不用再担心雷震、李敖、柏杨与江南的命运，当他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时，却发现不管说什么，人们都不再感兴趣，迅速兴起的消费与娱乐空间，挤压了严肃思考的空间。而且“台湾奇迹”也正在麻醉人们的神经，社会陷入了一种新的自足。中国大陆则像个放大版的“台湾奇迹”，整个社会冲入了淘金潮之中，人们没时间忧虑国家的命运。
这种趋势在新世纪到来时更加显著了。台湾人选举出了自己的“总统”，却发现它与最初期待的大为不同。而对于中国大陆，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谈论“中国奇迹”。她不断推出各种大型国家工程——将中国人送上太空，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坝，还举办一场历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柏杨在1984年秋天的演讲中所提及的香港，也顺利回归，而且它一点也没有崩溃的迹象。现在世界担心的是中国是否会太强大。
但是与这繁荣相对应的却是另一种腐烂。如果你看到这些年中国遭遇的一连串事件，你会发现中国人仍像是柏杨笔下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国游客比从前富裕了，他们带着吵闹、不洁走过全世界；走遍中国的大城小镇，会碰到千篇一律的丑陋建筑，和神情不安、内心焦虑的人群；整个社会的伦理系统几近崩溃，人们贪婪、短视，只为眼前利益考虑……中国到境外旅游的游客，给全球带来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新景观，他们随地吐痰、在公共场合大嗓门交谈、不守秩序、卫生习惯不佳，赢得了“丑陋的中国游客”的名声。
柏杨批判大半生的“酱缸”，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以“复兴国学”的名义，那些历史传统中的权术、虚伪、对人际关系的沉溺、自我麻痹又再次获得了新的动力。一个镀了金的“酱缸”，更容易被人接受。
1993年3月，柏杨最终完成了长达72册的《白话资治通鉴》的最后一本。这个史诗般的工程，消耗了他整整10年时间，他的通俗历史学家的身份，上升到新高度。除去1996年出版的口述回忆录，柏杨几乎再未写过什么。他仍偶尔出席一些研讨会，但很大程度上，他已成为一个历史人物，像是某个时代、某种思潮的活化石。
在某种意义上，柏杨仍保持着年轻时代的冲动劲。2008年年初，因陈水扁的言论，他气得住了院。在病床上，他面颊凹陷，满头银发。我很想知道，倘若他看到陈水扁家族丑闻的爆发，该作何感想。
因为中国的落后，他批评中国的国民性，而国民性的塑造则又缘于中国历史。这是柏杨的逻辑。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人物似乎都在类似的逻辑中挣扎。个人屈辱、国家的软弱、民族心理、历史，相互纠缠在一起。但很有可能，你发现其中并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
我重读了《丑陋的中国人》、他的回忆录，还有三册中国大陆版的《中国通史》。不知是出于对于一个刚刚逝去的老人的本能的善意，还是我更能理解人生的复杂性，它们都让我增加了对柏杨的尊敬。
他不是个敏感与深刻的作家，也不是能探索历史复杂性与动力的历史学家。但是，他的单纯、诚实与旺盛的生命力，却让人叹为观止。他是个流浪儿，经过商，卖过矿场的坑木，办过报纸，当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他昔日的最大梦想，就是拥有一枚金戒指和一顶钢盔。他在种种变动中，仍旧逆流而上。在整整10年的牢狱生涯之后，他仍能大声地说出“丑陋的中国人”。在私下里，他是个随时会起身打抱不平的人，他像个劳工一样在书桌前工作，饱受视力退化的困扰，只期望能将失去的时间抢夺回来。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以后，身不由己。”他在回忆录里这样感慨。而他的一生就像是一个身不由己，却顽强地寻找自己轨迹的石子。谁能想到，这个曾费尽心机编造假文凭的年轻人，到了晚年时会被称做“中国的伏尔泰”，这或许也是生活在种种悲剧与阴影之中的中国人身上，最光辉灿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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